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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国防部４３６４部队覆灭记
按语：此文是以真人真事撰写的。淇县地下工作者杨智勇、高千钧、段青受党的派遣，冒着生命危险打入了国民党国防部特务组织，先后破获了新乡、郑州、安阳等特务组织，并活捉了特务头子李延海。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不知道内情的人们把他们当特务看待，甚至在大型展览中，仍把他们的名子列入特务组织名单之内。文化革命中受尽迫害。他们冤枉极至，叫苦不迭。为了彻底给他们平反昭雪，我在新乡开了几个座谈会，了解了详实情况，趁着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写了此篇文章，先后被《史海》杂志、《新乡文史资料》、《淇县文史资料》刊登。
打入敌特内部
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战势每况愈下，败局已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义战兵勇，所向披靡，节节胜利，刘邓大军逐鹿中原，转战豫北，荡平平汉路，绝大多数城镇和乡村相继解放，新乡市成了敌人盘踞的一座孤城。１９４８年春，洛阳解放前夕，特务头子李延海带着他的全班人马——国民党国防部绥靖第三直属中队第十组，番号为４３６４部队，从洛阳仓皇逃至新乡市内，在姜庄大街郭家胡同“同聚锅厂”秘密安营扎寨，妄图负隅顽抗，垂死挣扎，恢复其旧日的天堂。
１９４８年，我党对地下工作者的指示是：重点向南转移，一则跟踪国民党军队撤退，二则到敌占区去，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地下党员高千钧受太行五地委城工部的派遣，以“田粮管理处雇员”的身份，先在新乡市内安了家，接着我冀鲁豫四地委城工部也派情报员杨春堂到新乡市做地下工作，暂居其丈叔伯哥哥段美家里。高千钧、杨春堂原籍都是淇县城里人，而且是换帖朋友，起初是高介绍杨参加革命的，二人虽分别属太行与冀鲁豫管辖，但工作上仍然相互配合，这也是上级知道的。当时，敌人在新乡市内控制很严，经常查户口。为了让杨春堂能公开出入活动，高千钧把杨当成自己的亲属填了家属证，改名为高百钧（百钧是淇县东街人，已病故）。这两位好朋友，为了党的事业，来到龙潭虎穴，平素称兄道弟，其实比亲兄弟还要亲。
再说特务头子李延海的助手秦安民（又名秦永安）来到新乡以后，任特务组副组长，兼特务组交通站站长．秦为了招兵买马，扩大组织，暗地走亲访友拉关系。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邂逅碰到高千钧（秦和高原是不同年级的同学，秦又知道高在洛阳参加了国民党青年救国军），十分热情，主动寒喧攀谈．秦企图依靠高发展组织，故屡到高家拉家常。久而久之，秦视高为知己，无话不谈。然而，谈者无心，听者留意。有一次，秦直言对高说：“我现在任国防部绥靖总队的交通站长，目前人数少，想发展一下组织，你在新乡时间长，熟人多，给我物色几个政治可靠的人吧！但千万要保密！”高千钧一听，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为谨慎起见，未明确答复，只是说：“试试看吧！”
秦安民走后，高千钧立找杨春堂商议，认为这是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的好机会，于是决定向上级请示后再安排。
１９４８年４月，我太行五地委城工部地下党支部书记王汉华从黄河南回机关——安阳水冶镇，路经新乡，高千钧知道后，从田粮管理处开了介绍信，接王进城，在家里汇报了自己想和杨春堂一起打入敌人内部的意图，王决定回机关后，向城工部长李艺林请示后再告知。由于战乱，交通不便，王走后杳无音信。高千钧怕出问题，马上让杨春堂前去向冀鲁豫党组织请示。杨跑到滑县，向直接领导人李锡禄（淇县城里人）进行汇报，李请示上级后，同意高、杨立即打入敌人内部，并随后派侯百林到新乡与他们联系。
