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本卷是笔者业余研究殷商社会至少三十年心血的结晶。在断断续续的研究过程中，笔者研读过百种以上的古代文献，参考过千篇以上的近代、现代文献，查找过大量的殷墟甲骨和其它考古资料。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笔者曾祖殷高良（字显祖，私塾教师）手抄的首页记有“出于晋谱”的《殷氏家传》，可惜家父遵照先祖“传子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家规，将其传于笔者长兄收藏。因长兄任校长，文革遭批斗恐吓，连同高良祖留下的许多手抄本家史研究文稿和书法作品都付之一炬了。现在回想起来，在殷商史研究领域内，笔者头脑中之所以能迸发出一些不同于学界主流认识的思想火花，主要是得益于该书。如“冥前称商，冥后称殷”；“成汤国号为殷”；“成汤立下殷、商并用的族规”；“成汤始居之亳距商丘不远”；“成汤灭夏战争长达十一年，不是十一征而是经几十征”，“成汤在营建郑州根据地期间，有扫平群‘己’一战，如扫平以昆吾氏为首的昆吾、苏、顾、温、董等亲夏的“己”姓诸国在豫东、豫东北和豫北的势力，以解除后顾之忧和打通与东夷诸方国结盟的通道”；“成汤立国后制定的王位继承制度本是嫡长子继承而非兄终弟及，但后来遭到破坏，自小甲弟太戊即位至祖庚弟祖甲继位期间出现了多次兄终弟及现象，致强大的殷商王朝岌岌可危”；“冥的封地殷、上甲中兴之殷、盘庚迁殷，这三个殷地都在同一地域”；“武王伐纣伐的是朝歌而不是安阳殷都”等新观点的形成，都与祖传的《殷氏家传》有关。但由于该书是手抄本，且被焚毁而不可复得，加之笔者还是几十年前上高中和大学时读过，记忆已经模糊，只是依稀记得一些情节和主要论点，原文基本记不得了。故本卷在论证笔者据祖传《殷氏家传》提出的每一个新观点时，所引用的论据和辅助资料的出处，均以学界公认的文献或考古发现为准，鲜有仅以《殷氏家传》为据的。然而这些新观点的形成，毕竟均源于祖传《殷氏家传》，故记于此，以示这些新观点皆有所本也，同时也有利于后世学者与将来的新发现进行比对（因为笔者相信，家曾祖高良公手抄《殷氏家传》之所本，将来有可能会再现）。另外本卷之所以能成书问世，主要是与宋镇豪主编 11卷本新体例断代史《商代史》出版的催产有关，如果宋氏主编之书冠名为《殷代史》，则笔者多半不会下决心将多年的零星研究心得辑成本卷付梓的。

本卷的写作意图重在重新梳理“殷”和“商”的关系，力争给“殷”和“商”建立联系的最初原因以科学解释，在文献上重点是破译《史记•殷本纪》“全称殷”，而《周本纪》则“时称殷、时称商”的问题，同时要对甲骨卜辞中大量出现“商”字，而“殷”字却罕见的现象，以新的解释，以便将其纳入笔者的“殷、商关系新说”的总体框架。因此，本卷的重点是要对成汤国号的冠名、殷商时期商族内氏族如林的层层宗族组织、商族外方国争雄的复杂性进行整体的研究，对成汤如何利用软硬两手（祀与戎）驾驭如此复杂之社会进行整体的研究，对灿烂殷商文化究竟“灿”在何处、“烂”在哪里进行整体的研究。

本卷为“辨”文，辨文者，即其观点与学界的主流认识不同也。本卷提出的见解与殷商史学界主流认识不同者计有11点：

1、甲骨卜辞中的“高祖河”即第六世商先公冥。“冥”是奉夏帝之命治理黄河“死于河”的夏代水官，是以身殉职后获夏帝赠官司空、赐殷地、追封为世袭殷君，与惜大禹齐名的商族治水英雄。因冥生前业绩卓著，功同日月，被后世商王尊为“高祖河”，破格享受只有天地日月之神才能享受的天子高规格祭祀郊祭的祀种。

