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 廉洁奉公 ——何鸿范传略

　　何鸿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广大干部的好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１９４７年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３０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历任村财粮，村长，区民政助理员，县纪检委秘书，县党校主任，县财贸部副部长，公社党委书记，县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等职。他一生联系群众，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９日，因患病医治无效，在淇县逝世，终年７０岁。

                                  一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何鸿范出生在河南省淇县西岗乡张近村，乳名水泉。何鸿范幼年生活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大家庭里，父辈５人，叔伯弟兄９人，全家男女老少３０多口人。这一大家子，为了维持生活，除了种自己的近百亩土地外，又租种地主家１００余亩土地。由于地租沉重，收不敷出，年年债台高垒，一家人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爷爷想方设法，费尽周折，在县城开了染房店，希望冬春农闲时染布赚些钱，养家顾口，然而在黑暗的旧社会，战乱连年，盗匪横行，染房几次被抢，两人被杀。天灾人祸，家破人亡，无奈何鸿范的父辈５人共同商议，将自己家的４５亩土地抵债，然后分居，各谋生路。
    何鸿范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他的父亲何永顺在他出生４０天时，因生病无钱医治而逝世，何鸿范的童年不仅失去了父爱，而且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他的母亲含辛茹苦，带着他和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度日。１９２６年，何鸿范７岁那年，他的母亲送他读私塾，冀其学点文化，长大支撑门面。１９２９年，何鸿范的大哥何鸿勋在染房看门，被军阀行劫时枪杀，何家又失去一根新的梁柱子，后来，其大姐夭折，二姐逃荒无音信，这些对何家打击很大，幼小的何鸿范深知家境的困迫。他冬春天上学，农忙季节下地帮家人干农活，有时也到淇县染房干杂活。１９３５年２月，由于经济困难，何鸿范辍学，专心务农。长期的生活磨炼，使他学会了割麦、扬场、犁耙耩地各种农活，成了种田的行家，这些本领为其后来做农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少年时代的磨难和坎坷；造就了何鸿范自强不息的精神，也造就了他刚直不阿，敢于斗争的性格。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３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淇县城，侵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国民党军政要员在蒋介石曲线救国的唆使下，纷纷南逃，淇县人民陷入日军铁蹄的蹂躏之下。１８岁的何鸿范作好了抗日救国的思想准备。不久，日军到张近村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祸害群众，激起了何鸿范及其村民的无比义愤。何鸿范联想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进而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灭我中华民族的狼子野心，是可忍，熟不可忍！他与哥哥何鸿彦一起召集十几个有抗日热情的青年，共同商议对付日本侵略军的办法。会上，何鸿彦说：“日本侵略军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要团结一心，同他们斗争，要给他们点儿厉害，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何鸿范说：“日军再来强奸妇女，我们要与他拼命，来一个消灭一个，我们不能丧失国格人格！”爱国青年们群情激昂，决定以铁锨、粪钗、抓钩等农具为武器，团结起来，消灭来犯之敌。
　　１９３８年３月５日，两个日本兵（即宫寄信夫、川上昌男）来到张近村，强奸李家姑娘，早有准备的青年们跟了上去，两个日本兵，拔出刺刀，端枪吼叫，何鸿范怒不可遏，大喊一声，“还不动手！”几个青年蜂拥而上，团团围住两个兽兵。何鸿彦抢上一步，搂住拿抢的兽兵，夺了他手中的枪，何鸿范手急眼快，用削尖了的粪钗把，将一个兽兵的头戳了个窟窿。两个日本兵在青年们脚踢和棍棒打击下，跪地求饶，何鸿范等青年怎能放虎归山，他们用缴获的步枪，将两个日本兵击毙，将尸体投进淇河。何鸿范兄弟两人带领爱国青年怒杀日本兵的举动，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鼓舞了淇县人民的抗日勇气。从此，日本兵被杀、失踪现象不断发生，日本兵再也不敢三五一群下乡胡作非为了。