杨春堂返回新乡以后，与高千钧开始行动，二人刻图章、写自传。高千钧改名高志英，杨春堂改名杨智勇，马上向秦安民表示愿意加入交通站。秦非常高兴，当即对高、杨说：“好！你们明天再找两个铺保（以商店的名义盖章作保）即可！”
高志英少时，在淇县有个同学叫薄报淇，此人思想进步，靠近共产党。当时，薄跟其父在新乡菜市街开了个中美酱园铺，高千钧向薄说明情况以后，薄非常支持，不仅以自己家的商店作铺保，而且又找了一家商店作了铺保。就这样，高、杨在薄报淇的掩护下，在秦安民的“关照”下，于１９４８年７月１日，顺利地打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当上了敌特准尉交通员。
高、杨二人打入虎穴以后，面对庞大的特务组织，觉得我方人手少，力量单薄。于是，秘密与党组织联系，请求要人。
１９４８年８月，冀鲁豫边区李锡禄又派地下情报员段清到新乡市工作。段与高、杨是同乡熟人，一见如故。所以，很快由高、杨作保人，也打入了秦安民的敌特交通站，同样当上了准尉交通员。这样，高、杨、段三人相互配合，基本控制了敌特交通站。
魔鬼手下的“心腹”
敌特交通站的任务是向他们的上级和兄弟组织以及内部各部门取联系、通情报，另外还兼有单独搜集情报的任务。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高千钧、杨智勇和段清经过向我冀鲁豫区党委新乡情报站（即敌工站）唐纪主任请示，经常把一些假情报或早已过时的情报提供给特务头子李延海，李认为高、杨、段三位青年很能干，非常赏识。
有一次，国民党飞机向我新乡周围驻军扔了三枚炸弹，李延海派高志英、杨智勇前去调查。杨智勇到现场观察了解，让高志英把炸弹爆炸的位置、弹坑的尺寸等马上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交李延海审阅，李又交国民党四十军参二处，四十军看到此情报既真实又详尽，表扬李延海情报工作做得好，李很高兴，更加相信高志英和杨智勇。
有一天，李延海把高志英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说：“我办公室缺一个通讯员，请帮助物色一个人吧！”高志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即对李延海说：“这个事好办，现在就有一个人，不知是否中意？”“那一个，说说看！”李延海迫不急待地追问。高志英也故作郑重地说：“给你找通讯员必须慎重，因为这关系着你的安全问题。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咱们交通站的段清，这个人年轻勤快，老实可靠，不吸烟，不喝酒，不嫖不赌，没有嗜好，是个信得过的青年！”李一听高志英介绍，置信不疑：“好！好！好！叫他抽时间来一趟！”高志英出了特务机关办公室，找段清商量，二人认为，事关重大，不能私自决定打入敌巢穴，应经组织批准。于是，立派段清步行３０里，到小冀我情报站，找唐纪主任请示。唐主任听完汇报，当机立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必须立即打入敌巢穴！”并对段清诙谐地说：“你从准尉交通员降到通讯员，可不能嫌官小啊！”段清也笑了：“我不在乎！又不发工资。”最后，唐纪主任交待段清：“你打入敌人办公室以后，要想办法把敌人的电台密码，特务名单，特别是敌人搜集我方的重要情报搞清楚，及时送来！”第二天，高志英领着段清去见李延海，李一看段清身材魁梧，精明灵利，很赏识。不久，段清走马上任，住进了特务机关办公室，当上了特务头子的通信员。
