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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一个人和一次战争
看了殷作斌先生的《微子评价辨》，颇有感触。我就有必要再写点东西，同时与殷先生商榷。
一、认清一个人——微子是叛徒。
我对微子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
上世纪看到毛泽东一段话，说微子是汉奸。我不知道毛的依据是什么，相信，不行，我没有盲从的习惯；不相信，也不行，我不知道依据不等于毛泽东没有依据。於是存疑。
我看《吕氏春秋·
诚亷》：“（伯夷、叔齐）二子西行如周，至於歧阳，则文王己殁矣。武王即位，则王使叔旦就胶鬲於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山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禧！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
微子与周人签订卖国盟约。这就是微子叛徒的证据。我知道了主席并非没有依据，有盟约在，於是就相信了。
因为不见微子有卖国活动证据，想，光签个盟约，不就是一张纸嘛，没有活动，也算不得什么。所以，我原谅他，不恨他。
研究了牧野之战后，发现牧野之战实际上就是一场内外勾结的牧野政变。下面我还要说到，不多说。
牧野军事政变这一历史事实，在《周书》中也可得到佐证。《多士》中讲：
王若曰：“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乃）灵（善，引申为神圣。）承（接受）帝事（指命令。），有命曰：‘割（灭）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二适，惟尔王家我适（敌也。）。予其曰：‘惟尔洪无度，我不尔动，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故）不正（执而治其罪。）。”
译文：王说：“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听着，现在我周王奉上天神圣的命令，命令说：‘灭殷。’我们完成了这个命令，并报告给上帝。上帝要你们服从我的统治，不许怀有二心，但你们一定要和我王家为敌。我要说：‘是你们无视法度，我们并没有先进攻你们，是你们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我考虑上天既己降下大祸给殷，所以也就不再治你们的罪了。”（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7）
姬旦对殷遗民说：“我们并没有先进攻你们，是你们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
这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者是谁？应该是有地位、与周有利害关系者。微子与周签订有盟约，这样，微子就把自己的利害与周捆绑在了一起。所以姬旦的话等于揭露了微子的叛国行径。
《妲己并非蛇蝎女,商纣也并非那么昏庸》曰：“近年来陕西出土的铜器铭文，其中的史墙盘铭云：‘青（静）幽高祖，才（在）微灵处。雩武王既殷，微史（使）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卑处。’
“关于这段话，近代学者赵诚在《墙盘铭文补释》中是这么解释的，“微氏高祖早在文王时代就已暗地归周，所以生前‘在微灵处’，死后遵为‘静幽’，以示安安静静地呆着，像五体投地那样地臣服于周。不仅没有以军队助纣反周，还可能有过保卫文王或周国的业绩，建立过功勋，所以称得上是周王朝的得力辅助，上帝赐给文王的大屏。从这种意义上才能理解‘静幽高祖’是周王朝的有功之臣，当然值得称道。
“《尚书。牧誓》中也提到过助周伐纣的八国中有微国，正是有了微子和胶鬲这二人，才有了《盐铁论。相刺》中说的：“纣之时，内有微、箕二子，外有胶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这里把商纣之亡归罪在这几人身上，恐怕也不无道理。〈作者：鲁夫 〉
这一切说明，微子的叛殷，不仅有一般的盟约记载，牧野之战中与周人沟通，有周人“封”微子“于宋”的盟约兑现，有姬旦的揭发，而且有考古铜器铭文的记载。这就是一个证据链。从此，我们便坚定了微子是叛徒的判断。
殷作斌先生对说微子是叛徒颇不高兴，奋起要为微子“辨”。
殷先生说“微子与周人订了共头山之盟，只有《吕氏春秋•诚廉》一例孤证。”
《诚廉》讲什么呢？诚，是真心不虚伪。廉，是正直。《诚廉》就是讲真心正直不虚伪问题的。
文章说：“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坚与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犹此也。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於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于岐阳，则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
