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说“亳” 

本辨上一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商族发祥地定为商而不是蕃，并将发祥地“商”锁定在卫地商丘（帝丘）而不是宋地商丘（今商丘），又考出了相土师从阏伯并因袭其火正职务而必然发生的迁居宋地商丘的一迁（第四迁）。如果不是突然发生了“冥勤其官而水死”的悲壮事件，冥子王亥就不会从东部的宋之商丘举族迁到今豫北安阳到冀南邺地一带的殷地去经营发展，当然也就更不会有后来的“王亥仆牛宾于有易被诛杀”和“上甲剿灭有易而中兴”以及“成汤代夏而有天下”并命国号为“殷”等历史事件。历史就是历史，它不能假设。如果历史真的按上述假设发展，商族就将永远叫商族，它与“殷”字就不会有半点瓜葛，上古史中就不会有“上甲在殷地中兴”，当然也就不会有后世成汤建立的殷商王朝，今天的中华大地上也就不会有殷氏和人口过亿的殷商后裔。现在的问题是，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冥的后裔殷君在河西的殷地（含今冀南之邺）中兴了几代之后，又有发生于夏帝孔甲九年的第七迁：“殷侯复归于商丘。”按年代推算，第七迁的主人“殷侯”当是报丁。可是第七迁的殷侯报丁，是回迁到相土都宋地商丘（今商丘），还是回迁到商族发祥地卫地商丘（帝丘）呢？这是本辨上一节八迁地望的重大难题之一。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汤迁“亳”前居地的确认。笔者为什么特别关注“成汤迁亳前的居地”呢？因为笔者依稀记得首页注明“出于晋谱”的家曾祖殷高良手抄的《殷氏家传》（毁于文革）中有“亳”距商丘不远的记载，因此笔者对夏帝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的第七迁倍感兴趣，因为若找到了第七迁商丘的地望，就等于确定了汤都“亳”的地域范围。十多年来，笔者总想破译这第七迁的商丘地望，但由于史书中的商丘至少有三个：“冀南商丘”、“卫地商丘”、“宋地商丘”，因此笔者对汤始居之“亳”的研究至今未有成果。不过，不管发生于夏帝孔甲九年的第七迁，“殷侯复归于商丘”，这“商丘”在何处，但传至第十四世商君，也是第九世殷君，成汤这一世时，发生了商先公的最后一迁，第八迁“汤始居亳”。这第八迁“汤始居亳”是正史有明文记载的。因为成汤是殷商王朝的开国大帝，所以他的“亳”都的具体地望问题就格外引人注目，成为历代史家的热门话题，也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千古难题，而且就目前的学术形势来看，有越来越热之势。但要说明的是，关于汤“亳”的具体地望问题，是与本卷《殷代史六辨》的著述目的关联不大的。本卷的写作意图重在重新梳理“殷”和“商”的关系，力争给“殷”和“商”建立联系的最初原因以科学解释，在文献上重点是破译《史记·殷本纪》“全称殷”，而《周本纪》则“时称殷、时称商”的问题，同时要对甲骨卜辞中大量出现“商”字，而“殷”字却罕见的现象，以新的解释，以便将其纳入笔者的“殷商关系新说”的总体框架。因此，本卷的重点是要对成汤国号的冠名、殷商时期商族内氏族如林的层层宗族组织、商族外方国争雄的复杂性进行整体的研究，对成汤如何利用软硬两手（祀与戎）驾驭如此复杂之社会进行整体的研究，对灿烂殷商文化究竟“灿”在何处、“烂”在哪里进行整体的研究。笔者不是学术界人，现在在本辨本节偶尔斗胆参与议议学术界炒得越来越热的汤“亳”地望问题，也只是班门弄斧的出丑之举。如存在谬误，甚至有信口雌黄之处，请专家学者们海涵，更请诸位专家学者不要因为笔者即兴讨论汤“亳”地望问题的某些失当之处而否定本书本卷提出“殷商关系新说”的学术价值。

见之于文献中的“亳”主要有：

（一）《史记·殷本纪》中出现五个“亳”字，试逐个释译如下：

（1）“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释译：自报丁于夏帝孔甲九年的第七迁“复归于商丘”后，历主壬（示壬）、主癸（示癸）两世后，至成汤即位，始迁于“亳”，是为第八迁。依传统的说法，汤灭夏前始居之“亳”，本是其先王帝喾（契之“父”）之都，故《史记·殷本纪》有“从先王居”之说。不管“亳”在何处，这里首先要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怎么看待“从先王居”的问题，二是怎么理解汤灭夏前始居之“亳”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怎么看待“从先王居”的问题。如果依传统的说法，认为这里的“先王”是“帝喾”，则在讨论之前，笔者希望读者首先要明确：传说中的唐尧、殷、周的共祖帝喾的历史还处于传说和神话阶段，且有经周人参假加工的明显痕迹，尚不能纳入信史范围。王国维说，帝喾就是《山海经》中的帝俊，《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说帝喾自言其名为夋，胡厚宣则认为帝喾就是太皞，闻一多《天问疏证》说：“帝俊，一曰帝喾，又曰帝舜，殷、东夷人之天帝也。”《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中容”条郭璞注说：“俊亦舜字，假借音也。”韩江苏、江林昌则谓帝喾、帝舜、帝俊是殷商人心目中的天神，是一神三名【1】。即是说，迄今，帝喾的身份都难以认定，何谈其都城？有学者偏要拘泥于太史公的一句话：“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到处去寻找“先王”帝喾的都城地望，以为找到了“帝喾之墟”，就能确定汤“亳”之所在。连帝喾的身份尚难界定，我们定要去探讨他的都城在哪，就目前的信史范围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实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我们也可不必拘泥于“先王即帝喾”的传统认识。据郑州大学殷商史专家李民之研究：“殷人有一些习俗，不仅他们是两都或数都并存，有多处亳、商丘等地名。同时，凡殷先民、先王居住过的地方，往往冠以‘成汤之所居’，这种现象一直流传于后世。由于商汤是商王朝立国的国王，影响很大，后世常把殷人活动过的重要地方或都城，均说成是商汤之所居，……”。【2】依殷商“天命玄鸟”的神话传说，帝喾的影响当然不亚于成汤，凡殷先民、先王居住过的地方，往往冠以‘帝喾之所居’或‘从先王居’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对《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这句话的理解，除了传统的说法以外，也可以理解成“汤所居的亳是殷先民、先王居住过的地方”，即这里的“先王”不一定是特指“帝喾”。如果我们能这样来理解“从先王居”，就会省去了寻找“帝喾之墟”的诸多麻烦。等到将来考古学有了发展，到能将传说中的“帝喾”纳入信史范围时，再寻找“帝喾之墟”也不迟。

