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一、卫都朝歌

二、卫国人物

三、淇卫文化

四、历史评说

五、朝歌姓氏

   《史记·卫康叔世家》曰：“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
   但这个卫武公，有人说他是共伯和，是共和行政的实际执政者。而有的则持反对的态度。
   1．关于共和行政的几种说法
   在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周厉王继位。厉王是夷王的儿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贪婪残暴的君主之一。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好利，并信用好利的荣荑公为王朝卿士，委以大权，将原来属于公有的山林川泽之利皆霸占为已有，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周人历来的传统，引起许多贵族的非议，而且也断绝了广大劳动人民——国人的生路，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和责难。对此厉王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利，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他从卫国找来一位巫师监督人们的言行，发现有敢于非议者，当即处以极刑。厉王通过这种恐怖手段暂时将人们的公开议论压制了下去，史称“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对此厉王非常高兴，他得意地对召公说：“吾能弥谤也，乃不敢言。”召公是位头脑清醒的大臣，他见厉王如此倒行逆施，便劝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指出了壅塞民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厉王根本不听劝说，继续一意孤行。国人在厉王的高压下生活了三年，终于忍无可忍，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将厉王赶出了王官，史称“国人暴动”。“厉王出奔彘”，他的太子姬静藏在召公家里，暴动的国人知道以后包围了召公的宅院，要求交出太子。“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竞得脱”。
   厉王出逃以后，由诸侯执掌朝政，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自此中国历史开始有了准确的纪年。
   关于“共和行政”有四种说法：
   (1)周定公、召穆公摄行天子事，实行贵族共和政治。其根据是《史记·周本纪》所说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其本意是二公和衷共济，代周王共同行政。此说附庸者甚多，如古代的韦昭、杜预、司马光，近现代的范文澜、李亚农、林汉达等。此说认为，“国人”暴动仅仅是因为厉王的暴政所致，并不是在本国实行全面改革，因此把厉王赶出去以后，就拥戴了召公和周公这两家最大的贵族来共同行政，等待以后有更好的统治者之时再还政。首先，共伯和（即卫武公）在当时只是一个卫国的世子，年纪尚小，他是公元前853年出生的人，到共和时期的前841年，只有12岁。这样一个稚童，史书并未记载他当时有何德能，相反还有弑君的记录，按道理说人们对这种人是比较反感的，没有理由得到国人的拥护。“国火暴动’后西周宗室一片混乱，他能收拾好这种局面吗？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天才少年的能力。但武王死后周公执政尚且遭到非议，何况是卫国的这位小娃娃呢？其次，西周时期的宗教礼法很严，各国国君不敢干周天子之位，况且姬和还是卫国的一个世子，他不能干王政。其三，卫武公杀兄篡位，之前的共伯一直是其兄共伯馀，而不是姬和，他虽然占着个和字，但说他是执政的共伯和似乎太牵强。因为在此期间他并没有被封为共伯，即使姬馀在卫釐侯卒后被封于共国，也只能是一年内的事情。《史记》曰：“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这样看来，在厉王奔彘的时候，姬和既不是伯爵，也不是排行第一的伯，所以，不能以“伯和”称呼他，更不能是“共伯和”。第三，《吕氏春秋》记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为稽矣。”由此可知，共伯和不可能又杀兄，又干王位。第四条更重要，公元前812年，釐侯卒，卫国由其子共伯馀执政，此时已过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时代。其父在共和时代尚不出名，尚不能去干政，作为世子的姬和当时不可能有什么贤名，他更没资格去执政。就是共伯馀，也与共和执政无任何关系。第五，即使姬和执政，他是卫伯，应称卫侯、卫伯才是，不能称之为公。