伯夷叔齐闻西方偏伯“似将有道”，便“西行如周”寻道。“观周德”，“观”有显示炫耀的意思。周人用名利成功俘获胶鬲、微子为例子，企图说服伯夷叔齐附周。然而“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最后决定“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与周人决裂了。
很明显，这是一个伯夷叔齐西去寻道的故事。二人西行寻道，结果发现，周人之“德”不符合伯夷叔齐所求之道，二人失败了。周人因伯夷叔齐的诚廉，“不可漫以污”，不能用名利俘获伯夷叔齐，也失败了。从而说明伯夷叔齐的诚廉，是“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
文章结尾又强调说：“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
这么一个伯夷叔齐不受名利诱惑，保持诚廉的故事，用以证明“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是“性也者所受於天也”的主题。
殷先生不看《诚廉》的主题，不看该故事在全文中的作用，与前后文的联系，单取该故事，便下结论说：
“这是一个武王伐纣前对殷用间的故事”。这么说真是与《诚廉》的主题风马牛不相及。
周人企图用名利收买微子的事实，诱惑夷齐投周，所举事实绝对不会虚假。
请问殷先生，你是根据什么定性为“用间的故事”的？证据何在？
接下来殷先生又提出五个疑问：
疑之一是“从故事情节看，伯夷、叔齐行到周时，文王已死，武王即位。即是说故事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前。二人听说武王用间，先派叔旦在四内与胶鬲盟，又派保召公到共头山与微子盟。显然，这应是周室绝密的事情，伯夷、叔齐两位外来之客是绝对听不到、看不见的。”
明白写着是“观周德”，既然要显示炫耀周德，就得有人出面说，没人宣传，怎么能显示炫耀周德？这个人是谁？文中没有说。听了来人的宣传，
“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
有人说，有人听，有人议，最后有决定。殷先生却说：“显然，这应是周室绝密的事情，伯夷、叔齐两位外来之客是绝对听不到、看不见的。”真奇怪，文中明明说“观周德”，“伯夷、叔齐闻之”。殷先生的这个“绝对听不到”的判断又是怎么来的？
殷先生又疑之说：“用间有多种不同的设计，伯夷、叔齐二人听到的消息，或可是周室故意放出的风，意在让这些消息传到殷都去，以离间殷的君臣关系。”
“用间”一说本身就不存在。夷齐根本无意到殷去，周人怎么用夷齐去
“离间殷的君臣关系”呢？
“或可是”又是什么意思？或许可能是？请问，是，还是不是？
殷先生的疑之三是：“如果他们真的有盟在先，微子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武王兑现盟约条款，还有必要那么卑躬屈膝乞降吗？”
《史记·宋微子世家》曰：“周武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微子早已降周。“周武伐纣克殷”之后，“微子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武王兑现盟约条款”，完全没有必要“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然而微子真的
“膝行而前以告”了。“告”什么呢？
“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这就是答案。这一条殷先生用不着“疑”。
微子“卑躬屈膝”，不是要“乞降”。早已降过，何用再“乞降”？
殷先生自己说：“成汤钦定的王位继承制度不是‘兄终弟及’，而是‘嫡长子继承’”“
这种规矩之厉害，微子肯定清楚。”难道微子一定要即刻“理直气壮地要求武王兑现盟约条款”，破坏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吗？难道周人非要立刻破坏“成汤钦定的王位继承制度”以激起殷民之愤吗？缓可平息事态，缓可安定民心，缓对周人对微子都有利。这样有利的事，他们都不干吗？
殷先生的疑之四是：“微子被封是在武庚复国失败被诛之后。”
对！殷先生说对了。问题是，武庚复国失败后封微子不算兑现盟约？还是算迟了？在盟约上并无时间规定。前边已说这是缓，缓对周人对微子都有利。
这一条殷先生也用不着“疑”。
殷先生的疑之五是：“武王率领西夷诸侯联军伐殷出师时，微子并不知情，还是等胶鬲至鲔水看到周师回来报告后，才知道周师的动向。”
殷先生说：“史已明载，当时微子已经出走，不在纣都”，怎么这里说“武王率领西夷诸侯联军伐殷出师时，微子并不知情，还是等胶鬲至鲔水看到周师回来报告后，才知道周师的动向”呢？
这么说，胶鬲从鲔水回来，是向微子报告的了！
胶鬲至鲔水看到周师回来，到底是到都城向帝辛报告了，还是向“不在纣都”的微子报告了？