对于第二个问题，怎么理解汤灭夏前始居之“亳”的问题。往往为学界所忽视，但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个问题，才能走上科学地寻找和确认汤灭夏前始居之“亳”的地望之路。如果不弄清这个问题，直接埋头于寻找汤灭夏前始居之“亳”的传世文献或考古资料中，则往往会犯“井底之蛙”的毛病。这里，要明确三点：

     = 1 \* GB3 ① 我们要寻找的的是汤灭夏前始居之“亳”的地望，不是汤灭夏后所居之“亳”的地望。殷人有将新都“复命以亳”的习俗，因此汤灭夏前始居之“亳”与汤灭夏后所居之“亳”可能是地理位置不同的两个地方。

    前引李民语：“殷人有一些习俗，不仅他们是两都或数都并存，有多处亳、商丘等地名”。其实，不仅现代的李民先生这样看，就是两宋间的史学大家郑樵也认为殷人有建新都后“复命以亳”的习俗，他在《通志•氏族略》释“殷氏”条中说“契始封于商，后世迁于亳。……及有天下，始居宋地，复命以亳，今南京谷熟是也。”虽然郑樵的“汤起杜亳复迁南亳论”未为现代主流史家所认同，但他说的殷人迁新都后有“复命以亳”的习俗却是符合实际的。就以邹衡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提出【3】，陈旭【4】、郑杰祥【5】、王立新【6】等学者也支持的“郑亳说”为例，尽管其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并为《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所部分肯定。但似还有许多问题未能自圆其说。如果单从考古资料来看，“郑亳说”已经有充分理据。但若将其放到当时夏商关系的大时空中去检验，似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时桀囚汤、又放汤，实际都是其时政治因素和社会舆论因素致桀无奈，而被迫作出的选择。如果将“郑亳”理解成文献漏记的汤代夏后有迁郑之举并复命以亳，当会更符合当年的商周大势。

 = 2 \* GB3 ② 要弄清汤灭夏前所居“亳”的具体地望问题，必须先清醒地认识到汤灭夏前的夏商大势和汤灭夏的时长及具体过程（含汤灭夏十一征路线图）。如果连这点都还模模糊糊，光凭个别地点的考古发现就断定汤灭夏前所居亳邑的具体地望，就像早产儿那样，是先天不足的。

汤灭夏的战争过程与周灭殷的战争过程完全不同，汤灭夏是个长期的渐近过程，从开始筹划到放桀于南巢历十五年之久，若从伐夏战争正式启动算起到夏亡也长达十一年之久，其间从汤师占领中原战略要地郑州起进入商、夏双方军事对垒的战略相持阶段就长达五、六年之久。因此，成汤灭夏的战争不是只凭鸣条决战，而周灭殷的战争主要是靠牧野一战。成汤不仅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更是目光远大的政治家，是像刘邦、李世民、毛泽东那样的统帅型人物，而周武王姬发仅是振臂一呼得到西部多路诸侯和商之民众（包括纣之奴隶兵）拥护的英雄，仅是叶利钦型的人物（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俄名：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武王伐纣仅一天即决定胜负这一历史事件，既有必然性又有很大的偶然性；而成汤灭夏从战争启动到最终取得胜利完全是必然的，就像上世纪国、共两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是必然的一样（汤灭夏的战争孟子说是十一征，按照前述笔者祖传《殷氏家传》中的说法，远不至十一征，而是几十征）。当年夏商大势酷似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长期战争过程中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统战过程（共产党是统战爱国的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成汤的统战对象是东夷各方国，他是在扫平群“己”后，与东夷各方国通过景亳会盟最终结成反夏统一战线的）、国人舆论和双方的军事政治形势都很相像。所不同者，只是国、共两党斗争过程中多一个日本侵略者而已，且成汤稳扎稳打、不惜一切代价营建中原战略要地郑州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又与毛泽东建立战略根据地的战略思想颇为接近。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党活动于离国民党都南京不远的井冈山和瑞金，南京的蒋先生寝食难安，后来当共产党转移到离南京很远且蒋军鞭长莫及的延安时，蒋先生就不那么将共产党放在心上了。如果当年“四处扩张、想教训谁就教训谁”的成汤活动于离桀都斟鄩和夏之畿地不远的郑州和偃师，那么夏桀能睡得着觉么？因此，汤灭夏前所居之亳，似不可能在郑州，更不可能在偃师。笔者虽然不能指出成汤灭夏前所居“亳”邑的具体地望，但可肯定，成汤灭夏前方园不足百里、都为“亳”的诸侯小国“殷国”，一定是位于离夏畿地较远且利于与东夷各方国结成反夏统一战线的地方，即一定是位于夏统治力量的薄弱之处，一定是位于夏的军事力量鞭长莫及之处。显然离夏桀都邑斟鄩八十公里的郑州和仅六公里余的偃师不具备这个条件。退一步说，汤是始居亳以后才筹划灭夏之事的，如果郑州商城真是成汤筹划灭夏之事前始居之亳的话，试问时方园不足百里的弹丸之国【7】能建得起那么大规模的郑州商城么？即使是认为，郑州商城是成汤灭夏过程中所建，也还不能令人信服。就连曾是“郑亳说”坚定拥护者的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也不认同此说：“实际上冷静思考一下，便不难理解。《孟子•滕文公下》载，‘汤十一征而灭夏’，在戎马倥偬之际，在没有灭掉夏王朝，没有建立自己的稳定政权的情况下，商汤怎么可能劳师动众，经年累月地建造一个规模达16万平方公里的城池呢？即便不包括在建筑顺序上可能稍晚一些的外廓城，单就内城来说，也是不可能的。”【8】结论是，也只能是，“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属于早商文化，不是先商文化，郑州商城的内城、外城廓始建于灭夏之后，是早商商城，不是先商商城。”【8】如果要认定郑州商城是汤所居之“亳”的话，那也只能是史书漏记的成汤灭夏后兴建并复命以“亳”的新都（依李民先生的说法，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亦可能是汤灭夏后数都并成的新都，当然也可能不是正式王都，而只是军事重镇，但从建筑规模之大来考虑，还是汤灭夏后数都并存的正式王都可能性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则东汉张衡《西京赋》的“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就要改为“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六”才合乎史实。总之，不管成汤灭夏前始居“亳”的地望在何处，郑州商城似不可能是汤灭夏前始居之“亳”都。当然，笔者不认同郑州商城是汤灭夏前始居之“亳”都，并不意味着笔者不认同《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将包括郑州二里岗C1H9典型单位在内的二里岗下层一期作为郑州商城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第一期，以及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的论断【9】。恰恰相反，笔者是十分赞同《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这个结论的，但笔者对该成果在肯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之后，“又推断其分别为汤所居之亳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宫邑’亦即西亳”【9】的前半句郑州商城“为汤所居之亳”持保留态度，因为它逻辑上自相矛盾，语句上模棱两可，未明确说明郑州商城为汤灭夏前所居之亳还是汤灭夏后兴建之都并复命以亳，如果该成果报告撰稿人的用意是前者，我将不认同，如果撰稿人的用意是后者，我将表示拥护。

