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都朝歌

从康伯到釐侯 
  作者:逵富太 康献堂




总目录


一、卫都朝歌

二、卫国人物

三、淇卫文化

四、历史评说

五、朝歌姓氏







   《史记·卫康叔世家》曰:“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捷伯立。 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贞伯立。贞伯卒,子顷侯立。”
1.康叔之子康伯髦、中旄父
   “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系卫国的第二代国君。
   关于康伯,史书记载甚少,且有争议。
   《系(世)本》曰:“康伯名髦。”《集解》引宋忠曰:“即王孙牟也,事周康王为大夫。”按《左传》所称王孙牟父是也。“牟”“髦”声相近,故不同尔。谯周《古史考》无康伯,而云子牟伯立,盖以不宜父子俱谥“康”,故因其名云“牟伯”也。
   张文虎曰:“‘髡’与‘牟’声绝不近,疑‘髡’本作‘髦’,传写误。”
   而梁玉绳以为康伯之“康”是采邑,曰:“其时谥法初行,诸侯尚未遍行,列国之君有至四世五世而后有谥者,康叔、康伯皆因食采以为号。”
   谥号是在我国古代统治者或有地位的人死后,给他另起的称号,如“武帝”“哀公”等。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帝王的谥号,由礼官议上;臣下的谥号,由朝廷赐予。
   谥号制度的形成,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即《逸周书·谥法解》中提到的周公制谥。但是近代以来,王国维等根据金文考释得出的结论,谥法应当形成于西周中期的恭王、懿王阶段,这一说法现在得到广泛认同。早期谥号为自称,比如“周文王”“周武王”。
   周王室和春秋战国各国广泛施行谥法制度,直至秦始皇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废除了。直到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据此,康叔、康伯的康字,均为食邑康国而得之,而绝不应该为谥号。谯周提出的观点是:康伯名髦,与王孙牟、牟伯同为一人。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的话:“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
   《史记·楚世家》则说:“楚子熊绎与鲁周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王孙牟出现在上述史料中说明,康伯是成王、康王时代的人。他也因其父初封于康城而以康为氏。古时牟、髦、懋同音通用。故王孙牟、康伯髦即康叔的长子康伯髦。康叔任司寇时,居于有阎(今洛阳市西南)之地,卫国的国政即由康伯髦料理。伯髦父建都于牧,亦作“沬”或“妹”。在此屯有防守的大军。康王时,伯髦父以卫君兼殷八师统帅。东夷大反,他率军东征。
   成康时期的《小臣俫簋》日:“壑!东尸(夷)大反!白(伯)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尸(夷)。佳(惟)十又一月遣自,魔自,述东,伐海眉(湄),(于)厥复归,才(在)牧自。白(伯)懋父承王令(命),易(锡)腱(率)征自五齵貝。小臣俫暦,罕易(锡)贝,用乍宝尊彝。”
   东夷是我国古代对东部各民族的统称。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之称。远古东方部落称为夷,而东夷作为一个名词则来自于周代,因为周室相对于东方诸夷部落来自于西部,但这个词后来被史学界统一用来借指史前中国生活于今山东、淮河地区,活动在今泰山周围的被称为夷的众多部落、方国的一个名词范畴,词义性质从地理名词转变成对中国文化起源领域上的文化渊源性质的名词。东夷,即东边的夷人。“夷”,古山东话中音同“人”,原意为“一入负弓”(《说文解字》),与华是同位语。
   从《小臣谜簋》的内容来看,周公东征东夷胜利后,特别是经过对齐鲁的征战和开发,东夷有过短暂的安定。到周康王时,东夷又大反叛。此时,接替康叔担任殷八师统帅的康伯髦,率领八师“唯十又二月,遣自相师”,从朝歌出发,述东部陕关,伐海眉,一直打到了海边。陈梦家认为述东当指沿泰山山脉或崂山山脉的北麓。东陕与海眉皆非专地名,乃指一带区域,海眉即海隅、海滨。齐之海隅,即古莱夷之地。晋嵇康《琴赋》曰:“俯瞰海湄。”吕向注:“海湄,海畔也。”并征收了那里出产的贝。“蔑暦”是西周的一种铜器。“复归在牧师”,牧师是卫之国都,即武王打败商朝军队的牧野。“牧”与“沬”、“妹”声通用,归在卫国国都,说明康伯髦率领得胜之师回到了朝歌。
   至于战争的状况如何,史无记载。不过,率领军队长驱直入,从卫都打到海边,充分显示了康伯髦的军事才能。
   这次战役是分路出兵进击的。还有大保,“当为太保”,是西周始置的监护与辅弼国君之官。武王去世,成王年少,召公任太保,以长老身份监护。周公东征胜利,建东都成周(今洛阳)。成王到成周时开始亲自理政,召公为此作长篇教导,即《尚书·召诰》。后以陕(今河南三门峡)为界,“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见《史记·燕世家》)。后召公子孙以太保为氏。太保与太史、太傅合称“三公”。随行的还有溓公统帅的师氏、有司及随从小国,即所谓后国。
   另外,铭文中还有其代王实行赏罚的记载。如“唯三月丁卯,师旂罪衆僕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引以告于伯懋父,在艿,伯懋父迺罚得(兹)古三百寽”。
   方雷,是方氏的始祖。本姓姜,字天震,是神农炎帝第十一世孙,八代帝榆罔的长子。《书·洪范》说:“雷于天地为长子。”《春秋合谶图》说:“轩辕氏主雷雨之神。”他是黄帝之后嫘祖的父亲,原居雷泽(今濮阳和山东菏泽一带)。因“佐黄帝(伐蚩尤,曾斩永曜于涿鹿)有功,封方山(今禹州西25公里)”,叫方雷。铭文上提的方雷.当指此。周初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些量词,如寽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寽马□□匹,寽车十两,寽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此文所说三百寽,可看出伯髦父做为诸侯之长,对不服从命令者,有惩罚的权利。
   御正卫簋铭文:

五月初吉甲申,
懋父赏御正卫
马匹自王,用乍
父戊宝尊彝。
铭4行23字。

   此簋旧在热河行宫,曾在北京故宫武英殿陈列。
   懋父即伯懋父,此犹伯禽之或称禽父。御正是官名,亦见一爵(善彝155),此爵有“公大保”之称,当是召公的生称,乃成王时器。御正犹《左传》襄九、廿三校正、马正之类。
   “懋父赏御正衞马匹自王”,与召圜器“休王自毂赏毕土方五十里”同例,“自王”之王应与令方彝之自王同为王城地名。
   此器与卫鼎(善彝28)为一人所作,鼎铭日:

衞肇作厥文
考已中将鼎
用来寿,匄永福。
乃用乡王出人
事人手多朋
友,子孙永宝。


   除此二器外,卫之有关诸器如下:

卫卣,卫作季卫父。
卫尊作季卫父。
白卫父盉白卫父作嬴。

   凡四器的卫可能是御正卫,季卫父是卫的季父,白卫父待考。


   召尊铭文载:

唯九月才炎自,
甲午白懋父赐召白马,
每黄、囊微,用采。
不。召多用追于
炎不营白懋父友
召万年永光。
用作團宫旅彝。

   铭七行46字,记九月甲午白懋父才炎赏锡召以白马,“白马”当是马一匹、乘马。“每黄、髪微”乃是形容白马的黄拇斑髪,拇即是大拇。

   小臣宅毁铭文:

唯五月壬辰,同公才丰,
令宅事伯懋父,白易
小臣宅画甲、戈九、易
金车、马两。扬公、白休,
用乍乙公隗彝,子子孙
永宝,其万年,用飨王出入。

   铭6行52字,罗振玉旧藏,1955年在旅顺废铜中重现,今在旅顺博物馆。
   丰即丰邑,近镐京。同公见《沈子宅簋》“作怙于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怙休同公”是同公与周公同时。
   此器白懋父锡小臣宅四事:甲、戈、车、马。甲即甲衣,《广雅·释器》:“函、甲、介,铠也。”《周礼·考工记》:“函人为甲。”以革为之。《左传·庄公十一年》:“蒙皋比而犯之。”据杜注则是虎皮。《楚辞·九歌》“操吴戈兮披犀甲”。此器的甲字,则象干盾之形。《小盂鼎》的金甲是青铜甲,此器的画甲当是在草皮上施以漆绘。
   “赤铜为之钖”。《周礼·巾车》“一日玉路,钖樊缨”,注云:“钖,马面当卢刻金为之,所谓镂钖也。”《诗·韩奕》“钩膺镂钖”,《说文》“钖,马头饰也。”“马两”,是马一对,西周全文赏马常是三匹,因一车三马,而此与《小臣穸鼎》钖以两匹。
   铭中的作册宅,可能即是小臣宅。《顾命》“丁卯命作册度”,于省吾《尚书新证》说:“《尚书》度多与宅通,古文作宅,今文作度。作册宅,宅乃作册之名。”并因此方彝为证。宅为白懋父之小臣,当在成王初期,其为作册当在成王晚世,所以顾命提到他。
   《吕行壶》也提到了伯懋父:“佳(惟)四月,白(伯),懋父北征,唯还,吕行(捷),孚(俘)贝,用宝尊彝。”
   提到北征的还有师旂鼎:
   惟三月丁卯。师旂衆僕不从王征于方,雷吏厥友弘以告于白懋父。
   《吕行壶》及上述的《师旂鼎》系白懋父北征的两器,似当在成王后半期或康王时期。《吕行壶》是简朴式的壶,与商周714、715两壶是同时的。《师旂鼎》项下一圈鸟纹,身尾已显分离,表现为稍迟的形象。郭沫若《大系·考释》因伯懋父见于可以定为成王时诸器,故序此鼎于成世。但从花纹形制上看,似应下移至康初。
   《吕行壶》所载的伯懋父北征和《师旂鼎》所载伯懋父统帅师旂等人“征于方”,近人解释“于方”或为方国,或为地名,当以释地名为是。因为西周时代的文献记载中,未见有于方这个国。方当是《诗·小雅·六月》所说猃狁“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的方”,当在今甘肃泾阳附近,曾为伯懋父北征所及,许是伯懋父北征时一度留住之地。
   成王时的大保簋载:“王伐录子职(圣),厥!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无)遣。王征大保易��余土,用兹�����令。”
   录,郭沫若以为即群舒的六,在今安徽六安。盖录子圣已服从于周,因而周按统治“荒服”制度,封以子爵。录子圣反,成王派召公率兵征伐,平定了叛乱,并赏赐其余上。
   通过以上铭文可知,康伯髦是西周成康之世的一位重要军事统帅,他经常率军出征,骁勇善战,带领殷八师及随从的其他诸侯国部队,驯服东夷:北征戎狄,为西周政权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军纪严明,有赏有罚,而且权力很大,深得部下的拥戴。《尚书·顾命》记载成王临死时的顾命大臣举其名者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六人,卫侯当即康伯髦。这六人地位很高,超过了同为方伯、外戚的姜子牙之子丁公吕伋。康伯在西周初期的名声如此之大,固然与他担任东方主要方伯之君有关,但主要是个人的能力和威望较高。他的功绩和统治使卫国保持了长时间的方伯地位。