2、冥被追封于殷这件事，是“殷”、“商”二字建立联系的最初原因，该事件对商族后来在政治上的六百年得势影响深远。殷商一代，冥前称“商”、冥后称“殷”。始祖契封于商后，传了几代，国势已经衰弱。到冥子王亥奉夏帝之命迁去亡父的封地“殷”，易“商”曰“殷”以后，传到王亥子上甲时，商族才又兴旺起来，史称“上甲中兴”。因此，后世商族人将“殷”看得和“商”一样重要，称其族为“殷商族”，称自己为“殷商后裔”。

3、成汤放桀代夏后，是沿用老的诸侯国号“殷”作为国号，而不是“商”，正如港台权威学者、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李定一教授在其权威著作《中华史纲》中所言：成汤“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史记·殷本纪》更是国号是殷不是商的铁证。…… 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为天子后，‘大邑商’只用之为宗庙所在地而已。……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目前，我们对成汤国号为殷的论证，虽还处于从文献到文献的论证阶段，即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殷代时商族人自己称“殷”的考古证据，但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出土的铜器铭文：“有殷天乙唐（湯）孙宋公栾乍（作）其妹句敔夫人季子媵𠤳（簠）”，应能间接证明司马迁《史记》称《殷本纪》而不称《商本纪》是有所“本”的；应至少能证明在周代时殷商王族的直系传人宋公族人是称“殷”不称“商”的；也应至少能证明周代时人对前朝是称“殷”不称“商”的；更能证明有些学者认为，“殷亡后周人称前朝为殷而不称商，是周人对前朝的贬称”，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的主人正是子姓宋国第二十八位君主宋景公头曼的亲妹妹，如果称“殷”带有贬意，那么周代子姓宋公族人是绝对不会称“殷”的，子姓宋公族人绝对不会自打嘴巴，自己蔑视自己的祖宗的。

4、甲骨文中，“商”字频频出现而“殷”字却罕见的原因，是因为成汤放桀而有天下后，为团结商族内如林的大小氏族，成汤决定，“商”这族号仍要保留，万不可废。并对何时称“商”，何时称“殷”，作出界定，立下殷、商并用的规矩：“有殷一代，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凡是商族内的一切族事活动，如祭祀、向祖宗贞问吉凶与祈求福祉的占卜贞问活动等，还必须称商。商王在管理族内事务行使“族权”时，要自称商王，而不能自称殷王，更不能自称殷帝。商王只有在以天下共主身份处理“国事”，行使“天子权”时，才能称“殷”，如外交、向天下发布昭告、与诸侯盟会、征伐反叛者等场合才用国号“殷”，其他场合还一律称“商”。而殷墟卜辞，正是祭祀、向祖宗贞问吉凶与祈求福祉的占卜贞问活动的记录，这所有占卜贞问活动都属于商族内部的族事活动范围，这就是卜辞中大量出现“商”字（如“商”、“天邑商”、“大邑商”等）而“殷”字却罕见的原因。

5、冥之封地“殷”这地名在殷商族的兴衰史上至少起过四次关键的作用。第一次是先商时期奉夏帝之命，第七世商君王亥迁于其亡父冥的封地“殷”，改诸侯国号“商”为“殷”，即殷君位。从此以后，本来互不相干的“殷”、“商”二字有了密切联系。第二次是王亥子，第八世商君，也是第三世殷君，上甲在殷地的中兴（今本《竹书纪年》：“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商人报焉。”）第三次是第十四世商君，也是第九世殷君，成汤放桀代夏而有天下后，定国号为殷。第四次是众所周知的“盘庚迁殷”后在“殷”地的复兴。