 = 3 \* GB3 ③ 要注意到在汤启动伐夏战争顺利占领中原战略要地郑州后，有一段长达五、六年之久的双方力量对垒的战略相持阶段（成汤九年获释后至成汤十四年）。为熬过这个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成汤不得不在距夏都偃师二里头遗址约八十公里，距位于郑州西北负有保卫夏王畿东边门户任务的夏军事重镇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约二十二公里的郑州地区耗巨资和大量人力营建战略根据地，以便将自己的军事指挥部（司令部）设在郑州，并驻有大量军队。成汤于商、夏军事相持阶段在郑州营建的战略根据地在考古学上的反映，就是郑州除了存在汤灭夏后建造的巨大郑州商城外必然还存在商军攻下郑州以后到灭夏前期间（即五、六年之久的战略相持阶段和最后的三年战略进攻阶段，前后共有八、九年时间，即成汤九年至成汤十七年）商人建筑的先商时期战略根据地城邑遗址。研究者要注意从年代学区分 ，郑州地区发现的先商时期城邑遗址，哪些是成汤即诸侯位居“亳”尚未决策伐夏之前的先商建筑遗址，哪些是成汤开始伐夏到灭夏期间的先商建筑遗址。其中只有确认是成汤即诸侯位居“亳”尚未决策伐夏之前的先商建筑遗址，对邹衡先生的“郑亳说”才有支持意义。