   (2)共伯和为实际掌权者。此说出于《竹书纪年》“共伯和干王位。”就是说卫武公共伯和作王执政，持这一观点的也不少，如古代的郦道元、苏辙、顾炎武、梁玉绳，近现代的郭沫若、顾颉刚、尚钺等。此说认为，共伯和是海内仁义之人，虽少但有才气。在周厉王出奔彘地后，被推举行天子事。
   “共伯和干王位”，最早记载于《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旧时或被人斥之为猎奇误传，是战国游士捕风捉影、随意附会之作。其成书要比《史记》早，内容多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相合，有些还可从先秦文献中得到佐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谓：“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所谓诸侯，是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周代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按照周制，诸侯不仅名义需服从王室的政令，而且定期向王室朝贡、述职，并有出军赋和服役的义务。《易·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史记·五帝本纪》：“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宋高承《事物纪原·官爵封建·诸侯》：“《帝王世纪》曰：‘沙氏叛，炎帝修德，风沙之民自攻其君，固建侯分土自炎帝始也。”’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为了统治广阔的被征服地区，周初曾大规模分封诸侯，即‘封邦建国’……相传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置七十一国，其中，武王的兄弟十五人（一说十六人），同姓四十人。”也就是说，封建诸侯古已有之。到了西周时，诸侯建国越来越多，而多数属于姬姓的诸侯。面《左传》上述的“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显然指的外地的诸侯，而不是在都城的高官。共伯和摄政，也就是卫武公摄政，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卫国这样的大国之君，才有威慑力与号召力，才可以在周王朝危难时支撑局面。除《竹书纪年》“共伯和干王位”的记载外，《晋书·束暂传》：“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庄子·让王》：“共伯得乎其首。”司马彪注：“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干王位。”《帝王世纪》：“共伯和干王位。”这些学者认定共伯和就是卫武公。
   (3)公卿与共伯和共摄政。韦昭《国语》注曰：“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楚辞·天问》：“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蛾微命，力何固？”意思是说，诸侯共管国家的大事，厉王为什么要发怒作祟？老百姓就像飞蛾和蜂类一样微小的生命，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其中的中央共牧，是指周厉王逃到彘地后，周公、召公、共伯和等共同管理国家政务，也许还有其他一些诸侯和大臣的参与。牧，原意是牧牛羊之人，代指统治者。
   清末马其昶《屈赋微》中说：“案，《史记》：‘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竹书纪年》：‘共伯和干王位。’沈约注云：‘大旱既久，庐舍俱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静，共和遂归国。’……《史记》不言共伯和，所特记详略有异，其为诸侯共治则一也。故曰‘中央共牧’。”《竹书纪年》中有“厉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厉王在彘地死去），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静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
   唐代陆德明《庄子释文》引司马彪说：“若共伯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焚屋，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复归于宗。共伯的最后一年，就是厉王二十六年，共和十四年（前827年），厉王死在彘地。这一年各地大旱，共伯和住的屋子又失了火。占卜的说法是，厉王的死鬼在作祟，于是周、召二公扶立太子静即位，就是周宣王。共伯和回了国。