6、冥的封地殷、冥孙上甲在殷地中兴、后世商王盘庚迁殷，这三个“殷”地，实际是指同一个区域。殷是地域名，也是这个地域的治所（“政治中心”）名。上古时作为地域名的“殷”地，疆域基本稳定，其地域在太行山以东，夏商时古黄河以西，南至豫北洹水流域，北至冀南漳水流域一带。其地理位置可用“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十一个字来概括。作为“治所”名的“殷”都，是“殷”地的政治中心，在“殷”地的疆域内可能有多次变动。在研究“殷”地时，笔者建立了两个“殷”地的概念，一个是“殷的疆域”的概念，一个是“殷的治所”的概念。“殷的疆域”位置即在“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殷的治所”位置是指王亥及上甲前期的先商“殷”都位置，上甲后期的“邺”都位置，中商盘庚所迁的“殷”都位置，河亶甲的“相”都位置，武丁时期及以后的“殷”都位置，等等。我们说，冥的封地殷、冥孙上甲在殷地中兴、后世商王盘庚迁殷，这三个“殷”地，实际是指同一个区域，是对上古“殷的疆域”位置而言的。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王亥上甲前期都殷，上甲后期又都邺，盘庚都殷，是对“殷的治所”位置而言的。王亥之殷都、上甲之邺都、盘庚之殷都虽都在上古殷地的地域内，但王亥之殷都、上甲之邺都、盘庚之殷都三者之具体地望却不一定在殷地的同一个地方。在研究“殷的治所”位置的具体地望时，笔者既充分考虑到1928年以来安阳殷墟历八十五年来的考古成就，又注意到古文献中关于殷地的记载。笔者认为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殷都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14度18分50秒、北纬36度07分36秒的殷墟遗址（安阳小屯村一带，横跨洹河两岸，由殷商王陵遗址与殷商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肯定在上古“殷”地的疆域内，但上古殷地却不是指安阳小屯附近的一城一地，而是指“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的一大块地方。笔者说，安阳晚商王都遗址“殷墟”，先商王亥、上甲前期之“殷都”，上甲后期之“邺都”，都在冥的封地“殷”的地域内，并不是说王亥、上甲的在邺南三十里之“殷都”、盘庚之“殷都”、武丁之“殷都”等都吻合于同一地理坐标。它们虽都在上古“殷”的疆域内，但却可能分布于“殷”地的不同地方。上世纪发现的小屯殷都更可能只是武丁及武丁以后的王都，而盘庚徙迁之殷都，以及小辛、小乙所居之殷都，可能不在小屯，而在《史记•项羽本纪•索隐》引《汲冢古文》语的“南去邺州三十里”的地方。其地理位置应在漳水南、洹水北。虽然安阳一带，洹水的古今河道可能有所变动，但盘庚之“殷”“在邺南三十里”，却是一把刚性的尺子。结合考古发现，盘庚徙迁殷都之首选地望与1999年秋发现的洹北商城较为吻合，即使学界将来确认洹北商城为河亶甲的相都，也还不能排除洹北商城为盘庚与河亶甲相继为都的可能。当然，如果将来在洹北商城更北的漳南、洹北间有新的商都遗址发现，则可再作讨论。正如郑州大学李民先生所言：“多少年来，在殷墟的发掘中，未找到盘庚、小辛、小乙时的遗址和遗存，也并未发现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文，其原因就应在于上述所说的盘庚之始迁是在漳南、洹北。”李民先生的言外之意是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考古证据尚埋在“漳南、洹北”的地下，而尚未被我们发现。至于王亥、上甲之殷都的地望，在没有被考古发现确认前，当应以《通鉴外纪》卷二引《汲冢古文》语 “殷在邺南三十里”为准。至于《路史•国名纪》卷三说的上甲的“邺”都 ，当也在冥之封地“殷”的疆域内，即在“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至于上甲“邺”都的具体位置，在没有被考古发现确认前，仍应该以古代地理文献记载和现代多数学者的论证为准，即“邺”在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此邺地的沿革比较清晰。因此在“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的上古“殷”地的疆域内，已有“两个定点、一把尺子”可确认，也可遵循：一个定点是由历代文献基本确定其地理位置的“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另一个定点就是横跨安阳洹河两岸、地理坐标为东经114度18分50秒、北纬36度07分36秒的殷墟遗址，一把尺子就是盘庚的殷都“在邺南三十里”。有了这“两点一尺”作基准，我们便不难判断与上古“殷”地相关的诸多地点的大概地理位置，如王亥及上甲前期的“殷”都，上甲后期的“邺”都，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殷”都，河亶甲的“相”都，武丁时期及以后的“殷”都，等等。

7、东汉张衡《西京赋》谓，“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说的是成汤代夏前的商先公曾有八次迁都，成汤代夏后的各代商王曾有五次迁都。目前，殷都屡迁虽然已是学界的共识，但是不是“前八后五”，每一迁的具体地望在哪里，却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本卷并不试图界定每一迁的具体地望，只是作出殷商族的发祥地、迁徙地和发展地都在今豫、冀两省上古时古黄河左近的判断，殷商的四大望地蕃、商、亳、殷都应距夏商时的古黄河不远。