从《竹书》、《孟子》和《诗经》等古文献结合前述的《殷氏家传》，我们大体可以了解汤、桀战争的过程和成汤的进军路线。今本《竹书》告诉我们，成汤于夏桀十五年登基（成汤元年），并始居亳（笔者按：汤始居亳前随其父王主癸居“商丘”，前已说明，文献中的商丘至少有三：“冀南商丘”、“卫地商丘”、“宋地商丘”，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哪一个商丘是汤始居亳前所居之商丘，如果能确定汤始居亳前所居之“商丘”，则离确认汤始居之“亳”的地望的时日也就不远了，因为前述出于晋谱的《殷氏家传》中有明确记载，成汤始居之“亳”距其父王主癸所居的“商丘”不远），时夏桀或居于距郑州八十公里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处的斟鄩（这是学界的主流认识），或从相关文献知，时夏桀已迁居河南（这“河南”在何处，史未明载）。成汤三年汤派伊尹间夏，刺探夏的情报。成汤六年，伊尹回到汤亳。成汤七年，启动伐夏的战争，先征服有洛、荆等小国。孟子说，汤与夏之间曾发生十一次大的战役，第一征，自葛始。估计也就在征服有洛、荆等小国的同时或略有先后成汤教训了邻国葛。成汤未得到夏桀的同意，就私自教训了亲夏的嬴姓“葛伯”，此事令夏桀震怒。成汤八年，夏桀利用成汤朝夏的机会，囚成汤于夏台。因不得人心，舆论哗然，于成汤九年，被迫释汤还亳，各路诸侯不朝夏桀，反而纷至“亳”邑朝汤，对成汤表示慰问。因此，更加坚定了成汤伐夏的决心。于是当年就沿着“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的既定进军路线势如破竹地挥师南下（假定汤“亳”在郑州之北或东北）或西进（假定汤“亳”在郑州之东），向郑州方向挺进，于成汤九年末或十年初，汤师很顺利地就占领了中原战略要地郑州。直接威胁到夏王畿的安全。此时商、夏双方进入了长达五、六年之久的东西对垒的战略相持阶段，一时谁也吃不了谁。此阶段各自都在修筑工事，扩军备战，准备进行战略决战。成汤营建的战略根据地在今郑州一带，夏桀的军事重镇就设在郑州西北约二十二公里的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处。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将近五、六年。期间，以昆吾氏为首的亲夏的“己”姓诸国，如昆吾、苏、顾、温、董等，是对成汤根据地郑州和后方豫北、豫东北、豫东的最大威胁。这几个“己”姓国，有的在汤师向郑州挺进时已经受过重创，如顾国等。在这商、夏相持的五、六年间，为了巩固后方，成汤决定在确保郑州不失的前提下，先扫平群“己”，首先从温国开刀。成汤十二年，彻底地消灭了温国，苏国、董国也相继被灭，原在豫东北（今河南濮阳）的夏之死党、夏之军事支柱之一的昆吾氏被赶到郑州以南的许昌一带。经过扫平群“己”一战，郑州以北、以东的亲夏势力，或被消灭，或被赶到郑州以南，如昆吾、韦、顾等残部。这一战，不仅巩固了后方，而且打通了与东夷各方国结盟的通道。成汤抓住此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外交活动，终于与东夷各方国达成反夏的默契，使夏桀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夏桀一看形势不妙，再拖下去，对他不利，便决定进行反攻。于成汤十四年夏桀命盘踞于许昌的死党昆吾氏北上攻打郑州的汤师根据地，成汤给予迎头痛击，昆吾氏大败。同年，成汤大合诸侯，于景亳会盟，终于结成了反夏统一战线。会盟以后，浩浩荡荡的东夷诸侯联军，开赴郑州，大大增强了汤师的实力，于是，成汤终于下定了与夏桀决一死战的决心。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战略相持阶段宣告结束，于成汤十四年末，成汤下达了与夏桀决战的命令，战略进攻阶段开始。战略进攻的第一仗是彻底地消灭亲夏的彭姓韦国（豕韦），未几，汤师取韦。韦国（豕韦）本来在今豫东北的滑县境内，在汤师向郑州挺进的时候，韦国被赶到了郑州之南，成汤十四年末，逃到南方的韦国残部被彻底消灭。成汤十五年，汤师又彻底地消灭了本在豫东北（今范县东南一带）逃到南方的己姓顾国的残部。成汤十六年，汤师诸侯联军反征盘踞在许昌的昆吾残部。成汤十七年，夏之死党和军事支柱之一的昆吾氏被彻底消灭，此举使夏王畿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紧接着，汤师诸侯联军大举西进伐夏，一举攻克了西进灭夏征途中的主要障碍---夏桀设在郑州西北约二十二公里的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处的军事重镇。同年，汤师诸侯联军顺利攻入夏王都，夏桀则率师退守鸣条，准备与汤师在鸣条进行最后的决战。其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冒着大雨双方决战于鸣条之野。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汤师征三朡，桀又奔郕，汤师征郕，桀逃至焦门，终被擒。成汤本欲诛桀，后听取了伊尹的意见，没有杀桀，而放之于南巢，让其自生自灭。史称“成汤革命”的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夏商战争终于结束，夏亡。汤回到自己的老国都“亳”。据《殷氏家传》和《竹书》记载，汤还“亳”时，诸侯来“亳”祝贺者计有一千八百国。“亳”都百姓，家家户户皆排香案迎接。伊尹曰：“国不可一日无君，请我主入宫，以正大位，而安百姓。” 汤依言，即同众诸侯入议事大殿。令设筵宴，大会诸侯，犒赏三军。并昭告天下，择日召开三千诸侯大会，推选天子。过些日子，成汤主持召开了三千诸侯大会。据《逸周书·殷祝解》等古籍记载，汤在三千诸侯大会上有三让。汤对众诸侯说：“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说完汤退而再拜，从主席台上回到会场中自己的诸侯之位。会场中的三千诸侯，没有一个敢争天子大位。众诸侯齐声言曰：“汤王仁义布于四海，恩德著于天下，今与民除其大害，宜立为王，以正大位。”汤曰：“不可。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德者，可以居之。某德薄才疏，难承帝位。”诸侯皆曰：“明公仁德昭著，功绩盖世，今辞不王，谁敢王之？”汤三让不受，众诸侯皆顿首大哭。汤见众诸侯诚心，才答应即天子位。成汤十八年，成汤在“亳”正式登基，即天子位，都亳，国号殷，中国历史上长达六百年之久的殷商王朝，从此始。成汤二十年，夏桀死于亭山。汤赐以谥号“桀”，寓“凶猛”之意。

