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担的山南头村小麦试验田，穿城而过往返达10公里，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辛苦一季，每亩产量只有200多公斤，特别是那块插牌是县领导“卫星”试验田，品种是“中农28”，群体过大，密不透风，茎杆细嫩，遇雨倒伏，用小竹杆支撑也无济于事，最终产量还不如一般大田，以失败告终！得不偿失。 “卫星”堕地了，沮丧之余，也有所获，我悟出：所谓“卫星”是人吹上去的，西平县地翻三尺、施肥十车、播量百斤……等技术措施，都是瞎编骗人的。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品种潜力，亩产三百公斤绝对是高产上限了。事后打听，那年与我相同遭遇的人不少，各县都有。

    1959年，浚县农科所由河西苗圃迁至城北4公里处的桑村庙，发展壮大到15人，刘文铨仍兼所长，段志明任副所长，负责常务工作。全县大部农业科技人员集中在此，承担的任务几乎是农业服务全部工作，还是各公社农业试验场的业务主管。品种引进、虫情测报、技术推广、土壤肥料、农机农具……什么都管。不久，浚县农科所(所长刘文铨)与浚县农校(校长张廷富)、浚县农业试验场(场长武金铎)合并为“三结合农业科研基地”，各公社也成立了科研队、试验场、红专学校，实行产教研结合，在全省也算独树一帜，其经验曾在全省推广。我负责编辑油印小报《浚县农业科技》，撰稿、编辑，连刻带印，每月两期发往全县各地。

    浚县农业试验场人员是从双庙农场调来的，除武金铎场长外，还有李金泉、李有福、周国宪等几名工人。在东马庄村南端一座农家小院住，挂上浚县农业试验场的牌子，调用马庄耕地100亩，我又被派到试验场当技术员，负责各项田间试验。武场长丰富的实践经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朴实的生活对我影响很大，俺俩同住一屋，他在下边，我在阁楼上，一老一少无话不谈，工作很累，心心相印。

    1959年，小麦试验田不再单纯追求高产了。引进了十几个小麦良种，如：碧蚂2号、徐州438、北京1号、华北672、早洋红等，搞了品种比较、播期试验、密度试验、施肥试验、灌溉试验等。大田生产靠工人，试验田则组织农校师生参加，因为农校当时有两个班，一百多名学生，授课之余要参加生产实践。当时浚县农村小麦平均亩产只有48公斤，我们搞到200多公斤，被周围村民羡慕不己。局长程建国告诉我：省农科院成立，来函想调我到土肥化验室工作，被他回绝了。

供给制实行半年后停止，转正后月工资定为34元。节衣缩食，每月省出10元寄给父母补贴家用。

又是一年严冬，马庄水塘里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为了御寒我买了件棉大皮，白天可穿晚上可盖，一举两得。然而好景不长，俩月后进城，把大衣绑在自行车后，到城北门时才发现，车后拖着一根绳子，大衣没了，折返而寻，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