   持这类的说法与第一类相似，在国乱之中，执政大臣周公、召公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任何诸侯入朝执政，抛开周公、召公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效果恐怕是不会好的。厉王死去，周、召二公借着失火的理由，就让共伯和回了国，可见，二公在朝中的权势是炙手的，可以撼动其他，包括执政的共伯和。
   (4)共和年间的执政者为共国国君姬凡。秋雨先生撰文指出，共伯和不可能是卫武公。共伯是卫釐侯长子馀的称号，而不是和的称号。他应该称卫侯和，而不该称共伯和。按年表计算，卫武公是约前853年至前758年人，他活了95岁。国人暴动那年是前841年，他12岁，又不是共国的执政者，不可能职掌周朝国政。就算是100岁去世，也只有17岁，没有资格去干王政。他认为共和年间的执政者是共国国君姬凡。
师詈犬簋可为证：佳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师詈犬，乃且考又昏于我家，女右佳小子，余令女死我家，歉嗣我西扁、东扁、僕驭、百工、牧、臣、妾，东栽内外，毋敢否善。易女戈戟、‘肉戈’必、彤尾十五，锡钟一，段五金。敬乃夙夜用事。詈犬拜稽首，敢对扬皇君休，用乍朕文考乙中将簋，詈犬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此簋在中国断代年表的制作过程中被当作周懿王时代的铜器来解的。因为它有天文现象指示恰好可与“懿王元年天在旦于郑”（《竹书纪年》的日环食）相符，同时也与共和年间的日食相符。所以，应作为共和年间的青铜器来考证。首先，在这个簋有“白龢父若曰”这几个字，郭沫若认为似为卫武公的口气。但参考《尚书》《逸周书》等，周代只有诸侯以上的人才能说若曰，而当时姬和仅为一世子，尚不具备这样说的资格。其次，白龢父是共伯和，却不是卫武公。厉王奔彘是公元前841年，此时恰好出现了日食，正与此簋吻合。而此时的武公年仅十几岁，其父釐侯仍在，他根本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权利和手腕。那么谁具备这个条件呢？在古今中外的历史，篡权并取得胜利的多为掌握军权的大将军或掌握政权的大丞相。根据历史的共性，周代必然也是如此。师詈犬此人是师氏的后代，也是军队的高级指择官，师氏曾长期跟随康叔及其子康伯髦东征北伐，现后代跟随白龢父也是很正常的，至于白龢父率领的是不是以前的“殷八师”，在这里不得而知。而这个簋记载的是白龢父赏赐给师詈犬的，由此可见，白龢父既是师的长官，亦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大将军，也许此时康叔的后代仍有代王征�����权利。在国���混乱之际，谁握有军队，谁就有了治乱的根本，包括执政的官员等，都会想到依靠军界人物来维持国家的稳定。秋雨认为，白龢父才是共和年间的实际执政者。
   查阅资料得知，白龢父，共国人，姬姓，伯爵。恰好吻合了“共”“伯”二字，那么“和”呢？“白龢父”的龢通和，三个字都吻合了。但现在又出来一个问题，“白龢父”无法与共国国君相吻合，因为共国没有叫父的。不过发现这期间共国的国君叫姬凡，凡和父双声，音转即可，所以秋雨认定共和年间的实际执政者该是共国的姬凡，只有他才有能力、有资格、有权利“干王位”，被推举为共和期间的执政者，同时，他也具有诸侯的身份。
   根据其他金文的资料，白龢父又被称为“师和父”，意味着他掌管“师氏”的一部分权利，根据记载，“国人暴动”的金文铭文：“……有进退，邦人、正人、师氏人又（有）罪又故（辜），乃倗即女，乃宕，卑（俾）复虐逐氒师，乃乍余一人咎。”可见师氏也参与了暴动，或许白龢父就是“国人暴动”的幕后策划者，更重要的是有军队的参加，所以国人能迅速占领王官，驱逐周厉王，并作为领袖行使天子的权利。但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中写道，“西周金文的伯和父和师和父不一定是共伯和”，这就需要继续挖掘资料来考证。

2．共国、共城、共伯考
   据有关文献记载，远古时期，今河南辉县市是共工氏族部落居住之地。共工氏族部落是炎帝之后的姜姓部落，首领是共工。共工是五帝时尧的大臣，分管水利工程。而不是传说中那个“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此共工以善治水土而著名，统辖着黄河北岸地区，他曾联合并推动众多部落同洪水作斗争，扩大耕地而积，增加粮食产量。因此，他被后人尊奉为土地之神——社。他的儿子被称为“后土”之神。共工后来曾和雄踞黄河南岸的有祟氏部落首领鲧联合，先后同尧、舜进行过激烈的争夺王权的斗争，他都归于失败。再后来，鲧的儿子禹吸取共工、其父鲧的治水教训，改堵为疏导，治水成功，并于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夏王朝。夏被商灭，共为畿内之地。