这里有一个“特大”的问题，成汤十八年在“亳”正式即天子位之“亳”邑是否就是其灭夏前即诸侯位时始居之“亳”？对此问题，正史未明示，有些史书虽认定成汤正式即天子位之“亳”是“西亳”，在今河南偃师，但也未明示它是否是汤为诸侯时始居之“亳”。依笔者愚见，成汤启动伐夏战争前是方园不足百里的国都为“亳”的诸侯小国，如此小的诸侯国的国都若位于西去夏都斟鄩（二里头夏遗址）仅八十公里的郑州商城，或西南去夏都斟鄩仅六公里多的偃师商城，其国君成汤能在夏桀的眼皮底下四处扩张，想教训谁就教训谁（例如教训“葛伯”），而未受到强大之夏的制裁，是不合乎逻辑的。因此笔者认为，成汤灭夏前所居之“亳”一定是位于距夏畿地较远（笔者按：“畿地”即直辖地。因“王畿区”是后世周时才有的概念，故以“直辖地”称之，似更符合夏商实际，但现在许多夏商史书都使用“畿地”的概念，故笔者也权且从之。不过笔者要告诉读者的是，前述的《殷氏家传》中没有“畿地”的概念），且利于与东夷各方国建立反夏统一战线的地方。在灭夏过程中，成汤看重的第一个战略要地就是郑州，成汤占领郑州以后，经过长达五、六年的战略相持阶段，才迎来战略决战的机遇。为了准备战略决战，成汤不得不花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在郑州营建战略根据地。到灭夏以后，战略根据地郑州的建设一定已经初具规模，已具备了作为新王朝国都的条件；另一方面，郑州距原来的夏畿地较近，将新王朝的国都定在郑州，对原夏畿地的夏贵族有强大的威慑作用，有利于防止他们的反叛。如果将新王朝的国都定在距原夏畿地较远的成汤始居之“亳”（假定如《殷氏家传》所言，汤始居之“亳”距商丘不远的话）就起不到这样的威慑作用。因此在灭夏以后，成汤将王都从始居之“亳”迁到已经营建多年的战略根据地郑州并“复命以亳”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如果郑州的先商遗址能被确认是成汤伐夏过程中所建的话，则郑州商城的内城、宫殿区和外廓城，便是成汤新王朝定都郑州并复命以“亳”以后经过周密规划营建的新王都，郑州商城规模之大，城内布局之合理 ，便是属于战后和平时期大一统国家所建城邑之佐证。显然，成汤灭夏前的小小诸侯国是无力建造如此巨大规模的郑州商城的，成汤灭夏过程中匆忙修建的战时设施也是无法做到城内布局如此合理的。郑州商城的性质解决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偃师商城的性质。首先距夏桀王都二里头遗址仅六公里多的偃师商城不可能建筑于汤灭夏之前，因此它不可能是成汤灭夏前始居之“亳”，《殷氏家传》、任何版本的“殷商后裔各姓族谱”、古今的任何史书也没有一本提到成汤在灭夏过程中在偃师营建过根据地或军事重镇，因而偃师商城也不可能是成汤在灭夏过程中所营建。答案只能是：偃师商城是成汤灭夏后，与郑州商城同时或稍后建筑的。建筑目的是作为郑州新“亳”都的陪都（辅都），以更有效地威慑和防止夏都附近夏族贵族的反叛，成汤虽不可能常年在偃师商城“办公”，但像伊尹这类的股肱大臣，常年驻守在偃师以震慑夏遗民是完全有可能的。

总之，笔者认为，1955年发现的郑州商城是成汤灭夏后的真正王都，但不是成汤始居之“亳”，依殷人有对新都复命以“亳”的习俗，可能当时的殷人，也称郑州为“亳”，为了不与成汤始居之“亳”相混，也为了纪念首先提出郑州是成汤王都的邹衡先生，笔者建议学界，正式将郑州商城遗址命名为“郑亳”。至于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因为它位于偃师，史书中本就有个好听的名字“西亳”，笔者认为将它正式命名为“西毫”是最合适的。至于其历史定位，在没有新的发现之前，可将其暂称为“郑亳”的陪都（辅都）。至于小双桥遗址，宋镇豪主编王震中著《商代史•卷五（商代都邑）》初步认为它是郑州商城的离宫别馆是有道理的。请读者注意：笔者提出的“郑州商城”是成汤灭夏后真正王都并“复命以亳”的观点，是既不同于邹衡的“郑亳说”又不同于王震中的“成汤灭夏后真正王都偃师说”的。邹衡先生主张“郑州商城”是成汤灭夏前始居之亳不成立的理由已如前述。王震中先生在宋镇豪主编王震中著《商代史•卷五（商代都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中提出偃师商城是成汤至大庚时期的真正王都，而自大庚至大戊、雍己时期是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两王都并存的观点，请关心“王氏此说”的读者自行参阅。

成汤灭夏，从筹划到放桀代夏而有天下，前后共用了十五年时间。其中伐夏的战争从启动到夏亡共用了十一年时间，成汤占领郑州后与夏一东一西军事对垒的战略相持阶段长达五、六年。考古界在郑州发现的先商时期商人所建都邑遗址，即李伯谦先生在郑州商城内确定的商汤灭夏前所建城邑的三项遗存，位于郑州商城宫殿区黄委会青年公寓的编号为W22夯土墙、以C8T62夯土和北大街夯土7、9、12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编号为97C8ⅡT166M6铜器墓为代表的先商墓等【8】，很可能就是在灭夏前成汤占领郑州后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战略相持阶段（成汤九年获释后至十四年）和最后三年的战略进攻阶段（成汤十五年至十七年）扩军备战的遗留物。即使这些被李伯谦先生称之为洛达庙型晚期先商文化遗存不是成汤占领郑州至灭夏前期间扩军备战的遗留物，也只能说明此前率领族人“屡迁”的某位商先公曾在郑州一带生活过或定居过一段时期，那又怎知一定是汤始居之“亳”的遗存呢？需知，“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的“前八”毕竟是后汉人张衡的总结，先秦文献只有“殷人屡迁”尚未见有一定是“前八”之说，焉知没有“前九”、“前十”呢？

（2）“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

释译：《史记·殷本纪》中的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汤对夏桀用间，派伊尹到‘夏桀’的王都去当间谍，以刺探中央政府‘夏’王室的情报。伊尹在夏行间三年，又回到了汤都‘亳’。他从‘亳’的北门入城。正巧 遇到了汤的两位大臣女鸠、女房，《尚书》中的《女鸠女房》篇就是记伊尹跟女鸠、女房的谈话。”这段文字是成汤伐夏前已经以“亳”邑作为其诸侯国都的铁证。历代史家争论不休的就是成汤伐夏前已经都“亳”的这个“亳”邑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3）“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治毫，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释译：《史记·殷本纪》中的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明写“盘庚渡河南”所迁之地为“殷”，但由尚书《盘庚》三篇和《竹书》等古籍知，该段文字是记载盘庚迁殷致本已衰弱的殷商王朝中兴的过程。

盘庚，甲骨文作“般庚”，名旬，祖丁子，阳甲弟。阳甲逝后继位。商代第二十位国王（进入周祭祀谱的第十八位国王），根据《夏商周年表修正》，在位二十八年（前1300-前1277年在位）。于在位的第三年（前1298年）迁都于殷。盘庚是一位很有作为且富有忧患意识的国王。盘庚登基，恰逢殷代“乱世”，他敏锐地看到了民众的疾苦，并想方设法加以消除。盘庚自觉吸收先王的治国经验，“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他认为殷之先王都是把民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重视并体贴民众的意愿。