“按理说，如果武王与微子早订好了里应外合的计划，周人早就该将周师何时出发何时到达殷都全部告诉微子，绝对不会再要微子派胶鬲去探听。”
“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诸侯伐纣。”武王灭殷，什么时候出兵，主动权不在周人之手。周人怎么会早“都全部告诉微子”？
更主要的是胶鬲至鲔水候周师不是侦察的。〈下文还会细讲〉
以上五疑，均无道理，合起来也撼动不了微子与周人签订了共头山之盟的事实。
殷先生说：
“除《吕氏春秋•诚廉》以外，得要有旁证。”
“父为子隐，子为父隠，《春秋》为贤者讳，为尊者讳”〈明庄元臣《叔苴子》〉在这样又“隐”又“讳”
，“无是非”的社会风气中，能不给微子这一条讳，已经不简单了，还要多少条作旁证呢？
二、认清一次战争——牧野之战实为牧野政变
①、真实的牧野之战
古籍史料当中以《吕氏春秋
贵因》和《史记
周本纪》记载最详。
《吕氏春秋
贵因》对牧野之战的记述：
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
武王使人侯殷，反报岐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矣。”
武王曰：焉至？对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对曰：谗慝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曷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日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不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已为人之所恶，先阵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
《史记
周本纪》关于牧野之战的记述摘录如下：
《史记·周本纪》：“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殷本纪》：“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诸侯伐纣。”〉……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侍於郊。……武王已乃出复军。其明日，除道，修商纣宫。……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其他古籍相关记载：
“鼓之不进，皆还其刃，顾以向纣也。”（贾谊《新书·保膊》）
“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进。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荀子》）
“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于宋。”〈《荀子。成相》〉
“兵不血刃而克殷诛纣。”（《尉缭子·武议》）
这里我还要提醒的是，《贵因》中应重视“殷”字。“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将之殷也”“将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都是用的殷，只是最初概括周灭殷时用了一个“纣为禽”，其它地方均为殷。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书用词与《吕氏春秋》有不同：
《史记》用“帝纣师。纣师虽众”“
纣师皆倒兵以战”“纣兵皆崩畔纣”
《荀子》用“鼓之而纣卒易向”
《续博物志》更用“西伯军至鲔水，纣使胶鬲候周师。”
将“殷使”改为“纣使”，将“殷已先陈矣”“至殷”改为“纣师”“纣卒”“纣兵”。
以上就是史书记载的牧野之战。
我只所以不厌其烦地将《贵因》中周人灭殷的叙述几乎全引，又将《史记》中写牧野之战的内容摘要录下，又将其他文献中的有关内容也列出一些，原因只有一个，它们是我说话的根据。
以上史料尽管出处不同，但均对准牧野之战，相互间没有矛盾，只有相互补充。从中不难发现，在牧野之战前、战中和战后，殷人主动与周人有过四次接触：
第一次殷人主动联系周人。
牧野之战前。“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诸侯伐纣。”
可见武王伐殷与殷之大师、少师奔周有关。没“奔周”前
“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所以一直不敢出兵，不敢伐殷。太师少师奔周之后，周知道了，如果伐纣，有“因”了，即殷有内应了。“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有“因”为其所用，还有什么敌人呢？所以，什么也不怕了。於是遂率诸侯伐纣。由此我们有理由说，武王伐纣是应殷人之邀，战机是由殷人选定的。大师、少师奔周是请兵的。
第二次殷人主动联系周人。
