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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
（淇园工作室王之珩撰文、纪翔摄影）
在南关村头官道西侧关帝庙前，过去曾立有一通巨碑，上书“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以下简称故都碑）九个大字。此碑系明末清初文物，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妥善保护，移至摘心台公园内，现矗立于公园北门内三十米处，迎接着八方游客。
故都碑高约2.6米，宽0.8米。原有巨型石龟底座，石碑立于龟背之上，以示尊荣、肃穆。碑阳右侧起首竖书“敕封文林郎知淇县事常山钓台蔡藿”，此行字下方分为两行，右侧为“迪功郎县丞钦国梁”，左侧为“典史贾悦”。中间大字为碑铭正文，即“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九个大字。大字左侧落款为“赐进士第福建道监察御史邑人睡仙孙徵兰”，其左下侧是“暨弟贡生纫兰”，再左“暨子宜孙、隆孙”。由起首和落款可以看出，故都碑系当时官府与本地望族孙氏联名所立。那么，立下这通巨碑究竟有何用意呢？
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碑上提到的几个主要人物。据清乾隆24年《淇县志》记载，蔡藿是直隶宁晋人，清顺治元年由岁贡升任淇县知县，他的继任者柴望于顺治四年接任。故都碑当立于蔡藿任内，即顺治元年至顺治四年之间（公元1644—1647年）。县丞钦国梁为黄冈人，后升任弘农卫经历；典史贾悦，文水人。
落款中的孙徵兰是淇县鼎鼎大名的人物。孙徵兰（1586—1653），本县南阳村人，字九畹，号睡仙。明代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进士，崇祯朝历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四川布政司参政。明亡之后归隐故里，为一方名贤。孙徵兰工于书法，被誉为“书林之秀”，并有《香国楼诗集》传世。
蔡藿于顺治初年秉政淇县时，正值明清易代，政局未稳，人心难定。淇地经历了明末战火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蔡藿来到淇县之后，亲自拜谒前朝遗老孙徵兰，向他征询长治久安之计。孙徵兰饱读诗书，明白文化建设是百业待兴的基石，于是他建议在殷末帝都上作文章，唤起故乡人民的自豪感，以昔日辉煌凝聚人心，安抚黎庶，重建家园。双方达成共识之后，决定由孙徵兰亲自撰书，双方联名，在南关的通衢大道上竖起了这通巨碑。
孙徵兰一向关心家乡建设，淇县现存多幅他的手书摩崖石刻。他所题写的“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笔法苍劲古朴，是现存碑刻中珍品。但是对于这通故都碑的碑文如何解读，目前研究者有两种不同见解，略述于后。
一种观点认为，碑铭“殷朝六七贤圣君”一句，出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原文是：“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孟子所说的六七贤圣之君，指殷商立国四百多年历史上出现的六七位贤圣国君。之所以称为贤圣，成汤开国，自不待言，其他几位，都是因为能在殷商趋于衰落之际，选贤任能，广施善政，使国家重新呈现繁盛局面，即史书中常说的“中兴”。孟子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贤圣之君是谁，考察《史记·殷本纪》，对维系殷商一朝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君主要有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等六人。
另一种观点认为，孙徵兰只是化用《孟子》句，所谓“贤圣君”，并非单指国君，而应理解为广义上的“贤达圣明的人”；而且碑文强调“故都”，也就是说这些“贤圣君”应该与古朝歌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照此标准推断，孙徵兰碑文中的“六七贤圣君”，除了曾在朝歌建都的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位国君之外，还应包括被孔子尊为“三仁”的殷末圣贤比干、箕子和微子。
两种观点各有依据，见仁见智，仅以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还不能简单判定孰是孰非，这里权且列举出来，以供读者参考，更期待有识之士深入探讨，以破解这一文化谜团。
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碑帽（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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