《尚书·盘庚》三篇就是他在回迁祖地（冥的封地）殷前后的的讲话记录，是《尚书·商书》中史料价值极高的古代文献。从《尚书·盘庚》三篇可看出，盘庚还提倡节俭,改良风气，减轻剥削,终于安定了局面。由于他的奠基和后世商王的努力，使“殷”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此后二百七十三年，殷代的都城一直在这里（除了殷末帝乙、帝辛将政治中心南移到“离宫别馆”朝歌以外）。在盘庚以前，殷王朝政局混乱，统治阶级豪华奢侈，王朝的统治出现了危机。盘庚继位以后，决定把都城从古黄河之东的“奄”（今山东曲阜）迁到古黄河之西的祖地“殷”（今河南安阳），遭到贵族的反对。但是盘庚决意迁都，并作书告谕，违者重惩。于公元前1298年正式迁都到“殷”，并以强硬手段制止了贵族们搬回旧都的企图。迁殷以后，盘庚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人民安居乐业，文化发展，社会富足繁荣，殷王期从此中兴。

要特别指出，《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夏商时代“河”（大河、黄河）在郑州以北至豫北冀南一段走向的记载有误（参见本卷第一辨第一节的注释【6】和【7】）。据研究古代地理的专家谭其骧、刘起釪的研究，在夏代殷商族八迁和殷代王都至少五迁的地域内，大河基本成南北走向，在今安阳与内黄之间自南向北由豫入冀，然后在冀南、冀中拆向东北，经今天津附近入渤海。在夏殷时代大河豫冀中段只有河东河西之称，不存在司马迁的河南河北之谓。弄清夏殷时代豫冀中段大河的走向对查考殷商都城“前八而后五”（张衡《西京赋》）的屡迁地望有重大意义，因为有商一族在夏、殷两朝的千年间，尽管其侯都、王都屡迁，但其政治中心始终在豫冀两省的大河流域，而夏的政治中心始终在殷商族之西或西南。司马迁写《史记•殷本纪》时，是误将汉代黄河的走向（即《汉志》所载河道）当成了夏商时代的黄河走向。读者也许不相信司马迁会弄错夏商时黄河的走向，但《史记》中弄错山河的走向非此一处也是确实的。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吴起列传》中就将《战国策•魏策》中吴起说的“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的方位误写成“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去过“安阳殷墟”和朝歌的人都知道，现在的黄河确实在“殷纣之国”的南边，司马迁时也是这样，可是夏商时，古黄河在安阳“殷纣之国”的东边，那时安阳之东的黄河基本成南北走向，在今安阳与内黄之间自南向北由豫入冀，然后在冀南、冀中拆向东北，经今天津附近入渤海。司马迁说黄河在“殷纣之国”的南面，显然是将汉代黄河的走向当成商代黄河的走向了。将《战国策•魏策》中吴起说的原话与司马迁在《史记•吴起列传》中说的相比较，《战国策•魏策》中吴起说的原话显然是对的。我们读《史记•吴起列传》时，当然应该以《战国策•魏策》中吴起说的原话为准。其实，《战国策•魏策》中吴起说的原话的意思是：“北为右，纣王畿的北面有漳、滏二水；南为左，纣王畿的南面有孟门；东为前，纣王畿的东面临南北走向的黄河；西为后，纣王畿的西面靠大行山。”弄清了夏殷时代大河豫冀中段黄河的走向，就可以对《史记•殷本纪》中盘庚迁都的记载作出如下的正确解读：

 = 1 \* GB3 ① “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可解读为：

帝盘庚登基之时，殷的都城是在古黄河之东的“奄”（今曲阜），盘庚率商王族渡过黄河，西迁至先公冥的封地“殷”地域内，此“殷”地即前述的“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的一块地方，是先公冥殉职后的追封地。盘庚迁殷地的王都地理位置与先公王亥、上甲迁殷地的“治所”地理位置多半不吻合，但二者都在先公冥的封地“殷”之地域内，是肯定的。盘庚迁殷地的王都地理坐标，即今安阳殷墟遗址的地理坐标：东经114度18分50秒、北纬36度07分36秒。该殷墟遗址位于安阳小屯村一带，横跨洹河两岸，由殷商王陵遗址与殷商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笔者认为，殷墟遗址中的“洹北商城”可作为盘庚迁殷地后王都的首选考古学位置。

 = 2 \* GB3 ②“复居成汤之故居。……治毫，行汤之政”，可作如下解读：

前已说明，据郑州大学殷商史专家李民之研究，殷人有将凡殷先民、先王居住过的地方，往往冠以“成汤之所居”的习俗，由于成汤是殷商王朝立国的国王，影响很大，故后世常把殷人活动过的重要地方或都城，均说成是成汤之所居。因此这里的“复居成汤之故居”可解读为“盘庚将王都由位于黄河之东的‘奄’西迁到先公王亥、上甲等曾经居住过的‘殷’地。”“治毫，行汤之政”可解读为按照成汤都“亳”时制定的一套国家管理制度来治理盘庚的国家。这里的“治”不作“治所”解，而作“治理或管理”解。有学者将“治亳”解读为“盘庚迁都后，治所为先王成汤曾经所居过的位于河南之亳”。后发现这种解读与《尚书·盘庚上》开篇就记载的“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相矛盾，于是不得不提出三种补充或修改“盘庚迁殷”的意见，从而形成曲解“盘庚迁殷”，以自圆其说的三个学术流派。一是修改河名派，二是依司马迁指向到今黄河之南去找“殷”派，三是提出盘庚二次迁都说。第一派是先认定殷在安阳小屯，然后修改河名，将司马迁之“河”修改成洹河或漳河，于是小屯之“殷”就在“河”南了。可是这时未迁之前的河北之都“奄”又在哪里呢？显然这与地理学家考定的古代金天氏少昊族后裔一支世居的奄地在今曲阜之说不符。再说“河”是殷商族的母亲河，只能是黄河，用洹河或漳河来取代殷商人心目中的大河（黄河），显然不够资格。第二派提出殷在偃师说，殷在郑州小双桥说，甚至还有人提出殷在郑州南很远的古陈州境内的古溵水流域。第二派的共同点，就是否定安阳殷墟的晚殷王都地位，这显然与八十五年来的考古成果不相容。第三派提出的盘庚二次迁都说，虽能确保安阳殷墟的晚殷王都地位，但其致命的一个弱点是与传世文献相抵触。其实我们只要将司马迁的“河北河南”改成“河东河西”，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4）“汤归至于泰卷陶，中𤳹（虺）作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