段清自跟随李延海以后，显得格外殷勤，提水扫地，铺床叠被，什么杂活都干。李看段清精明能干，又“言听计从，百依百顺”，故视段清为心腹，发给他国民党四十军军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即白天黑夜，戒严不戒严，进城出城畅通无阻），每逢去四十军开会，李延海必带段清参加，一些重要文件全由段清保管，很多要事都托段清办理。这样一来，段清不仅做了通讯员的工作，而且也做了勤务员、警卫员、秘书、副官的工作，为掌握四十军和其他特务组织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虎穴盗情报
段清自从打入敌人心脏以后，处处留神，很快摸清了特务组织的任务和编制。这个番号为４３６４部队的特务组织，主要承担四项任务：一是搜集我军情报；二是监督国军行动；三是破坏解放区和地下党组织；四是在新乡市及周围各县大搞谋杀活动。其编制是：组长李延海，副组长李再臣，下设一个交通站，一个行动队，三个情报组，三个潜伏组，一个办公室，一部军用电台。共计人员５２名，少数基干特务（即正牌特务），多为杂牌特务（外围特务）。交通站站长秦安民，电台台长张庆温，内勤孙自立，行动组长方世贤，三个情报组长分别是靳炳仁、莫武、李行初。基干特务配有巴朗宁手枪，转腰子弹带，一律穿军服，上尉军衔。他们都是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励志班毕业，都是蒋介石的骨干分子，都有一张与蒋介石合影照片。杂牌特务穿便衣，自备武器。段清把这些情报及时送给了我情报站。
为了把具体的文字情报搞到手，及时向党组织汇报，段清把特务组织的电台密码、人员名单、机要文件、重要情报等存放位置，全部记得一清二楚。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的一天，段清得知李延海和张庆温第二天不在家，马上外出告诉高志英：“明天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你可以去抄档案材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高志英一听机会到了，非常高兴，当晚准备了笔和纸，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大步流星地直奔特务机关。深秋季节，天高气爽，高志英摸了摸兜里装的武器——几支削好的铅笔，拐了几个弯，悄悄走进了敌特办公室。这座装满罪恶的敌特办公室，是三间坐西朝东的平房，外间有床和办公桌，北里间便是保密室。段清与高志英商定：高抄档案，段在二门外放风，若有人来，咳嗽为令。说完，段急忙打开里间门，从抽屉取出敌特档案，交给高志英，自己向二门外跑去。高志英立即挥笔抄写，铅笔折了再换一支，纸抄满了再换一张，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战斗，５２名特务的姓名、籍贯、住址、潜伏地点和一些重要情报全部抄录下来。高志英为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本来是理直气壮的，可他将材料藏入内衣以后，怀里象揣了小兔跳个不停。因为他知道这些材料是何等的重要啊，一旦敌人发现，不仅会招来杀身之祸，党组织也会遭到严重破坏。高志英定了定神，走到二门外与段清咬了一阵耳朵，立即离开了是非之地。
晚上，伸手不见五指。高志英上好房门，走进自己的卧室，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了工作。他将一部《论语》拆开，揭开双层书页，把获得的材料，用“６Ｂ”软铅笔，誊在书页背面，然后，小心翼翼地按原样将《论语》订好。最后，把《论语》与几本旧书混在一起装入一条口袋里，为作掩护，在旧书上面放了几包香烟。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段清按原定计划来到高志英家，扛着装《论语》的口袋，带着国民党国防部的特别通行证，直奔小冀镇——我冀鲁豫区党委新乡情报站，把写在《论语》上的材料亲手交给唐纪主任，并作了口头汇报。唐纪看了材料、听了汇报以后，满口夸奖：“你们几个青年真能干，时间不长，搞了这么多情报！”最后交待段清：“敌人在各县的潜伏人员，你们不用管了，由我们公安局监视或抓捕。对市内特务，你们要多与他们交朋友，全面掌握他们的新老住址、家庭成员、亲朋关系、社会活动。要做到胆大心细，不出漏洞！”段清返新乡后分别给高、杨进行传达。