   关于中髦父,有资料说他是康叔之次子。《逸周书·作雒解》第四十八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是说康叔封在殷故都,次子封在东,东即鄘,是说周公把鄘封给了中旄父。孙诒让《邶廊卫考》曰:“周公以武庚故地封康叔,实尽得三卫全境,以其地阔广难治,故依其旧壤,仍区殷东为二,以其子弟别治之。如晋文侯弟成师别治曲沃,东周惠公子班别治巩为西周君之比,是中髦宇东,虽专治其邑而仍属于其父,则与三监分属微异。逮康叔卒,康伯嗣立,而东遂不复置君,故采诗者三卫不复析别。是三卫始时三监鼎峙,中则殷、东虽分二宇,而实统一属,终乃夷东为邑而与殷合为一,其事可推迸而得也。”剖析三卫之地分合始末甚详,可以信据。
   也就是在说,在康叔封卫时,卫国东都一带形势复杂,朝廷让中髦父镇守在这个地方。“难治”的地方很快得到了治理。待其兄为卫君时,殷、东又合在一起。
   范文澜等学者认为:“卫康叔封世子中旄父为康伯,康叔死后,康伯继位。自后卫国世子有受封称伯的惯例。”“卫康叔子仲髦父排行第二,受封为世子称伯。”(《中国通史》第一册)也就是说,部分学者认为,仲旄父也即康伯髦。
   从字义上讲,此处的康伯髦不应是仲髦父,仲髦父应是康叔的次子。上述的吕行壶、师旂鼎等铭文明确记载康伯即伯懋父,只字未提到中旄父。在仲髫父宇于东时,康伯髦正在征东夷、征犬戎。所以,征战和镇守的地方不同,不能把二人混为一谈。
   按照中国的说法,弟兄们排行称“伯、仲、叔、季”。《纬书》传说中还有“皇氏五龙”的“伯、叔、仲、季、少”的叫法。《春秋命历序》:“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驾龙,号曰五龙。”只有五兄弟的,也可依次排行,把最幼小的叫“少”。
   “伯,把也,把持家政也。”按宗法社会里常以长子继承父位当国者当家则把持国政、家政。如春秋五霸,“霸”亦可作“伯”,即指盟国奉为把持朝政的长兄,“伯”“霸”通用。同义的“兄”字,从人从口,表示在家里是发号施令者。弟兄们对兄长是必须服从的。总之,其字义是最初的,是老大。周礼推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一般来说,曾为贵族所重视和遵守。这种把“宗子”继承的制度固定下来,是为了防止争夺政权和内乱,从而巩固宗族组织及其统治力量。
   “仲,中也,位在中也。”“仲子”是二儿子,“仲女”是二女儿。
   “叔,少也。”按《史记·楚世家》的排法,伯霜卒后,仲雪、叔堪、季徇之排列。
   “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这个字《说文》认为上面的禾是“维肖”,比于幼禾,总之是最幼少的。不管多于成少于四个,“季”都是最末的,如果只有三个,它就是老三。
   《仪礼·士冠礼》:“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郑玄注:“伯仲叔季,长幼之称。”
   汉班固《白虎通·姓名》:“以时长幼,号曰伯仲叔季也。伯者,子最长,迫近父。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
   据上所述,中旄父即是康叔的次子,是镇守东土的一员军事将领。而不能认为和康伯髦是同一人。