释译：《史记·殷本纪》中的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夏桀在有娀之墟被打败，逃奔到鸣条。鸣条决战，夏桀又大败。逃奔到三朡，汤接着打三朡。桀又奔郕，汤师征郕，桀逃至焦门，终被擒。成汤没有杀桀，而放之于南巢，让其自生自灭。汤在放桀后的归途中，走到泰卷这个地方，大臣仲虺作了一篇诰，这就是《尚书》中的《仲虺》之诰。汤既以推翻了夏朝，回到了‘亳’，作《汤诰》，这就是《尚书》中的《汤诰》。”这段文字是成汤推翻了夏朝后，又回到自己原来的“亳”都 ，并在原来的“亳”都作《汤诰》的铁证。

（5）“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释译：《史记·殷本纪》中的这段文字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相矛盾。古本《竹书纪年》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一般地说，古本《竹书纪年》之自盘庚徙殷至纣亡“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已为古今学者普遍认同，因此《史记·殷本纪》中的这段文字可以理解为司马迁的误记。                                                                                           

（二）《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出现一个“亳”邑，试释译如下：

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湣公十一年秋，南宫万与湣公因口角用棋盘误杀湣公后，诛太宰华督，立新君游，宋国内乱，“诸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万弟南宫牛将兵围亳。”

《史记·宋微子世家》中的这个“亳”邑，就是传统史学说的“南亳”。位于宋地，距今商丘不远，即是两宋间史学大家郑樵在其《通志•氏族略》中说的“南京谷熟”。“南亳说”为西晋皇甫谧首创。他在其所著《帝王世纪》中说，“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亳在河南。南亳、偃师，即汤都也。”又说：“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其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承袭其说。唐初魏王李泰主编的《括地志》说得更具体：“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两宋间史学大家郑樵因袭之。南亳说虽不见于先秦文献，但在清末之前有较大影响。后受到王国维等人非议之后，这一说法在学界一度受到很大削弱。后经董作宾、陈梦家等人结合征人方甲骨卜辞改造一番，南亳说又有抬头趋势，但董作宾将汤亳定在谷熟以南的亳州，陈梦家则将汤亳定在谷熟。但总的说来，在1949年以后，南亳说的影响逐渐削弱。原因是考古界，尽了很大努力，也没有在宋地商丘附近找到汤“亳”的蛛丝马迹（当然，因为宋地是黄泛区，为田野考古大大增加了难度，也是一个因素），因此，目前学界的主流史家多数已经放弃传统的“南亳说”，转而支持“郑亳说”、“西亳说”、“内黄郼亳说”等等，笔者不是学界中人，提不出自己的“什么亳说”，只能对文献中出现的“亳”邑作一番解读而已。值得指出的是，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因各卷作者是独立自著，宋氏并没有要求各卷作者统一观点（实际也统一不了），因此各卷作者学术观点不同甚至彼此撞车是常有的事。就以汤亳地望而言，在《卷三》中，王震中虽力倡“内黄郼亳说”，但《卷二》作者韩江苏、江林昌在书中仍坚称其支持南亳谷熟说，认为“南亳（谷熟）应为商汤时最早的都城。”【10】

（三）甲骨卜辞中出现一个“亳”邑，试释译如下：

在《甲骨文合集》36567卜辞片中，有一个地名字，被多数专家释为“亳”，也有个别专家将其释为“郊”。如果释为“郊”为真，则甲骨文中就没有作为地名的“亳”字。现在我们还据主流学者的意见，假定还是释为“亳”为真。有意思的是，《合集》36567卜辞片的释文中，既有地名字“亳”，又有地名字“商”，而且能反映出，“商”与“亳”两地的军旅步行只需一天的时间【11】。这意味着，只要能先定下“商”地的地望，则“亳”地的地望，自然也就能大体确定了。但困难在于这个“商”地在哪，也是众说纷纭。主张郑亳说者，认为该卜辞中的“商”地在今河南武陟县东南的商村或淇县的朝歌；主张北亳说或南亳说者，认为该卜辞中的“商”地在今河南商丘；等等。王震中先生力倡的“内黄郼亳说”就是居此提出来的，他认为《合集》36567卜辞的“商”地在今河南安阳殷都。

（四）散见于其它文献中的“亳”邑试释：

中国古代史书多如皮毛，史书中述及“亳”字的文献也多如皮毛，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逐一进行解读，除了上面已经解读的几条以外，下面再选《尚书序》中倍受争议的一条进行试释。