                                  三

    １９４３年７月，淇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淇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１９４５年８月，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淇县各村庄相继解放。１９４７年春，何鸿范的家乡张近村解放了，何鸿范跟着共产党投入了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土匪顽杂的斗争。同年１０月，何鸿范被本村群众推选为财粮。１９４８年７月又被群众选为村长。在本村当干部期间，何鸿范办事公平，没有私心，他积极组织民兵、儿童团保卫家乡，与敌人斗争。土地改革运动中，他严格执行政策，把地主家的好地好房分给贫雇农。他家按政策应分３间房子，２０亩土地，可是他把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子较困难的群众。为此他曾被评为土改模范工作者。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何鸿范到县党校学习，他体会到党对他的关怀和重视，因而学习刻苦认真，思想觉悟提高很快，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８日，在县党校由杜二保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１９４８年，淇县西岗以南处于敌我拉锯状态，斗争非常残酷，国民党反动派、顽匪杨富、高永清之流以皇甫村为据点，经常带领顽敌袭扰解放区，杀我干部和群众，抢劫粮食和财物。当时，区干部紧缺，吸收积极分子参加革命，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势在必行。三区区委书记程俊迁、区长霍维祚接受过去因吸收干部不纯，造成６名干部牺牲的教训，慎重物色和吸收干部参加革命，后来程俊迁通过张近村老地下党员倪新岭介绍，得知何鸿范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对敌斗争坚决，出身好，人事关系好，心底善良。于是请何鸿范到区上谈话，程书记说：“鸿范同志，你愿意不愿意参加革命，拉游击，打敌人！”“愿意！”“有啥困难没有？”没有其它困难，就是家里的地没有人种！”程书记说；“那不要紧，可以找人代耕！”就这样，何鸿范当机立断，带着自己家的一杆看家土枪参加了革命工作，当上了三区民政助理员。当时，因区上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斗争，因而何鸿范每天跟着三区武工队，下乡宣传群众，征收公粮，打击来犯之敌。有一天夜里，何鸿范和区武工队到石奶奶庙村宣传党的政策，找保长收公粮，不料在村里与敌人相遇，双方不知虚实，立刻开枪射击、抛掷手榴弹，战斗异常激烈。最后，敌人被打败，死１人，伤多人，我方区财粮受伤。在游击战中，何鸿范经受了枪林弹雨的考验。

                                   四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淇县土匪顽杂也相继被消灭，何鸿范在党的领导下，下乡搞农村工作。他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带领群众搞生产，发动群众种棉花，发家致富。何鸿范善于联系群众，善于做群众工作。
他经常深入到农户家中访贫问苦拉家常，乡亲父老无论是大人、小孩、穷人、富人都和他说得来，都很尊敬他爱戴他。何鸿范还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能把群众中的大矛盾化为小矛盾，把小矛盾化为没矛盾，即使是家务事他也能管得很好。石佛寺村干部李ＸＸ和爱人经常吵架，影响工作和生产，何鸿范知道后，三番五次到他们家中做思想工作，分清谁是谁非，讲清夫妻之间相互谦让的道理，用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来约束感召他们，使他们重归于好。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何鸿范在农村工作中解决了很多家庭矛盾，使很多频于崩溃的家庭和睦相处。
全国解放以后，广大群众翻身得解放，有一批农村干部躺倒不干，认为有地种有房住，生活改善了，革命到头了，想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日子。何鸿范针对这种情况，整天做这一批人的工作，他曾对大屯村程ＸＸ说：“前几年我们扛着红缨枪还与敌人干，不怕牺牲流血，现在当干部，带领群众搞生产发家致富，怎么能不干呢！你不干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吗？”在何鸿范的说服下，不少干部又振作起来，愉快地走上领导岗位。
    何鸿范在农村工作期间，工作积极，成绩显著，曾被评为打蝗虫模范，护麦模范，防汛模范，抗旱模范，种棉模范等，他得到的奖状、奖章、奖品不计其数，群众评价他说：“何鸿范为人正派，深入基层，没有官架子，好接近，是我们的贴心人，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五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党组织派何鸿范到安阳地委党校学习。何鸿范深知自己的文化理论程度低，认识到共产党员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仅要踏实肯于吃苦耐劳，还必须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本领。为此，在党校学习期间，他不耻下问，勇做勤奋学习的模范，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毕业时，鉴定书上写道：“何鸿范自入校以来，思想进步，工作踏实，学习刻苦，态度端正，团结友爱，忠诚老实，善于学习先进，善于带动后进。”１９５１年元月，何鸿范在地委党校学习后，党组织调他到淇县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任秘书。当时，纪检委既没有书记、副书记，也没有办公室主任和各个科室，纪检委只有何鸿范一个人，统管全面工作。纪检委人少工作多，但他很稳重，办事认真公正细致，坚持原则，从不带任何私心杂念。有一位入党较早资格较老的干部甄ＸＸ躺倒不干了，组织上把他开除出党。不久，甄ＸＸ后悔了，要求恢复他的党籍。组织部个别同志认为甄是老干部老党员，退党不足一年，又都在县委工作，需要照顾关系，恢复其党籍。何鸿范坚持按党章办事，耐心做甄的思想工作，让其重新入党。后来，甄在他的帮助下，积极创造条件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２年元月２０日，淇县“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运动中有逼供信现象，冤枉了一些同志。何鸿范主持正义，积极做这一些人的工作。组织部张ＸＸ打成贪污分子后，有些人不明真相或怕受牵连，不敢接近张，何鸿范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知道张没有贪污问题，为了伸张正义，发扬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他力排众议，要求给张彻底平反，并耐心做张的思想工作，劝张想开些，不要自杀，继续努力为党工作。不久，何鸿范亲自写材料，落实政策，给张平反昭雪。他的举动，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