武王伐纣行军途中。“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胶鬲候周师是“殷”派出的。
这一次，殷人要干什么呢？用《贵因》的话说，是“朝要甲子之期”。
即胶鬲朝见武王，以甲子之期为约。
定“甲子之期”，即双方确定了“作战”的时间、地点。其他军事机密是不能随便泄露的。作战方法就留在了最后。
“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郊之后，武王“先庶国节窥戎”。
进一步检查殷军准备情况。
再接下来进行了誓师。武王在《牧誓》中明确告诉他的部队：“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意即对前来投降的殷军不要杀死，要让他们为我们服务。这时才将与胶鬲商定好的作战方法告诉了大家。
再接下来是，“至殷，因战”，即“鼓之”，“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即“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进。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即周人“因殷人”而战。凭借殷人灭殷。
第三次殷人主动联系周人。
“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之”，前徒倒戈，微子启驾到，武王善之。
历来是走卒在前，元帅在后。现在是微子亲自驾到，与武王联系。两位最高领导最终走到了一起，指挥权归一，且共庆计谋成功。
最后是“大克之”，“而纣为禽。”
战斗中，前徒倒戈之后，微子与武王友善相见，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证明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帝辛。
微子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时不一清二楚了吗？
第四次殷人主动联系周人。
战争结束之后，微子又见武王。“周武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史记·宋微子世家》〉
微子又一次主动去见武王，可笑的是“膝行而前以告”。按理说，武王应封微子继殷祀，但武王作出“复其位如故”的决定。应该说这是微子“膝行而前以告”的结果，并非周人不履行盟约。只有微子继殷祀周人才放心，让武庚继殷祀是微子与武王共同玩弄的策略。
殷人主动与周人的四次接触，贯穿于出兵，行军路上，战场上及战后的各个重要环节。给人的感觉不是武王伐纣，而是殷人安排武王伐纣。
四次殷人主动联系周人，三次都是与武王签订过盟约的胶鬲微子完成的，其中两次是微子完成的。
第一次请兵，尽管说是“奔周”，细细想想，还是“殷使”。第二次明确讲的是“殷使”，后两次都是微子亲自出马。
殷人四次主动联系周人，前两次是“殷使”。
此时比干已死，箕子在囚，王室要员唯有微子。这个殷是微子无疑。派太师少师到周请兵的是微子，“殷使胶鬲候周师”的殷是微子。最后两次都是微子亲自出马。这说明什么呢？总指挥是微子！
应该说微子是牧野之战的编剧兼导演。
郁离子曰：“汤武之所以无敌者，以我之敌敌敌也。”
这就是真实的牧野之战。
围绕牧野之战，殷人四次主动联系周人，微子、胶鬲、武王，即殷、周始终是相通的。难道不能说他们是共同谋划的吗？他们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毫无戒备的帝辛，这样的战争难道不能说是军事政变吗？
“所谓‘牧野之战’、‘牧野大战’、‘武王伐纣’，只不过是一个卑鄙的内外勾结的军亊政変，是微子和武王给帝辛设下的一个陷井，一个圈套而己。”“无论从亊情的经过还是从周公的话语，都说明，三千年前发生在殷都朝歌南郊牧之野的军亊亊件，是一场军亊政変。这既不能叫武王伐纣，也不能叫牧野之战，更不能叫牧野大战，只能叫牧野军亊政変。它是一场内外勾结，经过长期精心准备的军亊政変”。
这样说有多大错误呢？
然而，殷先生却说“我们认为岳先生这种以想象来诠释历史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殷先生的“历史唯物主义”。
殷先生说“对微子的研究，周、殷决战的牧野战况是不能回避的”。怎样“来厘定牧野战况”呢？应该“ 从纣都是否受到保护来厘定牧野战况 ”。
关于牧野之战对“纣王都朝歌的破坏程度，历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血流漂杵”说，……一个是“兵不血刃”说，……”“上述两种说法哪一个可信呢？衡量的标准可以看也仅能看周师在牧野会战得手后，武王挥师入城时对时有上百万人口的殷都的保护意识和破坏程度。”
“真正的史实应该不是殷都和平解放，而是殷都当年受到极大的破坏。”“从比《史记》更早的箕子的《麦秀歌》可看出，箕子作《麦秀歌》时，时有上百万人口的殷都已经沦为一片废墟，这是支持“血流漂杵”说的铁证。”“《麦秀歌》是箕子被封朝鲜回来朝周，还武王顺水人情途中路过朝歌或特意重返朝歌看看时写的。《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殷后二年（即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十三年），武王向箕子问道。《麦秀歌》当然就是箕子在武王克殷后的第二年写的。”“《史记•周本纪》说武王挥师入城时殷人出城列队欢迎根本不可信。”