   周初平定“三监之乱”和周公东征胜利结束后，进行了大量的分藩建卫活动。将诸多的宗室子弟、亲戚和勋臣等分封各地，来作为王室的屏藩。据《苟子·儒效》记载，共分71国，姬姓53国，文王诸子16，武王诸子4人，周公旦后裔6个。其中周公旦的次子史逸分封凡国。凡国就是今天辉县西南20华里的凡城村，现遗址犹存，道光《辉县志》称史逸为凡伯，而凡国向东20里，即为古代的共国。
   据张有新《共城史话》一书介绍说：“共国亦属这次分封之列，其都城即共城，在今天的辉县市区，从那时起，该地有了自己的专用名称——‘共’，或共国、共邑，或共县、共州，或共城、共城县等，一直沿用到明朝。”
   据资料介绍说，西周时，姬姓后裔有人被封到共（今河南省辉县市），建立共国，称为共伯。如此看来，共伯和应是此共伯的后裔。春秋时，共国被卫国所灭。
   共国，又谓同治国事。《史记·燕召公世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
位于河南新乡市辉县境内的共国，是西周姬姓国，始祖为周文王的子孙。据《辉县市志》介绍说，卫釐侯之子馀与和先后受封于此。《世本·氏族篇》曰：“共氏，国名，周有共伯和。”《汉书·古今人表》颜师古注：“共，国名也。”共国的地域，在今河南省辉县西北一带，与山西陵川县、晋城市接壤。共国境内有共山，一名共北山、共头山、共山首，俗称共山头，即今九峰山，是苏门山的别阜，为太行山支脉。作为淇河水源之一的百泉河，出自共山，古名共水，亦为洪水，或为绛水。共水之滨原为共工氏的活动地区，自古以来文化就比较发达。共国的得名，与共山、共水和共工氏有关。据实地勘察，共国故城座落在共山南麓。东沿东石河，西临百泉河，南望平原沃野，位于今辉县市市区一带。
   辉县市区内，现存一座土城称为共城。土城基本上是正方形，城墙南北长1300米，东西宽1200米。高6米，底宽60米，上宽40米，筑城方式为分层建筑，夯土层一般厚10厘米左右。夯筑方式为圆夯、椭圆夯和平板夯三种，以圆夯为主。夯土层中，曾采集到很多龙山、商、周时期的器物和陶片，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因时代久远，土城原貌已遭毁坏，现只有西北部、东北部和东南部三段墙址保存较好。原有南门、东门和西门，门上各有城楼一座，现均已不存。
据张有新先生介绍说，此城即为西周时期共国之城，名为“共城”。共城是西周初年周王室大分封7l国中的共国之城，始封国君不详。从（周成王）始封开始，经过八个王，到第九个王周厉王胡（从西周武王算起，周厉王是第十王） 时，共国国君是共伯和。共伯和的出现，使原本不太闻名的共国，一跃而闻名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使遗留下来的共城遗址到现在仍熠熠生辉。
   另据有关史料介绍。共城在今辉县市，共伯和时所居的共城就在原辉县东五里，村东二里的地方，当地人称为“城上”，这就是当时共伯和留下的城址。
   20世纪80年代初，文物工作者曾对这个城址进行过调查，“共城的地理位置，坐落在太行山支脉九峰山的南麓，东沿东石河，西临百泉河（卫河），南望平原沃野，……现存的城墙，像几条体魄巨大的卧龙，断断续续，伏卧在太行山的怀抱里”。
   共城城墙据实测，西墙长1300米，北墙长1200米，南墙长1200米，东墙沿东石河南行长1300米，城周长5000米，共城总面积约156万平方米。共城遗址的城墙土，主要是红粘土、黑土、黄土、白土，还有三花土。
   共城北半部城墙的基槽，牢固地坐落在地面石头上，稳如磐石。北城墙和东西城墙的断面很厚，这可能是为防御北面太行山特大山洪暴发时的冲击。共城东南面那段城墙保存较为完整。
   2006年，共城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辉县市还开辟了“共城公园”供人们参观游览。
   国人暴动后，共伯和被推举为首领，执掌国家政权，“摄行天子事”。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太子静继位，是为周宣王。共伯和交出政权，重返故里，回到共山之首，去当自己的小国之君，被誉为“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今本《竹书纪年》沈约注）。传为千古佳话。
   公元前722年，郑国发生内乱，郑庄公之弟共叔段被迫逃到共，在此生活了一段时间，表明共当时仍然是一个独立的诸侯国。
   共国的始封君及历代君主为谁？尚无考。秋雨先生所说的白龢父为姬凡，为共伯，他才是共和行政的执政者，有待于广大的史学工作者认可。
   也有资料说，卫为姬姓，是周初封国中的大国，为东方诸侯之伯。卫君后来居于共（今辉县市），故称卫伯为“共伯”。
   另据有关史料说，共伯馀是卫国辖共的始封者，卫武公时卫国国力强盛，他曾在此居住过，因此也被看作共国的奠基者之一。不过，从时间上看，已是共和执政以后的事了。
3．被谥为睿圣的卫武公