                                  六

    １９５４年６月，组织上决定让何鸿范到省委党校学习。何鸿范更加体会到党组织对他的重视，为此他在省党校不分昼夜，努力学习党的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理论知识，各方面进步都很快。同年９月２０日，省政府决议，撤销淇县建制，合并为汤阴县。何鸿范在省党校学习后，组织上派他到汤阴县党校任主任。何鸿范主持党校工作以后，不仅努力培训乡级干部和农村支部书记，不仅培训机关和乡村的理论辅导员，而且根据党的中心工作，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培训骨干，为党的现行政策服务。
　　１９５５年，何鸿范参加审干工作。１９５６年４月，何鸿范任县财贸部副部长，他深入基层，抓财贸工作。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汤阴县反右斗争开始，何鸿范对恶毒攻击党的右派分子进行无情斗争，对因说“错话”而打成右派的同志无限同情，并积极帮助他们树立跟着党走的决心。１９５８年，社会上“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泛滥，“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盛行，劳动不计报酬，吃饭不要饭钱，有的地方命令群众昼夜苦战，虚报产量，竞放“卫星”，浮夸风大为发展。何鸿范面对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抵制。他亲自到北阳乡、西岗乡、城关镇各村庄进行调查研究。当时，西岗乡只能收小麦６００万斤，可是上报产量浮夸到１０００万斤，群众一听收的麦还不够上交，收麦情绪低落，该割的不割，该打的不打，该晒的不晒，即使打一些麦子也堆到河堤上不管。何鸿范针对这个问题，再三叮咛乡干部说：“给上级报产量一定要实事求是，该给群众留的，一定要留够！”结果，全乡把４００万斤小麦用２５０只船运至天津市；每个社员只留下１６０斤小麦作口粮。何鸿范回到县委，向主要领导反映说：“群众没有粮食吃是个实际问题！”尽管某些领导给他扣上右倾的帽子，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走群众路线。