《尚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

这条中连用的两个地名“亳”和“殷”，本来就争议很大，连用以后，当然争议就更大了。

按照东汉张衡《西京赋》的说法，商都先后有过“前八而后五”的迁徙。先商时期的前八次迁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后五次迁徙，是指成汤代夏建立殷王朝以后的迁徙。如果不计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成汤代夏以后可能有过迁至郑州商城并复命以亳的一次，按传统的说法，成汤代夏以后，先后有过五次迁都： = 1 \* GB3 ①仲丁迁都于隞（亦作嚣，古音嚣、隞相通）。隞之具体地望，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 2 \* GB3 ②河澶甲迁都于相。相之具体地望，学界也未达成共识。 = 3 \* GB3 ③祖乙迁都于邢（一作耿、庇，多数学者认为邢、耿、庇为一地）。邢之具体地望，学界也未达成共识。 = 4 \* GB3 ④南庚迁都于奄。古今多数学者认为南庚奄都的地望在商之属国“奄”国境，即今之山东曲阜。但也有学者不持此说，因为仲丁的隞都、河澶甲的相都、祖乙的邢都，都是沿着当时的黄河，在中原地区迁徙，唯有南庚迁奄，迁的距离较远，所以有人不相信南庚的奄都在曲阜。 = 5 \* GB3 ⑤盘庚迁都于殷。将以上五次迁都相比较，唯有盘庚的殷都地望已经得到考古资料的确认，其他的四次迁都的地望都还有待于考古资料的证实。但因为尚书序有“盘庚五迁，将治亳殷”的记载，也使一些学者对盘庚迁殷的具体过程有了许多遐想。有些学者主张，盘庚曾有两次迁都，先迁殷，后又迁于亳，不然尚书序怎么会有“盘庚五迁，将治亳殷”的记载呢？《史记•殷本纪》怎么会有盘庚“复居成汤之故居……治亳，行汤之政”呢？看来，尽管盘庚的“殷”都地望在安阳已是学界共识，但怎么理解尚书序中的“亳殷”，学界的不同认识还是比较多的。

王震中在宋镇豪主编王震中著的《商代史·卷五（商代都邑）》中说：“所谓‘亳殷’，就是其殷靠近亳，所以叫亳殷”，“殷、亳既然相邻，大概盘庚在迁殷以后，有时也来往于殷与亳之间，结果造成了先迁殷后又迁亳的误解。”王震中为什么说殷靠近亳呢，因为他提出“内黄郼亳说”。他认为汤始居之亳在安阳东的内黄，而殷在安阳，二者相距只有一天的步行行程。

李民则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这句话，细分之，亳、殷并非一地。亳是盘庚之始迁地，称亳、称商丘、称北蒙、称蒙泽，而称殷者则应是另指盘庚以后所移动的洹水以南的殷都之地。后世并不了解这一真相……虽看到了亳、殷为一地这一合体，却并不了解析言时亳、殷的区别。”【12】李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他主张盘庚之始迁地在漳南、洹北的“洹北商城”，曰亳、曰商丘、曰北蒙、曰蒙泽。而后来从洹北移迁洹南小屯一带曰殷，故合称为“亳殷”。

李民先生将“亳”放在洹北，将“殷”放在洹南，两都都在“殷墟遗址”范围内，这与八十五年来的“殷墟”考古成果不矛盾，还算说得过去。而提出“盘庚二次迁都说”的一些学者将盘庚先迁殷、后迁亳之“亳”放到离安阳殷墟很远的地方（如偃师等），则不仅是未考虑到八十五年来的考古成果，而且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之嫌。例如，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彭金章、晓田、郑光等先生认为偃师商城即为盘庚所迁之“亳殷”【13】曲英杰先生在《先秦都城复原研究》一书中提出盘庚先迁殷在河南沁阳市一带，后又迁亳，地在今河南偃师，即偃师商城二里岗期上层建筑遗址。【14】

以上诸说，笔者都不赞同 。笔者认为 ，盘庚所迁之殷，就一处殷，不存在两处，不存在先迁殷、后迁亳之说。就地域而言，盘庚所迁之殷、上甲中兴之殷、冥的追封地殷，都是指“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的一块地方。所不同者，就是盘庚所迁之“殷”、上甲中兴之“殷”、冥的追封地“殷”这三位殷君在殷地的“治所”地理坐标可能不吻合，盘庚所迁之“殷”地之“治所”，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以殷墟之“洹北商城”为首选。如果“洹北商城”确为盘庚所迁之“殷”地之“治所”的话，则《尚书序》所说的“亳殷”也就是“洹北商城”。因为笔者认为“亳殷”就是“殷”，“亳殷”是“亳”和“殷”两个名词的合成词，是用前面的“亳”来修饰后面的“殷”，是偏正结构的合成名词，“亳殷”的本义就是“用成汤治亳的理念来治殷”。这种由两个名词组成的前偏后正的合成名词在古今汉语词汇中多得很，如“戎殷”、“汤亳”等，“戎殷”就是“大殷”，在古代“戎”是一个国家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象征，“戎殷”就是“威武强大的殷商王朝”的意思，“汤亳”是现代学者的一些论文中常用的偏正结构名词，表示所属关系，意即“成汤的国都亳”。

【1】宋镇豪主编 韩江苏、江林昌著《商代史•卷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第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北京。

【2】李民：《洹北商城性质的再认识》，收入王宇信等主编《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 中国福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29页。

【3】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陈旭：《郑州商文化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1983年第3 期；《关于郑州商城汤都亳的争议》，《中原文物》1993年第3 期。

【5】郑杰祥：《商汤都亳考》，《中国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夏史初探》第四章《商汤都亳的考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7】《孟子•梁惠王下》：“臣闻七十里为政於天下者，汤是也。”

【8】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对郑州商城的再认识》，文物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北京，第128-129页。

【9】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72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10】宋镇豪主编，韩江苏、江林昌著：《商代史•卷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第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11】《合集》36567卜辞曰：“□□王卜，在商，贞今[日]步于亳，亡灾？甲寅王卜，在亳，贞今日[步]于䲨，亡灾？乙卯王卜，在䲨，贞今日步于𩱂，亡灾？”

【12】李民：《洹北商城性质的再认识》，收入王宇信等主编《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 中国福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30页。

【13】a.彭金章、晓田：《殷墟为武丁以来殷之旧都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b.郑光：《试论偃师商城即盘庚之亳殷》，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8卷第4期，1991年。

【14】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0-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