为了更好开展工作，高、杨、段三同志联系了薄报淇、段美等几个工作关系，让他们帮助搜集情报、传送情报。薄报淇家——中美酱园成了情报组的联络点。这样，国民党四十军和特务组织的活动情况，及时地连续不断地飞向我情报站，使我军对敌人的军事部署（包括三个炮兵阵地），军事动态了如指掌。
打入敌特内部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我军攻克了郑州市，国民党国防部特务组织的郑州组就地潜伏，隐藏在市内。有一天，新乡特务头子李延海派杨智勇去郑州与该特务组联系工作，并交待智勇说：“郑州潜伏组住在太康路东头路北杂货铺内，铺门是木条斜钉的，你到那儿以后，先解开上衣中间钮扣，说一声‘生意发财’，然后进去再说一遍‘生意发财’，他们叫进内屋就进，否则立刻离开！”杨智勇接受任务后，马上找高志英、段清研究对策，三人讨论后，立派智勇前往郑州。智勇到郑州以后，按照三人讨论的意见，首先向我住郑的冀鲁豫四地委城工部郭志清、陈桂凡两同志报告了敌特郑州潜伏组的住处及李延海派他到郑的任务，然后才按李延海的交待，到太康路对暗号、接头、联系工作。之后，杨又向郭、陈二同志汇报了所了解的郑州潜伏组的一些情况。办完事后，杨智勇速返新乡，向李延海汇报说：“任务已经完成！郑州封锁不严，可以了解‘共匪’活动……”李听后夸奖杨会办事。不久，我城工部将敌特郑州潜伏组破获，但李延海并未怀疑杨智勇告密，而认为与情报组长靳炳仁的本家兄弟有关。这样，既破获了郑州特务组织，又制造了敌特内部的矛盾。
郑州特务潜伏组的破获，给李延海敲响了丧钟，他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于是，加紧对特务进行形势教育。有一天晚上，李延海召集了２０余名特务骨干，在同聚锅厂开会，高志英、杨智勇和段清作为“骨干”，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李延海故作镇静，给特务们打气说：“现在新乡尽管被共产党围困，但我们有美国人支持，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国民党讲个人自由，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不得人心，我们千万不要听他们宣传，不要上当受骗……”尽管李延海竭力叫喊，但特务们个个垂头丧气，闭口不语。高、杨、段面对敌人的宣传，恨之入骨，但始终未表露于外，李延海看着死气沉沉的会场，就向特务们发问：“谁知道马克思是那国人？”高志英抢先回答；“德国人。”“你从哪里知道的？”“上学时听说的。”李延海说：“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于是就欺骗大家说：“你们可以和共产党多交朋友，越多越好。我原来就是共产党，后来领着一个班连人带枪过来了！”李延海在会上解数用尽，也未鼓起特务们的士气。
轻装上阵
１９４８年底，新乡局势紧张，敌我斗争激烈，在敌人心脏工作的高志英、段清也百倍提高了警惕。他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家属转移到城外，以便轻装上阵，与敌人周旋。高志英回到家里，劝妻子带小孩立即离开新乡市，然而，久居新乡的妻子说什么也不愿离开新乡外迁。高志英知道妻子不明利害，但也无法泄露党的秘密。于是大发雷霆，“你不走也得走，若不听话，就把你捆起来送走！”“你们捆我走，我到封锁沟前就喊你们是共产党！”其妻反唇不让。高志英无可奈何，就让段清雇了一辆人力车，为了党的利益，不由分说，将妻子、小孩和衣物一起装了上去，直奔城外。