2.六代卫侯称伯
   从康叔封开始,卫国就是侯,这个已从康侯刀、康侯斤、康侯矛、康侯觯、康侯垒等文物中得到了验证。因后面将在“浚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一章中对文物做详细介绍,在这里不做赘述。
   自康伯起,卫国又经历了考伯、嗣伯、疌伯、靖伯、贞伯,六代均为伯。这六代人,正值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时代。西周王朝也从“成康盛世”逐渐衰弱,到懿王时,乃至“诸侯不再朝”。但此期间卫国的几代君主均称伯,这个伯,仍为方伯之伯,而非侯伯之伯,没有降爵。《礼记·王制》载:“千里之外设方伯。”周初,“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即天子分封诸侯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之家。天子在所分封的诸侯国中,委任王室功臣、懿亲为诸侯之长,代表王室镇抚一方,称为方伯。
   卫国几个君侯承袭了康叔、康伯髦的爵位,均为侯爵,但比一般的诸侯国国君地位高,因为他们掌握着国家的精锐之师“殷八师”,代王镇抚东土,说明了周初卫国地位之高。
   周成王亲政后,对周公的教诫一直不敢忘记。他时常以周公所做的《无逸》《多士》等文书提醒自己,用商代一些著名的国王如祖乙、武丁、祖甲等人“不敢荒宁”“保施小民”的事迹为榜样,不敢骄奢淫逸,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再加上周王朝经过周公数年的苦心经营,敌对势力多被消灭,被分封的各国诸侯也已成为周王朝的“藩屏”,所以成王时天下很是安定。
   成王时,周朝有两座都城,西部是镐京,又叫宗周;东部是洛邑,又叫成周。公元前1021年,周成王驾崩,享年仅35岁。成王薨,康王钊即位,他按照成王的遗嘱,在召公和毕公等顾命大臣的帮助下,勤奋治国,生活较为节俭,处理政事也专心。据说当时晋侯修了座漂亮高大的宫殿,受到了康王严厉的指责。《史记·周本纪》里,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错就是措字,在这里就是放置起来不用的意思。这段话说的是周王朝到了成王和康王时,曾经出现了国家安定,近40多年的时间没有使用过刑罚的“太平”景象。虽然这些话不免有些夸张,但周王朝在成康之际国力比以前强大,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确是事实,因此有人把西周初期的一段繁荣时期称为“成康之治”。
   在成、康之朝,国内社会矛盾与外族的矛盾相对缓和,战事极少,此间只发生过成王攻淮夷和康王伐鬼方两次较大的战争。
   成王攻淮夷之战发生在成王十一年,此时周公已死,成王亲政,东方的奄国和淮夷再次起兵反叛,成王率兵亲征。按惯例卫君也派兵随征,以毛公为统帅,总领壬师,并以成周八师为主力中军,命吴伯率所属为左军,命吕伯率所属为右军,成王子领本族甲士为成王卫队。经三年断断续续的征伐,终将叛乱平息。
   周康王伐鬼方发生在康王元年,鬼方是周西面的一个翟(狄)族大部落,以游牧、狩猎为生。据小盂铭铭文,周师往伐鬼方,鬼方战败,周军三年俘二十翟王,割耳四千八百余人,俘其首领以下一万三千八十一人,获车三十辆,马、牛、羊数百头,取得巨大胜利。
   由于战争少,殷族遗民又多被迁往他处,他们同化成大周朝的臣民,未做叛逆活动,环境稳定,卫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农耕上人们不仅懂得深耕、熟耘、壅本等深耕细作,而且已能使用绿肥和制造堆肥,知道应用人工灌溉,把田间耨锄的荼蓼和杂草沤烂作为绿肥,使黍稷等作物长得更为茂盛。扫除污秽的杂物,用火化、土化等方法制成堆肥,也是当时常用的肥料。另外,卫人在耕作、选地、休耕、疆理、施肥、除虫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实践经验。农作物的种类也增多了,如粮食稻、粱、粟、麦、稷等,经济作物桑、麻、菽、苴、苎、瓜、果之属,品种和产量等有了增加。
   如《诗经·邶风·绿衣》一诗中,可能是一首写黍成熟收获的诗,“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写出了农夫的喜悦之情。
   西周王朝经文、武时期的创建,到成、康时期(前1020-前995年)趋于稳定,这前后近百年,是奴隶制发展的强盛时期,从昭(前995年一前997年)、穆(前976年一前922年)两代开始,各种矛盾尤其是与国内各族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不但削弱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力量,而且使奴隶制度不断遭到破坏,奴隶制国家从此走向衰落。