                                  七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何鸿范到宜沟公社任党委书记，他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到山区和丘陵地区蹲点，给群众排忧解难。他给身边的同志说：“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共产党人和一切旧官吏的根本区别。我们的干部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才会相信我们，才会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如果我们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只在口头上喊为人民服务，那就会脱离群众，一事无成。”在宜沟当书记期间，何鸿范工作出色，领导表扬，群众欢迎！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０日，淇汤县分设时，庙口公社在反“五风”中出了问题，党群关系搞得不好，组织派何鸿范到庙口公社任党委书记，恢复那里的党群关系。何鸿范上任后，立即深入基层访贫问苦，不久，全公社各村庄支部书记和贫困户与他亲如知已。何鸿范身为党委书记，工作繁忙，但他抽时间就下乡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次下乡，他看到几个社员不会耩地，麦垄弯弯曲曲，既浪费土地，也浪费种子。何鸿范走到跟前说；“我耩一遭试试！”这时，很多社员上前围观。认为书记肯定不会扶耧耩地。结果，何鸿范拿出了自己从小练就的真功夫，麦垄耩得笔直笔直，种子播得不多不少。在场群众拍手叫好，赞不绝口。一位老农伸出大拇指：“共产党的干部，好样哩！”
何鸿范在困难时期，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度难关，从不多吃多占一点公物。有一次，油城大队为了慰劳何书记，给公社送了几篓梨和苹果。有些公社干部觉得可以大饱口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雪白庄的苹果，油城的梨，大水头的柿子红了皮！”这是特产啊！可是，何鸿范知道后，谢绝了，派人送了回去，并教育大队干部，不要损坏集体利益，不要搞特殊，破坏党群关系。何鸿范言行举止，也教育了公社干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何书记是个干板硬正的人，（庙口）换了几任书记。谁也不象人家干净，吃饭与我们同灶，穿戴那样朴素，真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干部。”
　　１９６３年８月，淇县发生了百年未有的特大水灾，淹地１６．４万亩，倒塌房子４．５万余间，淹死牲畜４千多头。庙口公社地处山区，灾情较轻，西岗公社灾情极为严重，何鸿范顾全大局，不仅自己拿出钱粮衣物支援灾区，而且还发动庙口公社全体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援灾区。他组织人员把粮食、棉花、干菜、衣物等救灾物质集中起来，及时运往灾区。在救灾工作中，庙口公社受到了县委领导的多次表扬。
　　１９６５年３月，何鸿范改任县财贸部主任，上任后领导派他到付庄大队蹲点，他为了搞好生产，取得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一住两个月，不回一次家。
　　１９６５年７月，何鸿范担任淇县组织部部长，他坚持原则，执行惟才是举，任人唯贤的路线。为了协调干部之间的关系，他把组织部办成“干部之家”，无论哪个干部来到组织部反映问题，何鸿范热情接待，亲自端水倒茶，让客人坐沙发上，自己坐在硬板凳上谈心，来者无不为之感动。何鸿范身居组织部长要职，但从不谋私利，在市场物质紧俏时期，他没有利用职权买过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一台缝纫机。