戒备森严的封锁沟就要到了，高志英心里忐忑不安。他想：自己与段清虽有敌人的通行证，但妻子若喊自己是共产党，不就坏了大事——党组织会遭破坏，人头会落地，损失该多大啊！他环视了面带怒气的妻子，将段清叫到一旁，小声说：“我在前面带路，你要靠近人力车，紧跟我妻子，过封锁沟时她若喊我们是共产党，你就立即将她掐死说她是疯子！”“好！”段清答应了。封锁沟到了，高志英上前交涉，段清盯着高志英妻子的嘴巴，拭目以待。可谁也未想到，高志英之妻一言未发，顺利通过了敌人的封锁沟。高、段二人的心一下掉进肚里，他俩相互对视了一下，会心地笑了。
将计就计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李延海派杨智勇到信阳向国民党绥靖第三大队送情报、要经费。可是，我地下党组织未允许，杨智勇左右为难，只好天天应付李延海。１２月３１日，党组织批准了杨去信阳。智勇便带着特务组织的请示报告，军事动态，特务活动情报以及其他情报出发了。路上，他将计就计。当天赶到开封（当时已解放）我冀鲁豫区委办事处（即城工部），把敌人的所有材料交李清泉同志，李翻阅后。将重要内容进行了摘抄，然后交待杨智勇；你到信阳见到特务头子以后，要把新乡国军的形势说得很好，要求多拨款项。杨智勇离开开封昼夜兼程，元月１日到达郑州。那天夜里，狂风卷着雪花，铺天盖地下个不停。第二天凌晨，杨智勇冒雪南行。他踏着没膝的积雪，顶着狂风艰难地前进。到了郊外，雪野莽莽，坦荡无际，路无行人，沟壑难辨。杨智勇找来一根树枝作向导，一步一坑的走了十八里路，进入敌占区。他来到一座破庙里，将冀鲁豫区党委的信从身上掏出来，撕掉自己的名子放在神象下边。接着乘车到了信阳，杨智勇一下车被国民党绥靖第五公署二处扣押，他亮出特务证件以后，二处处长才热情地告诉他，第三大队迁至武汉。杨智勇为完成敌我双方交给自己的任务，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直奔武汉。经过七天跋涉，来到武汉市，在一家电影院里，找到了国民党国防部第三直属中队郭队长。杨智勇交了材料以后，又向郭队长汇报说：“豫北国军形势很好，新乡以北老远全由国军占领，‘共匪’势力薄弱，李延海准备长期潜伏，让您拨黄金４０两。”郭队长一听豫北还有李延海这道根，高兴万分，马上发给杨智勇金元券，买衣眼，热情招待。几天以后，郭队长突然对杨智勇说：“经费问题已请示南京直拨，款到后就通知你们组长。现在形势动荡，国共正在谈判，听说共匪要求惩处战犯。你要走就走，不走就等着整编，去台湾！”杨说：“我走吧！李组长还等着我哩！”
杨智勇从特务机关出来以后，找到了段清的哥哥段俊，在段俊的帮助下，搜集了当地报纸、武汉地图、机车编制、敌人部防等情报，迅速赶到开封，把敌人两方的情况向李清泉作了汇报，然后返新乡向李延海汇报。李一听杨智勇顶风雪冒严寒，千里迢迢送情报要经费，辛苦之极，更加器重杨智勇。有一次，李延海派杨智勇与四十军二处处长、作战处长一行七人去视察黄河大桥，研究炸桥事宜，杨智勇回来后，把敌人的炸桥方案连夜送到冀鲁豫区党委。还有一次，李延海让杨智勇去交换情报，杨发现四十军内部通报上写着：“活捉张公干（张是我冀鲁豫四分区司令员），奖大洋１０００元！”又发现敌人内部材料上写着：“职工出入封锁沟频繁，走漏了消息，暴露了国军军事目标，从即日起，严禁人员流动……”于是，他马上向我党组织汇报，并按照上级指示，与敌人针锋相对，宣传发动职工居民，迅速出城，减少伤亡，这样，敌人情报站，变成了我们的情报站。
孤军作战