   首先是与周边各族的矛盾和冲突。与周王室较早发生军事冲突的,是祝融氏的后裔,属蛮族的南方楚。周初,楚国慑于周王朝强大的统治力量,也表示臣服,定期向王室进贡“包茅”等物,但周王朝“以蛮夷视之”,使之不得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只是在“守燎以祭王”活动中担任了“守燎”的角色。
   成、康以后,楚国的势力日趋壮大,与周王室的冲突不断加剧。昭王十六年(前980年),昭王亲自领兵伐楚,所领部队是王室之禁军西六师,第一次伐楚取得了胜利,振旅凯旋。十九年下半年,第二次出征,随行的有祭公、狱、过伯、返遗、等方伯和重臣,也许卫君也派有部队参加,“天大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也就是说,周军在途中遇到了变故,“梁败”,是说浮桥突然败坏,也可是天气突变,山洪暴发,周师猝不及防,顿时大乱,精锐的西六师随之溃败,连昭王也被淹死于汉水之中。经过这次严重的挫败,周王室控制南方的力量被削弱,楚国便在江汉地区不断发展起来。
   到穆王时,西北地区的犬戎诸部逐渐强大起来,有时还侵扰到宗周附近,穆王亲自领兵,只取得了四白狼、四白鹿而归(可能是犬戎的八个部落的名称)。“自是荒服者不至”,即“荒服”诸部从此与西周王朝断绝了来往,西周王朝与犬戎诸部的矛盾不断加剧。
   周穆王西征犬戎的时候,东南地区淮泗之间的徐奄诸部又乘机发动叛乱。他们以徐偃王为首,趁周穆王赴瑶池会西王母之际,西伐宗周,至于河上,深入中原。
   当时卫国应是嗣伯或疌伯执政,他们派兵应战,因不敌徐奄诸部,导致徐部迫近黄河。周穆王得此消息,一面派造父骑快马赴各诸侯国调兵遣将,一面乘车东回。
   清代徐时栋《徐偃王志》中,有一场对话,楚王孙厉谓楚子曰:“汉东诸侯三十六国,胥服徐矣,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偃王有道,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石之击卵也,犹大鱼之吞小鱼也,犹虎之啖豚也,又何疑焉!且夫文不达德,武不任力,乱莫大焉。”楚子日:“善。”造父到楚,说服楚起兵“伐徐,遂灭之”。偃王所占五百里地方,跟随他的三十六国,皆溃败。偃王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
   穆王去世后,由其子共王翳扈继位。穆王在位时虽然王道开始中落,但由于当时还有成康盛世聚拢的雄厚家底,因此尚能守成。到共王及其以后,西周社会开始出现许多变化。王室逐渐衰落,而一部分诸侯士大夫的势力则开始膨胀,社会矛盾也在逐步加剧,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史记·周本纪》说:“共王崩,子懿王瓣立。懿王之时,王室衰微,诗人作刺。懿王死后,共王之弟辟方立为周王,是为孝王。孝王死后,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弟继侄位,王位复还夷王,可知此时还发生了西周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王位继承上的例外。
   据说到夷王时,王室更加衰落,以前高高在上的周天子也不得不屈尊“下堂而见诸侯”。此时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层出不穷,而周前期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亦遭到破坏,王室与诸侯的矛盾加剧,“诸侯不朝”的记载不绝,王室内外大大小小的贵族已开始分化,其中有人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土地和奴隶,有些贵族则逐渐失去了其原有财富而破落下去。
   1975年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裘卫家族铜器铭文,记载了裘卫家族由低级奴隶主通过与大贵族买卖土地、聚敛大量财富,最后上升为大奴隶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袭贵族钜伯等将周王朝封给自己的土地拿来换取裘卫家族的宝玉、车马等,来装典门面,这种买卖交换土地的行为与周代土地制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公有制显然不相符合,但此时已视为合法。西周官员甚至帮助解决划界、交换手续等问题。上述情形表明,到西周后期奴隶制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开始瓦解,土地私有现象开始出现。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的改革。这也是诸侯地位加强,周王室地位呈西山落日之势盼根本原因之一。
   从康伯之后的考伯、嗣伯、疌伯、靖伯、贞伯,继承了祖先留下的权势地位,历代为方伯。