8、汤灭夏的战争过程与周灭殷的战争过程完全不同，汤灭夏是个长期的渐近过程，从开始筹划到放桀于南巢历十五年之久，若从伐夏战争正式启动算起到夏亡也长达十一年之久，其间从汤师占领中原战略要地郑州起进入商、夏双方军事对垒的战略相持阶段就长达五、六年之久。通过在夏、商长达十一年的战争中存在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战略相持阶段和成汤利用此相持阶段在郑州营建战略根据地、扫除群“己”和大搞反夏统一战线的史实分析，提出郑州商城是成汤灭夏后所建并复命以亳的新都，不是成汤即诸侯位时所居之亳的论断。进而指出，成汤于商、夏军事相持阶段在郑州营建的战略根据地在考古学上的反映，就是郑州除了存在汤灭夏后建造的巨大郑州商城外必然还存在商军攻下郑州以后到灭夏前期间（即五、六年之久的战略相持阶段和最后的三年战略进攻阶段，前后共有八、九年时间，即从成汤九年至成汤十七年）商人建筑的先商时期战略根据地城邑遗址。研究者要注意从年代学区分 ，郑州地区发现的先商时期城邑遗址，哪些是成汤即诸侯位居“亳”尚未决策伐夏之前的先商建筑遗址，哪些是成汤开始伐夏到灭夏期间的先商建筑遗址。其中只有确认是成汤即诸侯位居“亳”尚未决策伐夏之前的先商建筑遗址，对邹衡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提出，陈旭、郑杰祥、王立新等学者也支持的“郑亳说”才有支持意义。笔者这里提到的郑州除了存在成汤灭夏后建造的巨大郑州商城外必然还存在商军攻下郑州以后到灭夏前期间（从成汤九年至成汤十七年）商人建筑的先商时期战略根据地城邑遗址主要指：考古界在郑州发现的先商时期商人所建都邑遗址，即著名考古家李伯谦先生在郑州商城内确定的商汤灭夏前所建城邑的三项遗存，位于郑州商城宫殿区黄委会青年公寓的编号为W22夯土墙、以C8T62夯土和北大街夯土7、9、12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编号为97C8ⅡT166M6铜器墓为代表的先商墓等。郑州的这些先商遗存很可能就是在灭夏前成汤占领郑州后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战略相持阶段（成汤九年获释后至十四年）和最后三年的战略进攻阶段（成汤十五年至十七年）扩军备战的遗留物。当然，也可能是商先公曾迁徙到郑州一带生活过。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向学界建议：为了不与成汤始居之“亳”相混，也为了纪念首先提出郑州是成汤王都的邹衡先生，可正式将郑州商城遗址命名为“郑亳”。至于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因为它位于偃师，史书中本就有个好听的名字“西亳”，笔者认为将它正式命名为“西毫”是最合适的。至于其历史定位，在没有新的发现之前，可从郑州大学李民先生的“双都说”，将其暂称为“郑亳”的陪都（辅都）。至于小双桥遗址，可从王震中说，暂将其定为郑州商城的离宫别馆。

9、帝辛（纣）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我们对其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既不应拔高，也不可贬低。就目前的认识而言，笔者认为将其从被历代史家妖魔化的“暴君”形像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有情有义的普通国君是最适当的。目前学界对帝辛（纣）的历史评价意见大体有如下四种：

 = 1 \* GB3 ①万恶不赦的暴君。

 = 2 \* GB3 ②功勋卓著，是大英雄。

 = 3 \* GB3 ③功勋卓著，过失也大，既是英雄，也是暴君。

 = 4 \* GB3 ④功勋卓著，过失也大，功过相抵，不是英雄，也不是暴君。

在上述四种评价意见中，第一种评价虽为清末之前史学界的定论，但与已有的考古发现不合，应该予以否定。第二种评价未能一分为二，过于拔高，也不可取。第三种和第四种评价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意见。