                                   八

    １９６７年２月，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夺权阶段，淇县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各级群众组织开始层层夺党内“走资派”的权。何鸿范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罢了官，受到错误批判。何鸿范虽然觉得冤枉，但他深知自己不反党，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他相信党，相信群众将来会给自己平反。何鸿范罢官后，一直在县委机关食堂帮伙，扫地、切菜、破柴、和煤、担水样样都干。有人问他时，他说：“干啥都一样，反正我不反党！”一年以后，何鸿范的问题被澄清平反。平反后他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努力工作。１９６９年８月，县委书记李光远跟何鸿范谈话，让其到黄洞公社任党委书记。他不讲价钱，骑车带着行李卷走上了岗位。黄洞公社属于淇县深山区，特点是大而穷。何鸿范面对现实，依靠群众，发扬民主，遇事同群众商量。他到黄洞公社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好调查研究，他经常下乡了解民情，听取群众意见。有一次，他和胡玉国到大石岩村下乡，傍晚在向对寺窑村转移的路上，被暴风雨困在山顶上，山高路滑衣服湿，伸手不见五指，前进中，胡玉国滑落到岸下，何鸿范下岸扶起胡玉国以后，迷失了方向，他们用草木倒向，辩别方向也无济于事。无奈，只好挨淋受冻等天明。第二天，公社派人才找到他们。通过艰苦的调查，何鸿范发现黄洞公社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地少、水少、路难走！”于是他发动全公社干部社员闸沟造田、修水库、劈山修路。
    为了解决山区地少问题，何鸿范亲自在小柏峪村驻队搞试点，造海绵田。海绵田是沿山沟修建的，水小的山沟垒岸填土造田，水大的山沟，筑洞造田。即下面流水，上面种田，天旱堵水浇地，天涝顺洞放水。海绵田旱涝保丰收，稳产高产。小柏峪海绵田造成以后，何鸿范以点带面，召开战地会，推广经验。通过一年奋战，全公社１５个村共造海绵田１０００余亩，每年增收粮食１００多万斤。
    为了解决山区吃水浇地问题，何鸿范领导群众打井修水库。在柳林、东掌等有河的地方拦河筑坝修水库，解决部分山区的浇地问题，在没有河的地方，打旱井１５００余口，解决人畜吃水问题。何鸿范在山区视水如油，他发动群众把小股泉水（群众称“猫尿泉”）集中起来，用水管引到田里浇地，引到村里供人畜用水。
    黄洞山区交通不便，从全寨到形盆几十里路，就要趟河越沟７２条。爬山越岭，人担畜驮，直接影响公粮和山货的运输，经济损失很大。何鸿范看出了修桥铺路的紧急和重要，发动全公社群众，采取人海战术，男女老少齐上阵，劈山架桥修路。在修路期间，何鸿范吃住在工地，坐阵指挥，及时介绍修路经验，召开庆功会，表彰先进人物。通过一冬一春的苦战，修通了全寨至形盆，纣王殿至黄洞，大石岩至小滹沱，柳林至土门，温坡至前嘴５条大路，长达１００多公里。
    黄洞修筑了５条大路以后，交通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北岭后一带群众进城需要绕路２５公里，去黄洞公社办事需要翻越数百米高的风壑岭。由于风壑岭阻隔，牲口过不去，亲戚断来往。有时有要事翻越风壑岭，既难又危险，死人的事不断发生。群众反映说：“谁要能把风壑岭钻个窟窿，比愚公移山价值还高，那就成活神仙了！”何鸿范根据群众的呼声，带着本地公社干部阎万章到风壑岭视察。一路上，何鸿范观看了群众在路边石头上写的数十条标语，一致呼吁要求打通风壑岭。何鸿范感奋地对阎万章说：“打通风壑岭，给千秋万代的群众造福！”回公社后，何鸿范立即召开党委会，决议打通风壑岭。何鸿范组织人力勘察地形，从１５个村抽调民工４０名，在风壑岭两侧凿洞。他经常到工地解决问题，没有炸药用尿素换，没有技术找专家谈。经过两年零３个月的奋战，投资７万余元，修成一条长４７０米，宽４．５米，高４米的通车涵洞——群英洞，打破了千百年来“山南岭北距五里，亲稀友少不往来”的局面。群英洞通车以后，何鸿范召开党委会，总结经验，乘胜前进，决定在黄洞村西北方向，开山修筑解放洞。
    何鸿范在日常工作中，注重身教重于言教。他在县委工作，有小车不坐，坚持骑自行车下乡，在黄洞山区他坚持步行下乡，鞋底磨坏了，用车袋钉了又钉，他说这样不脱离群众，好到田间地头甚至钻到玉米地里与群众促膝谈心。有一次检查评比生产，何鸿范带领公社干部、农村支书，徒步一个山沟一个山沟的转，有些支部书记与何鸿范年纪差不多，跑一天很累，可一看何书记在前边带路，尽管翻山越岭，谁也不好意思掉队，何鸿范看到大家走不动了，就让大家坐在山坡上休息，他对大家说，上山有个诀窍，开始不能走得过快，必须稳住脚步，一步一步前进，“高山怕慢汉嘛！”在何鸿范的带动下，黄洞公社２５个干部，没有一个骑自行车、戴手表下乡的，没有一个干部在机关打扑克、吃喝、玩乐的。
    何鸿范对同志一视同仁，善于做思想工作。不管是上台干部或是下台干部，他都热情接待或登门拜访，对寺窑村刘支书下台后，何鸿范常去看望他安慰他，问寒问暖，鼓励他为建设山区放余热。土门村有个姓牛的同志，群众选他当干部，他坚决不当，谁都说不服他，何鸿范知道后，把其叫到水库边转了转，谈了谈心，牛想通了，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土门村群众称赞何书记有办法，何鸿范善于按照党的政策做思想工作，善于以理服人。何鸿范一生不会大声批评人，但说话入木三分，所有干部都不敢轻易犯错误。有一次，凉水泉村一个姓晋的支部书记因工作问题，将一社员捆绑起来，群众反映强烈，何鸿范知道后，给晋支书打电话：“老晋同志啊！党培养教育我们多年，你该懂得党的政策吧！你怎么敢随便捆人呢？无能啊！”晋支书还未放电话，可已面红耳赤，立即表示改正错误。何鸿范在黄洞公社工作期间，关心群众疾苦，无论谁家有困难，都找他帮助，何鸿范有求必应，为此，山区人民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山乡父老尊敬他，爱戴他，把他视为知己，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经常有人登门拜访串“亲戚”。１９７０年大年初一，８位山区老农民，步行４０多里，天未亮就跑到张近村叫门，给他拜年，何鸿范很感动，立即让爱人把全部饺子煮熟，热情招待。何鸿范一家虽然初一过年未吃上饺子，但心里都很高兴。