这么说，箕子作《麦秀歌》的时间就是关键了。
殷先生一个“当然”就把时间定下来了：“在武王克殷后的第二年写的。”
《麦秀歌》果真是在武王克殷后的第二年写的吗？
我们查点资料吧！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听完了之后，“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鲜而不臣也。”
“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乃作麦秀之诗……”〈《史记
宋微子世家》〉
可见，武王克殷后二年，是武王封箕子於朝鲜的时间，而不是“箕子被封朝鲜回来朝周，还武王顺水人情途中路过朝歌或特意重返朝歌看看”的时间。
我们再看。
一段资料是中国的：
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微子》篇中，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云："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在，父师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父师在夷，与箕子开发朝鲜吻合。西汉焦延寿《易林》也说："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它们的记述可以互相印证。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得比较系统具体。其曰：纣王末年（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进入商都朝歌，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出狱后的第二年，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于是陈述了《洪范》九畴。武王听了，非常高兴，要重用箕子。箕子早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尚书·微子》）于是请求前往与商有一定族缘关系的朝鲜。
武王因而封他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这时箕子已经52岁。4年之后，箕子从朝鲜前来朝见周王，经过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箕子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作了《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诗歌中的"狡童"比喻不听忠告的纣王。诗歌采用男女恋歌的形式，反映君臣关系，为后世比兴手法的渊源。
这一资料表明，武王问道箕子时，箕子尚未往朝鲜去，问道之后才前往朝鲜的，四年之后才从朝鲜回来，作了《麦秀歌》。比殷先生说的晚了四年。
一段资料是外国的：
高丽王朝僧一然著《三国遗事》追述了朝鲜族始祖檀君的神话，并提到了箕子。书上说：天帝的庶子桓雄与化为女子的熊结合，生下"檀君"王俭，他就是古朝鲜全民族的共同始祖。现代韩国与北朝鲜仍然有时采用檀君纪年,即以公元前2333年为檀君元年。檀君御国1000多年以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檀君就谦让地退隐了。
箕子开发古朝鲜的具体情况，该国史书《东史纲目》的记载比中国史书更详细。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写《东史纲目》时，不仅参考了中国的各种史书，而且广泛总结了该国《三国遗事》、《三国史记》、《三国史略》、《高丽史》、《丽史提纲》、《东国通鉴》、《东史纂要》、《东史会纲》等史书和历代作家文集的成果。他在《东史纲目》卷一记载说：
己卯（周武王十三年），朝鲜箕子元年。殷太师箕子东来，周天子因以封之。箕子，子姓，名胥
壬午（周武王十六年），（箕子）四年，箕子朝周。箕子以素车白马[注：殷人尚白也]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不可，欲泣为近妇人，乃作《麦秀》诗以歌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人闻之，皆为流涕。
中、外史料同时将《麦秀歌》的写作时间指向武王灭殷后的第五年，而不是殷先生所说的“当然就是箕子在武王克殷后的第二年写的。”
殷先生，你认定的时间错了。
即便殷先生再强调“这是在武庚复国被诛之前，即是说在周公平叛之前，殷都就已经沦为一片废墟了。”事实相反，武王灭殷后的第五年，殷都成为废墟正是在武庚复国被诛之后，而不是在武庚复国被诛之前。