客观地说，历史上真实的帝辛（纣）是个有很大贡献的人物，他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是说，没有帝辛当年经营东南，开发长江流域，锐意改革、任用有才华的新人、解放奴隶、改善生产关系以发展生产力，就没有当年“邦畿千里”的殷帝国，当然也就没有后世幅员辽阔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由于帝辛（纣）用兵频繁，激起民怨。加之，他晚年刚愎自用，居功自傲，生活腐化，用人不当，偏听偏信，且过于相信天命，不听微子、箕子、比干等有识之士的谏言，致看似强不可摧的帝国大厦，在周师的袭击之下，倾刻坍塌瓦解。

由于殷商时代的传世原始资料被周人毁坏或篡改，已经出土的帝辛在位时期的卜辞相对于他王来说又较少，且这些已经出土的能反映帝辛时期真实历史和帝辛个人秉性的甲骨文也只有祭祀记录（如《合集10405、36482等》）和征伐占卜记录两类。因此，目前我们对帝辛的评价还只能处于从文献到文献的论证阶段。但就目前的地下发现来看，形势已经越来越有利于毛泽东、郭末若、顾颉刚、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和复旦大学的央视明星钱文忠等人关于帝辛“功勋卓著，是大英雄”的判断。因为到目前为止，甲骨学界和考古学界还没有拿到帝辛是暴君的任何考古学证据，而帝乙、帝辛两帝征伐东夷经营东南的考古学证据已经大量存在。看来，关于帝辛（纣）功过评价的争论还必定会长期存在，只有等到将来有充分的地下发现，证明帝辛（纣）是“暴君”或者不是“暴君”时，才能结束这场长达三千年的争论。