                                  九

    １９７３年３月，何鸿范调到县城工作，任淇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当时。正处文化革命中期，帮派活动严重。何鸿范坚持原则，不搞帮派，不随风倒，抵制“四人帮”那一套。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何鸿范提升为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他的职务变了，但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没有变，“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永远是他的座右铭。
    何鸿范生活上非常俭朴，一生不吸烟不喝洒，不吃肉。下乡不准群众做好饭，在家要求爱人做粗茶淡饭，为了节约开支，规定家人不买馍不换面条不买好菜。因为何鸿范吃饭生活不讲究，淇县老同志留下口头语：“老何吃饭——能吃”。何鸿范有８个孩子，一度５个人吃闲饭。生活相当困难。但他精打细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从没有欠过公家一分钱，没有吃过一次救济。
    何鸿范穿衣更是俭朴，一生没穿过一件呢子、料子衣服，没穿过一双皮鞋。一件平纹黑色棉大衣，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９０年，既当被子又当衣，整整伴随他３２个春秋。一件粗布内裤，补钉摞补钉，五颜六色，儿媳们洗晒都不好意思向外搭，怕外人笑话，劝他换一件，他说：“不要换，穿衣服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何鸿范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他给儿女们办婚事一律从俭，一不坐车，二不请客，三不受礼。他的大儿何秋林典礼仅动了两瓶酒，花钱不足６０元。三儿何桂林典礼办的较大，但从头到尾花费不足３００元。
    何鸿范一生为官清廉，一尘不染。他极力反对请客送礼，受贿索贿，他一生给群众办了许多好事，但没有接受过一次贿赂。有一次姜屯村一位烈属找他安排子女，何鸿范热情帮助予以解决，事后，这位烈属硬行给他留下两封鸡蛋糕，何鸿范拒绝不了，就叫儿子给烈属送了回去。
    何鸿范一生从不多占公家一分钱，也从不浪费公家一分钱，他的家里没有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一件东西是公家的，他不仅自己一心为公不谋私利，还经常用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教育家人，每年春节除夕之夜召开家庭会，总结评比一年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情况。他对每个家庭成员姓“无”姓“资”及优缺点进行总评。平时，何鸿范遇到公与私矛盾问题立即解决。１９７５年，他的大女儿盖房用生产队的马车拉了４车砖，何鸿范知道后，让大儿子秋林去算运费，生产队长说：“社员用车都没算运费，您也不要交了，这又不是故意巴结您哩！”秋林回家后向他一回报，何鸿范很着急：“人家不交可以，咱不交不行！”秋林说：“那咋交哩？”“不行请按吨公里计算吧！”最后，每块砖按５斤计算，４公里，共交运费８０元。１９７６年，他的大儿子秋林盖房，在赵庄买了几根檩条，大队定价每根８元，何鸿范知道后，说比市场价低，非让秋林按每根１２元付了款。１９８８年，他的三儿子桂林从单位给家拉了半车砖头，准备修压水机，何鸿范看到后就问：“你从哪弄来的砖，给人家钱了没有？”桂林说：“没地方给钱！”“咋哩！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是水泥点不用的砖，人家不要钱。”“不行！要么交钱，要么把砖送回去！”“我不去，人家说过不要钱！”何鸿范大发雷霆，让一个亲戚把半车砖头送了回去，并下令与桂林夫妇分居。何鸿范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身为县委副书记，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爱人及其子女一直是农村户口，直到退休没有一个利用职权进行农转非。在子女工作安排上毫不特殊。１９７４年，二儿树林当兵转业，自己找工作到交通局开车。何鸿范知道后，三番五次打电话撵了回去，让他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小女儿高中毕业，自谋职业，到县医院当护士，何鸿范不准她去，让她下乡锻炼了６年，才让她到纸厂当了一名合同工，相反他为其他同志东奔西跑安排子女十几名。他生活俭省节约，不浪费一分钱，但群众有困难找他，３０元、５０元毫不吝啬施舍给人家。他一生共救济困难户２０００余元，但临死存款不足１０００元。