即便殷先生再强调“可以排除殷都是由于周公平叛才沦为废墟的可能”，然而，箕子看见的废墟朝歌“正是由于周公平叛才沦为废墟的”。
历史就是历史，今人改变不了历史。今人为历设计得再好，历史还是历史，它不会改变。
可见，真正的史实不是武王当年入殷都，殷都受到极大的破坏，而是殷都和平解放。
殷先生说“如果三千年前全球的明珠城市帝辛（纣）实际政治中心朝歌能受到武王的保护，如同解放战争中，明清古都北平受到完整保护那样，那么微子就是罪该万死的里通外国分子。如果三千年前全球的明珠城市帝辛（纣）实际政治中心朝歌受到严重的破坏，真的成为箕子笔下一片废墟的话，那么微子卑躬屈膝地向周人投降就是忍辱负重，乞求武王罢兵，为保护朝歌民众不受周师杀戮的英雄行为。孰是孰非，二者必居其一。”
这样看，“微子就是罪该万死的里通外国分子”无疑了。
殷先生说：“《史记•周本纪》说武王挥师入城时殷人出城列队欢迎根本不可信”。
《续博物志》中的一段记载就是写殷人出城列队欢迎武王入城的：商容与殷民观周师之入。见毕公曰：吾新主也。容曰：非也。其人将有急色。君子临亊而惧。见太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其人虎踞而鹰趾，当敌将众，威怒自倍，见利即前，不顾其后。故君子临众，果於进退。”见周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其为人忻忻行休，志在除贼。是非天子，则周之相国。故圣人临众知之。”见武王曰：“吾新君也。”容曰：“圣人为海内讨恶，见恶不怒，见善不喜，颜色相副，以是知之。（《续博物志》卷十）
可见《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是可信的。
殷先生的“周师和西夷诸侯联军入城后的‘血流漂杵’”说，真是一大发明。可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学说。
请问，到底是谁在“以想象来诠释历史”的呢？
关于如何认识和理解“兵不血刃”和‘血流漂杵’的问题，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我认为两个说法都对。为什么？角度不同。
从周人说，在雨中长途跋涉，“卒病”。最后是挑精兵，选好车，择壮马，“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战於牧野。”所以，周兵到达牧野后，已是强矢之末，丧失战斗力了。“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进。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荀子》）周人是“乘殷人而进”，“因殷人”“
诛纣”，“杀者非周人”。从这个角度说，武王是“兵不血刃”。
从“殷人”“
诛纣”这个角度讲，帝辛可手格猛兽，倒拽九牛，他的卫队亦非凡手。所以在武王驰倒戈叛军追杀帝辛时，战斗是惨烈的，是“血流漂杵”。
从周人角度讲，从歌颂武王角度讲，“兵不血刃”。
从“纣为禽”角度讲，从叛军追杀帝辛角度讲，是“血流漂杵”。
殷先生说：“胶鬲不是微子的使者，而是纣王的使者。”
这个问题缘于《贵因》。关于《贵因》前文已有解读，不必重复。
“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殷先生所引《贵因》中的故事，正是讲牧野之战中武王用“因”的故事。就是讲“甲子之期”的故事，讲周人怎样“因殷人”灭殷的故事。
殷先生解说“胶鬲候周师”的故事，最少有两个错误。一是“胶鬲候周师”的候。
候，殷先生当“侦察”解，“胶鬲来侦察周师”。错了。你仔细“推敲”“推敲”，胶鬲去“侦察”武王的军队，他就是探子，就是武王的敌人，他只能远远地看，偷偷地打听。如果被周军抓住，不是被砍头，便是进监牢。胶鬲受到的是什么待遇呢？“武王见之”，而且是密谈。规格之高令人瞠目。这哪里是侦探，胶鬲是武王的座上客。所以这个“候”是等候，不是侦察，是前边讲的等待朝见。
“至殷，因战，大克之。”殷先生解释为“武王到达后，就立即开始战斗，结果大败殷军”。殷先生知不知道《贵因》重点讲的是什么？“至殷”是至殷军。“因战”是什么？“因战”是凭借殷军战斗。
“因战”是“就立即开始战斗”吗？可笑！
殷先生所引，正是史书对微子与周师如何具体配合行动的记载。然而殷先生却说：“记载殷周牧野会战的史书多得很，也未见有任何一部史书上有关于在牧野会战期间微子与周师如何具体配合行动的任何记载”。除《贵因》外还有：“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于宋。”〈《荀子。成相》〉这算不算在牧野会战期间微子与周师如何具体配合行动？
视而不见，此之谓也。
胶鬲是不是微子的使者，前文已讲。我想说的是，胶鬲不可能是帝辛的使者。理由如下：
第一，胶鬲是“殷使”，干什么呢？“朝要甲子之期”，与周研究如何灭殷的，如何当周灭殷的“因”。说白了，如何作周灭殷的内应。帝辛会派胶鬲去办这事吗？
第二、武王远道伐殷必是秘密行动。《吕氏春秋