 10、子姓家族建立的国家被周灭了以后，末世商王帝辛庶兄微子被周封于宋，以代殷后，又传国七百多年。子姓家族，在先秦历史上，从舜帝时契兴起，直到战国中期微子的宋国灭亡止，前后共传国一千七百多年。在这一千七百多年中，子姓殷商族，历夏殷周三代，繁衍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族内大小氏族如林。殷商子姓家族中的这许多大小氏族，在后来姓氏合一的潮流中，都脱离了子姓，衍变成独立的姓氏。据不完全统计，源于殷商的姓氏就有近二百个。殷亡后，殷商族不仅没有被灭种，反而繁衍成如此庞大的姓氏群，而且还熏陶出一代圣人孔子，其功当首推微子。没有微子宋国七百多年的存商续殷和文化传承，今日殷商后裔的队伍就不可能如此壮大。这就是微子虽“跪着生”卑躬屈膝降周，但却被孔子尊为“三仁”之首和众多殷商后裔视微子为心中圣人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是非殷商后裔的专家学者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的，然而，大部分殷商后裔的家族情怀确实如此。微子以宋国获得大治，使宋国成为周代传承殷礼的特区，以及传弟不传子孙这两件事向世人证明，他当年卑躬屈膝跪行求见武王主要是为了乞求武王下令罢兵，停止在商王都屠城以保护百姓。当然，保护他自己不为武王诛杀，也是其目的之一，但不是主要的。继承君主之位的，是弟弟还是儿孙，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商族微子来说，这一点更是非比寻常。因为有殷一代在此问题上有过惨痛教训。甲骨卜辞周祭祀谱的破译证明，成汤立国后制定的王位继承制度本是“嫡长子继承制”，但后来遭到破坏。出现了很多次“兄终弟及”的现象，这给殷王朝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被称为“比九世乱”，到第二十四位商王祖甲的时候，吸取教训，大胆进行改制，再次明确了嫡长子继承制，之后一直到帝辛，都是嫡长子继承。微子对祖制和以前的教训应该是了解的，但他却为什么偏偏忘记了教训，违背了祖制而立弟仲衍呢？这里面大有文章。按照子姓商族的祭祖规矩，如果是微子的儿子或孙子继承大位，则微子这一系是直系，后人祭祀他的时候会格外厚重，他的配偶也要受到后人的祭祀，如果是微子的弟弟继承大位，则微子一系就要沦为旁系，会被后王轻视。后来宋国的三十多位国君全是其弟微仲衍后代，没有一个是微子的后代，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规矩之厉害，微子肯定清楚。微子有子有孙，且不止一个，可是他为什么还是决定把大位传给弟弟仲衍呢？这个问题古今都有人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微子的儿子“循”（一说是孙子“腯”，山东微山殷氏族谱记载微子有子名“费”，早卒，费生“腯”）与微子政见不合，特别是对微子“跪着生”的做法不满，微子封宋后多次到周去朝觐，但他的儿子“循”（或孙子“腯”）一次也没有去过，而弟弟微仲则是微子的坚定支持者，故传之。此说貌似有理，但不经一驳，因为微子的儿、孙不止一个，见于文献和家谱的，就至少有两个儿子：“费”、“朱”，一个孙子：“腯”。一个因政见不合不可立，还可以立另一个。笔者思前想后，终于悟出可能的原因，现记于此，供读者参考：帝乙临终时，他与两个弟弟比干和箕子商量王位继承人的事，箕子建议立贤能善良的大儿子微子，比干则主张让小儿子帝辛继承王位。比干说，微子虽是长子，但是庶出，帝辛虽小，却是嫡子。最终帝乙采纳了比干的意见，让帝辛继承了王位。对此安排，微子肯定是有意见的，加上后来帝辛失德专横，不听劝谏，微子当然更是心寒。后来武王伐纣，微子作壁上观，认为反正周弱殷强，蚍蜉撼树谈何易，起初他只是想利用周的力量狠狠地教训弟弟帝辛一顿，让其吸取教训，洗心革面，万万没有想到武王只用一天的工夫就活捉帝辛，并被斩首示众。微子看到大商气数已尽，无力回天，为保民存己，才卑躬屈膝地“跪行”求见武王，乞求武王下令罢兵，以保百姓。这件事对微子触动很大，震动也很大。微子当时的感觉可能如五雷轰顶，他根本没想到因为自己作壁上观，关键时刻没有帮弟弟帝辛一把，会导致弟弟帝辛被杀，会导致整个大殷的灭亡。此时微子十分内疚，自觉愧对先祖，所以决定让自己这一支系隐于民间，不当显族，故才有传弟不传子孙之举。宋国后来的三十几位国君，没有一个是微子之后正是微子自觉愧对先祖的自责心理的佐证。微子素有治国之才，但他与帝辛的治国理念不同。因此，在帝辛遭万人唾骂的时代，位列三仁之首的微子被历代史家称赞是理所当然的。后来，随着帝辛历史地位的变化，三仁的历史地位也在悄悄地走向传统认识的反面。现在我们提倡客观、公正地评价帝辛，当然也就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微子。诚然，帝辛和三仁是一对矛盾，他们政治观点不同，治国理念不同，但这对矛盾也有同一性，即是他们在维护商族的统治地位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近代、现代贬低微子的学者，主要有下列四个论据：

 = 1 \* GB3 ①微子是软骨头，卑躬屈膝地向周人投降。

 = 2 \* GB3 ②微子是帝辛的政治反对派。

 = 3 \* GB3 ③微子出走奔周，与周人订了倒纣的“里应外合”的共头山之盟。

 = 4 \* GB3 ④微子派胶鬲充当殷使候周师。胶鬲于鲔水探知周师将于甲子日到殷都的消息，遂回报微子，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终于使武王在牧野战场，兵不血刃，就伐殷得手。

前已指出，微子卑躬屈膝投降周人主要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乞求武王停止杀戮，使剩下来的族人和朝歌百姓免遭涂炭。因此，贬低微子的第一个论据不能成立。微子、箕子、比干这“三仁”确实与帝辛政见不合，治国理念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了殷代的长治久安，何况“三仁”据理力谏的都是针对帝辛身上的缺点的。因此，贬低微子的第二个论据也不能成立。至于贬低微子的第三和第四个论据纯粹是加在微子头上的不实之词，不经一驳。