                                 十

    １９８１年５月，淇县人大常委会恢复建制。６１岁的何鸿范到人大担任主任。当时，人大刚建立，机构不健全，困难很大。何鸿范领导人大同志们积极开展工作。他常对同志们说：“人大刚建立，人员少，资金困难，我们都要努力工作，给人民办不成大事办小事，但千万不能惹事！”何鸿范当人大主任，很注意节约开支，有一次，财政拨款开人大会，会后节余了１０００多元钱，有的同志建议搞点福利。何鸿范解释说：“这是县财政的钱，是人民的钱，咱们个人不能乱用！”最后把钱退给了县财政局。何鸿范主持正义，办事公道，坚持原则，处理问题正确。同志们称他为“淇县的活马列！”
    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５日，何鸿范坚决执行中央有关干部退休的规定，主动提出退休让贤，为老干部退休带了个好头。他在离休申请中说：“船到码头车到站，我今年６２岁了，根据国务院１９８２年６２号文件规定，我该休息啦，请县委批准我离休。”同年１２月，何鸿范办了离休手续。离休后，坚持锻炼身体，坚持看书学习，他时刻关心县上的经济建设，提些合理化建议，但总不干扰单位工作，不给领导找麻烦。
    １９８９年５月，何鸿范积劳成疾，得了重病，经检查，确诊为食道癌后期。儿女们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心如火燎，劝他快动手术，他说：“县财政经济困难，动手术就要花钱，不动手术，支吾几天算几天！”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知道后，再三做其工作，并决定尽力抢救。５月１３日，何鸿范不得已在县医院动了食道手术。手术后，刀口疼痛，全身难受，为了减轻护理人员和家属的痛苦，他以坚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嘴唇咬出了血，额头流出了汗，护理人员感动得掉下了眼泪。他的外甥劝他说：“你难受就哼哼几声吧！”他严厉而坚定地说：“哼哼啥哩，哼哼就不疼了？”８月２７日，何鸿范的癌症转移到肝部，痛得厉害，晚上左边刀口痛，右边肝痛，整夜不能睡觉。家里人劝他去郑州检查，他仍说：“县里正搞经济建设，县财政紧张，不去检查了。”组织上做其工作，他说：“我不工作了，不能发光放热了，不再给党和人民增加麻烦了！”最后县领导与医院院长对他说；“开刀后定期复检是规定的，应该遵医嘱！况且，花钱不会太多，县上拿得起！”何鸿范去郑州检查时再三问三儿桂林，检查一次多少钱，桂林怕他嫌钱多拒绝检查，故意说：“检查一次３００元。”后来，何鸿范批评三儿桂林；“你哥说检查一次５００元，你说３００元，谎报军情，早知这么多钱，我说啥也不去！”
    何鸿范忠于党，忠于人民，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１９９０年春，何鸿范骨瘦如柴，病情严重，他深知将不久于人世，决定亲自再交一次党费，于是让儿子扶着到了机关，会计让他先交一月党费。何鸿范坚持交了６个月，因为他明白自己以后不会再亲手向组织交党费了。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９日，何鸿范不幸病逝了，根据他生前遗嘱，家属准备丧事从简。然而，德高望重的何鸿范在人民心目中是一座伟岸的丰碑，省、市、县、乡、村的干部和群众哪顾他丧事从简的遗嘱。４月２３日，追悼会那天，几千人冒着严寒纷纷前来为他送葬，１１３部大小车辆开赴现场，１３０个花圈抬到会上，５０７块帐布送进灵堂。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参加了追悼会，县委书记刘贯军致悼词。
何鸿范参加革命以来，对党的事业坚定不移，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严以律己，宽厚待人，生活俭朴，永不忘本，严于家教，为人师表。他的一言一行给后人留下了光辉的典范，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原载《朝歌英魂》和《淇县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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