１９４９年元月，高志英被太行党组织召回，去参加解放安阳的筹备工作。是年２月，杨智勇之母病故，暂离新乡，敌特内部只剩下段清一人。当时，尽管活动十分困难，但他仍坚持战斗。为了把情报及时送出，他发展了中美酱园雇员何志文作助手。有一天，段清持“特别通行证”护送何志文出城工作。何跑到我小冀镇情报站，机关已搬迁，只有一个姓王的同志留守。王把陈桂凡的信交给何志文。信上写道：“高千钧、杨春堂、段清三同志，奉冀鲁豫区党委命令，情报站搬回，有事请与我新乡市公安局李效康和石英才联系。”何志文找到新乡市公安局（也驻小冀），向李效康局长送了情报，汇报了工作。李局长让何转告段清“新乡即将解放，一定要坚持下来，严密注视敌特动向，电台不能叫敌人破坏，李延海不能叫跑掉，若活的抓不到，就就地处决，其他工作能做多少做多少。”段清接到上级指示，感到任务大，责任重，新的战斗在考验着自己，他暗暗下定决心：“坚决完成任务！”于是，他回到特务机关办公室，趁晚上没人将李延海的照片底板取了出来，悄悄送至中美酱园薄报淇处，让薄托人洗８张照片，转交给新乡市公安局李效康，以备李延海逃跑追捕。从此以后，段清对李延海更加殷勤，李外出他跟随，李赌博他作伴，李逛妓院他等侯，並向李延海表示：“咱们死活在一起。”李把段清作为心腹无话不谈，有一天，李偷偷地对段清说：“四十军靠不住，看来要投降‘共匪’，你要看管好门户，不经我同意，谁也不让进咱们的办公室。”段清听后，暗暗高兴。
挽救新乡
１９４９年４月，李延海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凌晨，他突然拟了一份电文：“四十军要投降，我们要长期潜伏，请立即派飞机轰炸新乡！”当天交给电台台长张庆温，命令其午夜向宁波、衡阳发报。随后，李延海又对段清交待：“张庆温今夜发电报，你一定监视好他。”段清了解张庆温家属在新乡市内，其内弟在八路军工作，也了解张庆温不是李延海的嫡系，而且二人之间有矛盾。于是，段清立刻找到张庆温家里，秘密对张说：“李延海对你不相信，今夜让我监视你发电报！”张一听很反感：“去他妈的吧！我知道这小子对我不会安好心！”段清关心地对张说：“咱俩在一块也不错，今天让你发电报轰炸新乡，这可不是小事啊，我光棍一条，不行就跑，你还有家属哩，炸弹也没长眼睛！”“你说咱们咋办吧？”张犹豫说：“我说咱们不发报。”“那李延海要问呢？”“咱们就说准时发出去了。”“那好！咱俩谁也不能暴露啊！”“咱俩还能谁出卖谁！”晚上，张庆温把电报稿交给了段清，段清把电报稿塞在墙洞里，用砖堵上。第二天，段清主动向李延海汇报：“昨晚，张庆温已将电报发出！”“好！咱们等着回报吧！什么时侯通知，咱什么时候撤离！”李延海得意洋洋地说。然而，国民党国防部根本未收到李延海的电文，新乡免遭敌机轰炸，李延海的幻想成了泡影。
活捉特务头子
１９４９年４月底，新乡就要和平解放了，李延海害怕四十军投降共产党以后，把他们的特务组织拱手交出来。于是，秘密制订了逃跑计划。他先让段清把电台藏在特务李再臣的文具店里，自己把机要文件、情报资料全部焚烧。然后，躲在东关四十军三一八团董营长家里。李整天闭门不出，由段清外出联系实施逃跑计划。有一次，李延海交待段清：“你先找到张庆温，让他带电台来这里，然后找咱们的人与沁阳县政府及保安一旅去青岛！”段清找到张庆温以后说：“李延海让我找你，叫你带电台和他去青岛！”张犹豫不决。段清马上劝他说：“你携家带眷的，去青岛谈何容易，千万别去见他，赶快躲躲吧！”张听了段的劝告，躲了起来。段清回到董营长处，对李延海说：“我跑了半天，也未找到张庆温！”李延海很着急，便命令段清：“到街上去转转，碰到咱们的人叫他们来见我！”段清在街上碰到许多特务，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的特务向段清打听李延海的下落，段清假装着急地说：“不知道，我也在找他哩！”段清回见李延海说：“街上乱轰轰的，咱们人一个也没见到。”通过段清巧妙安排，特务们终见不到李延海。李无奈，只好与段清商量南逃。段清唯恐李延海只身而去，便带着为难的情绪说：“李组长，我家很富（实际很穷），不敢回去，我有个哥哥在汉口，你只要把我带到汉口就行了！”李延海安慰段清说：“咱们只要到了长沙，还缺个事儿干，你赶快去同聚锅厂，向刘贵明借３０块现洋，明天出发，先去汉口！”