11、朝歌古称沬邑，其历史定位，依古本《竹书纪年》，为“离宫别馆”。此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朝歌为纣之王都，认为《竹书》之晚商“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说不全真，认为帝乙末年必有迁沬之事。笔者曾是“纣都朝歌说”的坚定支持者，但看了许多资料，特别是看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资料和文物以后，改变了认识。从“古朝歌为帝辛（纣）的王都”的观点转变为“古朝歌为帝辛（纣）的实际政治中心”的观点。也许有学者会认为，这是在搞文字游戏，其实不然，“古朝歌为帝辛（纣）的王都”与“古朝歌为帝辛（纣）的实际政治中心”二者确实有差别。这个差别缘于帝乙。关于古朝歌历史定位的实际演变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在帝乙时期，王都还在安阳殷墟，朝歌为‘离宫别馆’。但到了帝乙末年，或因为洹河水患，或因为火灾，或因地震等其它自然灾害，安阳殷都变得不适于居住，于是帝乙决定在不宣布正式迁都的条件下，临时将实际政治中心南移至‘离宫别馆’朝歌（沬邑），待安阳殷都修复或变得适于居住以后再迁回去。帝乙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临时决定竟然成了‘永远’，直到殷亡，都没有将实际政治中心再移回去。因此，帝辛继位后，其实际政治中心在沬邑，后来帝辛将其改名为朝歌。总之，帝辛时，朝歌已经不是一般的‘离宫别馆’，而是帝辛常驻生活和办公的实际政治中心。”本卷设第六辨意在阐明这种新的认识。

朝歌从“离宫别馆”变为帝辛（纣）的实际政治中心，这一曲折过程应是后世史家关于安阳殷都与朝歌殷都之争的缘由，也是在乙、辛两帝时朝歌发展成拥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而安阳殷都反而逐渐停滞发展沦为仅是宗庙和祭祀场所的原因，也是武王伐纣时不伐安阳殷都而只伐朝歌的原因。

以上11点就是笔者治殷商史思想与当前殷商史学界主流认识不同之处，故才将本卷命名为《殷代史六辨》，建议读者在阅读本卷前先浏览此11点，然后再阅读本卷全文。

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将中华上古信史由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上推到殷商先公上甲微时代，而本卷在宋氏等前辈专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殷商侯冥的身份和业绩的认定，又上推了两代，将中华的上古信史由殷商先公上甲微时代推进到上甲微之祖冥的时代，这应是本卷对重建中华上古信史的贡献之一。

下面，再顺便说明一下，今本、古本《竹书纪年》的学术可靠性问题，因为笔者在论述殷商族先公发祥和发展史时，引用了许多今本、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竹书纪年》是据西晋时出土的战国时汲冢竹简辑成，一般认为是魏国史官所作。因为其躲过了秦代焚书一劫，其学术可靠性，远较后世的史书高，因此历来为史家所看重。但西晋时出土的汲冢竹简和释译真本已早亡佚，现在的版本都是后人从许多史书中引用真本《竹书》的片言只语汇集而成。汇集本《竹书纪年》有古、今两种版本。古本《竹书纪年》之史料价值极高，已为学界公认。今本《竹书纪年》首现于明代，虽已被清人朱又曾、近世人王国维判定为伪书。但据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一书考证，今本《竹书纪年》记述的条条史料，均可在其它史书中找到出处或相似的记载，王氏据此判定，今本《竹书纪年》乃是后人从其它史书中辑出的伪托。王氏本想利用其《疏证》一锤定音，使今本《竹书纪年》伪书说永世不得翻案。但王氏没有想到，他在《疏证》中考出的条条证据，却成为今天有些学者将今本《竹书纪年》视为“不伪”或“不全伪”的“旁证”。考虑到，王氏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未敢将今本《竹书纪年》辑者杜撰的史料一一列出，同时他自己也承认，今本《竹书纪年》的条条记录均可在其它史书中找到根据，所不同者，只是年代而已。正因为此，在王说出现以后，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今本《竹书纪年》不一定全伪，美国甚至有个别学者（如夏含夷等）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在笔者看来，不管今本《竹书纪年》伪与不伪，只要其史料为真，即有可取之处。就殷商族先公发祥史和发展史而言，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远较古本《竹书纪年》详实，因此，就殷商族史和殷代史而言，笔者将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同等看待。诚然，今、古本《竹书纪年》，司马迁都未能得见，但《竹书纪年》中记述的殷商史事与司马迁撰《史记•殷本纪》时所本史书内容定有相通之处。故笔者亦将今、古本《竹书纪年》视为重要研究资料之一。

 笔者  殷作斌  2013年11月于江苏淮安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