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县史迹丛书《南关索古》---淇园工作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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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箕子庙碑


箕 子 庙 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聩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诏,崇祀式孚;古厥颂辞,继在后儒。

【解题】

箕子,名胥余,殷纣王的叔父,曾任太师之职,封于箕(今山西省太谷县东北)。他因劝谏纣王,被囚禁。周灭殷之后,武王将他释放。他不愿仕周,逃亡到朝鲜,武王就将朝鲜封给了他。《尚书·洪范》中记载他对答周武王的话,疑为后人伪托。

碑记,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它的应用范围很广,有封禅和纪功的碑文,有寺观、桥梁等建筑物的碑文,还有墓碑。它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多用散文以记事,称为“碑”;后一部分用韵文以赞颂,称为“铭”或“颂”。

作者柳宗元,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因参加王叔文革新运动而获罪,被贬谪到荒远的边郡为官,他的遭遇与箕子有类似之处。因此,这篇碑文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是借赞颂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文章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感慨。

【注释】

  蒙:犯,遭受。难:危难。

  六经:指《书》、《易》、《礼》、《乐》、《诗》、《春秋》六部儒家经籍。

  纣:商代最后的君主,即帝辛,旧史称他荒淫无道,残暴专横,激起人民的怨恨,后被周武王所灭。

  明夷:《周易》卦名。明指太阳;夷,灭,指太阳落山。引文出自《周易·明夷》,意思是说箕子能韬晦,在艰难之中,保持正直的品德。

  彝伦:即指伦理道德。

  洪范:《书经》中的一篇。洪,大;范,法。旧说认为是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近人疑为战国时的作品。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箕子到朝鲜之后,教当地人民种田、养蚕,讲习礼义,并为他们制定了八条禁令。

  厥:他或他的。躬:身体,自身。

  殄:绝,灭。

  稔:谷物成熟,这里指罪恶没有发展起来。

  武庚:纣王之子。武王灭商后,仍封他为殷君。周成王时,他伙同管叔、蔡叔、霍叔发动叛乱,为周公旦所灭。

  汲郡:即唐代卫州,在今河南新乡、汲县一带。

【译文】

  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立身处世有三个原则: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因此孔子在概述“六经”的要旨的时候,对他特别重视。

  在殷纣王那时候,大道背弃,政治混乱,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确实是一种“仁”德,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确实也是一种“仁”德,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上述这两种办法,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故而在《易》中说;“箕子能做到韬晦。”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等到天命更改了,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创立典章制度。故而在《书经》中说:“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洪范》。”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等到被封在朝鲜,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使德行不再鄙陋,人民不再疏远,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使外夷变为华夏,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天地变化发展,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道”,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

  啊!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比干已经死掉,微子也已离去,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国中要是没有箕子这样的人,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

  唐朝的某一年,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逢年遇节便祭祀他。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易经》中的卦“象”,便写了这篇颂。

 (淇园工作室王之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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