第二天，段清把手枪装满子弹，插入腰间，准备路经解放区时，伺机将李抓获。然而，狡猾的李延海，命令段清把枪留给董营长，段清在敌人内部，只好照办。早饭后，董营长率十多人把李延海、段清送出其防区——马小营，返回家去了。李延海立即命令段清：“你前边走，我后边走，保持３００米距离，若遇到啥情况，不要扭头，背后打手势，若走散了，黄河桥会面，不见不散！”段清一边走，一边考虑捉拿李延海办法。当段清步行８华里，来到台头村时，突然被我两名前线武装侦察员持枪拦住：“你到哪儿去？”“到郑州！”段清一边回答，一边凑到侦察员跟前，小声说：“你们的领导在哪里？”“找队长干啥？”“不用问，叫你们队长来！”侦察员一听命令似的口气，急忙跑到村去叫队长。李延海一看盘问段清，便躲了起来。一会儿，队长来了，段清立告队长：“我是新乡公安局的，后边那个人是特务头子李延海，等他过来以后，马上将我俩押送到新乡公安局！”段清说完，便向前去，隐藏到一座房子后边。李延海一看段清通过了，就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刚到一棵树下，只听队长一声怒吼：“站住！”李延海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呆了，还未反应过来，侦察员们七手八脚便抓获了特务头子李延海。队长又命令将段清“追”回，一块押到赵村我解放军营部。营部文书要分别审问段清和李延海，李延海很狡猾，只怕段清说漏底细，抢先受审，並编造事实说：“我家住在郑州老坟岗，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个瞎婶子，因生活困难，去新乡贩卖香烟，现在回家。”说着拿出３０块现洋，要求兑换冀南票。审讯的营部文书说：“我们这里不换，你到黄河桥兑换处去换吧！”段清一看李延海说完就溜走了，急得怒发冲冠，立告营部文书：“他是国民党国防部特务头子，你怎么把他放了？”“啊？”解放军营部文书立即从墙上摘下手枪，喊了几名解放军同志，跑步追了上去，不一会儿，李延海耷拉着脑袋被追回来，另行严密看管起来（后来，判了１３年徒刑）。
我军营部文书把抓获国民党特务头子李延海的消息报告了师部，师部左参谋立即赶快到营部询问，段清详细作了汇报，左参谋高兴地对段清说：“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立功了！”段清说：“左参谋！打个收到条吧，我该走了！”左参谋抬起左手看了看表，拉着段清说：“现在１１点了，怎么能走呢！你们在敌占区工作辛苦呀！我们的胜利与你们这些情报人员是分不开的，再说你不吃饭走了，我见到你们李（效康）局长、唐（纪）主任怎么交待呢！”中午，左参谋用油饼和绿豆米汤热情招待段清以后，派两名战士将段清护送到小冀镇——新乡市公安局。段清在公安局见到了李效康局长，把李延海被捕、敌电台及枪支存放之处，以及伪沁阳县政府、保安一旅企图窜逃青岛之事，全面作了汇报。李局长夸奖段清圆满完成了任务，并让秘书智书恒将段清暂且保护起来。
一网打尽
１９４９年５月，国民党四十军投降，新乡市解放了。段清、杨智勇和范波组成了三人行动小组，在公安局领导下，清查国民党特务及伪职人员。他们不分昼夜地查找线索、跟踪追迹。把特务的姓名、化名、现在住址及活动情况等搞清以后，报告我公安局。公安局全力以赴追捕、审讯、扩大线索，将二十余名未及逃离新乡的特务全部抓获。不久，在段清、杨智勇的配合下，逃至外地的方世贤、孙自立等特务也纷纷落网。
安阳解放以后，高志英发现特务交通站站长秦安民混入我教师队伍，于是，立告新乡市公安局杨智勇，杨智勇又报告给邺县公安局，经过共同研究，决定秘密监视秦安民，放长线钓大鱼。当时，秦安民与他发展的特务骨干姚鸿钧及其一伙，在安阳发展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豫北剿共司令部，下设八大处，活动非常猖獗。
１９５０年春，我邺县公安局将“豫北剿共司令部”破获，所有特务捉拿归案，秦安民、姚鸿钧被枪决。从此，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三直属中队第十组这个特务组织宣告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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