   考伯,梁玉绳曰:“案《世表》《人表》,作孝伯,《诗疏》引《史》亦作孝,则今本化为‘考’伯也。”
   嗣伯,梁玉绳曰:“嗣伯及其子疌伯皆《谥法》所无,岂其名欤?然则前之考伯已有谥,不应二伯无谥,疑。”
   疌伯,梁玉绳曰:“‘庭’乃‘走’之讹,《世表》作疌。《索隐》引《世本》作挚,恐非。《人表》及《卫诗谱疏》引《史》作建误。”
   贞伯,梁玉绳曰:“《索隐》引《世本》作‘箕伯’。《谥法》无‘箕’,或‘箕’是贞伯之名欤?”
   总之,六代方伯是卫国强盛时期的执政者,除康伯外,其他人没留什么资料,有待以后的考古发现去弥补。
3.卫顷侯和釐侯
   《史记·卫康叔世家》接着说:“贞伯卒,子顷侯立。”“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顷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
   顷侯系贞伯之子,他在位正值周王朝没落之时。执政的周夷王,名燮,系懿王之子,前885-前878年在位,他是接替其叔共王辟方之�����王的���此时的王室更加衰落,以前高高在上的周天子也不得不屈尊“下堂而见诸侯”。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使周天子应接不暇。
   在这种情况下,卫顷侯去贿赂周夷王而封侯,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卫从康叔建国,就是孟侯,是诸侯之长。他们所称的伯,是方伯,是高于其他诸侯的伯,而不是公侯伯子男的伯。到顷侯时,他并没有降爵,因为祖先封的是侯爵,到他仍然是侯爵。可见《史记》所载卫顷侯贿赂周夷王命卫为侯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也不存在卫顷侯贿赂得侯的可能,因为方伯的地位比侯要大。何必再去朝廷贿赂。至于卫顷侯不继续称伯,可能是因为他失德,抑许是他不及时进贡,管理不着东方的诸侯国,惹恼了周夷王,不再让其称方伯而已。
   卫顷侯失德,把卫国搞得世凤日下。有个“卫巫监谤”的故事,说的是周厉王姬胡与卫顷侯狼狈为奸,遍布爪牙,堵塞言路,迫害民众的故事。
   燕昭安先生在《朝歌春秋》一书中说:“‘顷侯’是死后的谥号,顷侯失德,又与人们深恶痛绝的‘卫巫监谤’牵连,死后给他的谥号‘顷’基本上是贬义:堕覆社稷曰顷;震动过惧曰顷;阴险多谋曰顷。”对顷侯这样的人,贬爵是很正常的。
   卫君称方伯之事,前文已述。张照曰:“卫始封侯,见于《书》,为方伯见于《诗》,《诗》《书》并有文,岂得复疑。《索隐》谓史迁之误,是也。”一说为“伯仲”为“伯”,一说是以字为谥,如姚鼐曰:“太史公疑卫本伯爵,不知周初字谥之法,其称伯者,以字为谥也,非爵也,《书·康诰篇》王曰‘孟侯’,卫自康叔为侯矣,岂待夷王哉?”
   唯顾炎武赞同司马迁此说,认为“顷侯以前之称伯乃‘伯、子、男’之‘伯’……且古无以‘方伯’之‘伯’而系谥者,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谥则曰‘文公’、‘康公’。”
   顷侯立十二年卒:梁玉绳认为《世家》于顷侯元年有讹脱,曰:“《世家》言‘顷侯赂夷王,顷侯十二年卒,子釐侯嗣立十四年便及共和之元,何欤?……夷、厉两王凡四十五年,安得釐侯十四年当共和行政之岁。”
   《毛诗·邶风·旄丘序》“旄正,责卫伯也。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此方伯指的是卫顷侯。可能因为顷侯时德衰,不监诸侯,卫国实力下降而一度丧失了方伯之位。《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顷侯厚赂夷王,夷王命卫为侯。”卫顷侯为取得夷王册命而贿赂夷王,使卫国重新获得了方伯地位,他的爵位仍从本爵称侯。
   燕昭安先生的考证说,卫釐侯死后一年,他的墓修好。当棺木送人墓中后,有人劝共伯姬馀进去把墓室最后打扫一遍,让先君干干净净地在内享清福。憨厚的姬馀没多想,听了这话,拿着扫帚就进了墓室。姬馀一进去便被武士动手封了墓门,稀里糊涂地死在墓道里。姬和知道后痛骂了武士一番,让人把姬馀埋葬在鳌侯墓旁,称之为共伯。就这样姬和成为了卫国新的国君。
   山东平邑县《康家寨谱系考》记载的卫君前八世系为:

一世祖封康叔
二世祖牟康伯
三世祖嗣伯朄
四世祖庭伯鹿
五世祖靖伯驸
六世祖贞伯原
七世祖顷侯酲
八世祖釐侯勋


   据磊石先生《卫国国君世系政要纪年考略》一文指出:“顷侯在位十二年去世,时为公元前855年。”
   釐侯为顷侯长子,于公元前855年继位,系卫国九世君,公元前813年驾崩,在位四十二年。
   前855年这段时间,当为周厉王姬胡执政时期。国家政局不稳,卫鳌侯执政时卫国的国势渐弱,未见有什么政绩。


原载《卫国文化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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