精谕》曰：胜书说周公旦曰：“廷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胜书曰：“有亊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亊。殷虽恶周，不能疵矣。口吻不言，以精相告。纣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於无形，耳听於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吕氏春秋
精谕》）
周人平时办事对帝辛如此秘密，使“纣虽多心，弗能知”。现在他要灭殷，对帝辛一定保秘再保秘。帝辛不知道周人来，怎么派胶鬲候周师？
第三、如果胶鬲是帝辛的使者，说明帝辛知道了武王来犯。殷先生必然知道弦高犒秦师的故亊。秦人在郑国有内应了，秦人便兴师伐郑。当秦人知道郑国知其来时，孟明便说“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武王原本知道自己不是帝辛的对手，在无内应的情况下，竟兴师伐殷。可能吗？
当武王得知帝辛知道其来时，竟然不“还”，还敢将攻殷的时间地点告诉胶鬲，让胶鬲报知其主帝辛。这可能吗？
武王不但不还，还要拼命继续前进，累得“卒病”，
“卒病”怎么战斗？这不是找死吗？
事实是武王不但不死，还
“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荀子儒效篇）“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尉缭子·武议》﹚“适令武王不耕而获。”这可能吗？
天下哪有这等奇事！
所以说，胶鬲是“纣王的使者”说，是不能成立的。
殷先生说“以京郊牧野为主战场是纣王预先选定的”“正因为胶鬲的报告，纣王才预先知道周师将在甲子日到，所以他才预先拼凑出七十万奴隶兵（从《史记•周本纪》），预先将这些奴隶兵开到牧野战场，摆好阵势，计划拒敌于国门之外。”
《贵因》明明记载：“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武王果以甲子期至殷郊。”殷先生偏说：“以京郊牧野为主战场是纣王预先选定的，不是周武王预先选定的。”到底武王自己说的对，还是你殷作斌说的对？
如果真能拼凑出七十万奴隶兵，不要说军事家帝辛，就我这个草民想到的，第一就是凭借黄河天险，截击周兵。第二，在山区设伏，伏击周兵。不会等在牧野与周兵死拼。何况身经百战的帝辛？
殷先生在前边说：特别是岳先生的说法最为典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牧野之战’、‘牧野大战’、‘武王伐纣’，只不过是一个卑鄙的内外勾结的军亊政変，是微子和武王给帝辛设下的一个陷井，一个圈套而己。”“无论从亊情的经过还是从周公的话语，都说明，三千年前发生在殷都朝歌南郊牧之野的军亊亊件，是一场军亊政変。这既不能叫武王伐纣，也不能叫牧野之战，更不能叫牧野大战，只能叫牧野军亊政変。它是一场内外勾结，经过长期精心准备的军亊政変”。岳先生甚至认为“实际上奴隶兵倒戈（并）不存在”
后边殷先生又说： 如前所述，若周师伐殷是微子和武王事先串通好的行动，则战况一定是“兵不血刃”，甚至可能如岳武佐先生所言，牧野之战本就子虚乌有，连“奴隶兵倒戈”都是后世史家瞎编的，实际只是一场微子与武王早就勾结好的、根本没有打仗的军事政变而已。
殷先生像一位高级魔术师，一经殷先生之口，军事政变就变成了“子虚乌有” “根本没有打仗的军事政变”，
“实际上奴隶兵倒戈（并）不存在”变成了““奴隶兵倒戈”都是后世史家瞎编的”了。
再联系前文，伯夷叔齐西周求道的故事，一经殷先生之口，
就变成了周人用间的故事。胶鬲朝见武王约定“甲子之期”，一经殷先生之口，就变成了胶鬲侦察周军。“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一经殷先生之口，就变成了“牧野为主战场是纣王预先选定的”。
断章取义，随心下结论，这就是殷先生的“历史唯物主义”！
如果我们将微子与周人签订盟约和牧野之战联系起来看，不难看出，微子与周人签订盟约是牧野之战的原因，牧野之战是微子与周人为实现盟约而进行的一次成功操作，殷亡是操作的结果。如果再往下看便是，武庚继殷祀是通向微子继殷祀的一座很短的过渡桥梁，几步便可抵达河的对岸。事情很凑巧，武王灭殷之后很快死了。成王少而姬旦执政，引起兄弟们不满，也给武庚复国之机，同时也给姬旦杀武庚兑现盟约一个借口，於是姬旦便毫不犹豫东征。姬旦灭武庚与姬发灭帝辛一样，没费什么力量。对此范文澜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武王克商与周公东征两次大战争的取得胜利，都是配合着殷奴隶兵阵上起义。”〈《中国通史简编》1964年8月第四版第133页第3行〉武庚既除，障碍得消，
“乃命微子代殷后，作微子之命申之，与国於宋。后殷之子孙，唯微子先往，故封之贤。”〈《孔子家语·本姓解》〉这就是殷末周初上演在朝歌的一段历史的逻辑发展。
殷先生口口声声要客观公正评价微子，请问：你哪一点客观？哪一点公正？为叛徒辩护，同时暴露自己。
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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