   卫武公（约前853年一前758年），姬姓，名和，完整谥法为卫睿圣武公。卫国第11代国君，前812年一前758年在位。按照《史记》记载，他是卫釐侯之子，卫共伯之弟，卫都朝歌人。公元前812年，釐侯卒，太子姬馀被立为君，是为卫共伯。共伯的弟弟姬和得到了釐侯的宠爱，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人釐侯墓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卫武公。他在执政期间，能修康叔之政，增修城垣，兴办牧业，政通人和，百姓和集。
   《淇县志》介绍说：周宣王十六年（约前812年），卫釐侯去世，姬和利用上坟之际，发动武士袭击共伯于墓园上，共伯跑进釐侯坟墓的墓道自杀而死。卫人将他安葬在釐侯的墓旁，给他加个谥号，叫做“共伯”。而改立和为卫侯，这就是卫武公。
   从《史记》和有关史料中得知，卫武公是共伯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并没有被封为共伯，而是继承了祖先的爵位，仍然是卫侯。公爵是以后周平王所封的。他当卫侯时已41岁。至于“国人暴动”时12岁的共伯和是他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他当时并没有封为共伯。共和行政14年，周厉王死于彘地，周公、召公等推荐周宣王即位，共伯和隐居共山头休养去了。王朝国君的位置尚且不恋，怎么会恋一个共伯之位呢？看来，共伯和、卫武公不应是一个人。至于弑兄而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尧、舜、禹的“禅让”背后，充满着激烈的争斗和暗藏杀机。和卫武公同时期的楚武王熊通，若不是弑兄子自立，何谈始楚的扩疆启土，乃至以后的春秋霸业？唐太宗李世民弑兄而立，促成了“贞观之治”、大唐盛世，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并未留下篡位的阴影，关键是看他以后有无作为。姬和也属于这一类的人。他弑兄得立，被司马迁秉笔直录了下来。但太史公对卫武公这个人，并不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中继续写道：“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五十五年卒，子庄公扬立。”可见太史公对卫武公是持称赞态度的。
   在此，应先把周朝宣王、幽王、平王时期的有关情况弄清楚。
   宣王继位以后，吸取前王教训，刷新政治，励精图治，“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在周公、召公等贤臣的辅佐下，周王朝的国力得到一定恢复，“诸侯复宗周”，这便是所谓的“宣王中兴”。宣王利用国势暂时振兴的机会，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他先是北伐猃狁，将直接威胁王畿安全的猃狁打败，迫使其北遁。接着又南征荆楚，恢复了周王朝对南方的影响。但好景不长，多年的征战一方面巩固了边庭，但在另一方面也严重损耗了国力。宣王三十九年，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将由南国调来的军队都丧失掉了。为了补充军队，不得不“料民于太原”。加之他晚年在政治上许多举措失当，如干涉鲁国立太子事，使得鲁国发生内乱，从而引起许多诸侯不满，结果是“诸侯多畔王命”，埋下了王朝破败的种子。可见，宣王中兴并未彻底扭转西周中期以来赫赫宗周江河日下的颓势，只是暂时延缓了西周王朝灭亡的速度。
   卫武公即位后，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首先是能自责，可能也包括对袭杀共伯馀内疚，以求得卫国臣民们的理解和支持。他能修康叔之政，自做励志，博采众谏，察纳雅言。这为他在卫国执政奠定了基础。
   他增修城垣，现保留的卫国城墙遗址、共城遗址，看起来仍然规模宏大，当初当洒有卫武公的心血和汗水，也在防御外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大量发展畜牧业，使卫国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卫国地处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带，境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为发展养殖业提供了基础条件。首先是养牛，卫国境内原有黄牛、水牛和犀牛，由于养牛风盛，为国人提供了役用牛和内食品。马为食草家畜之一，卫国境内的山区、丘陵、平原、河泽地区均有饲养。既为人们乘车、驮运提供了便利，同时也被用于军事斗争中。另外，猪、羊、犬、鸡、鸭、鹅也大量饲养，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卫国畜牧经济的发展。
   而卫武公在西周末期的主要功绩是佐周抵戎，立有战功，在平王东迁、结束“二周并存”时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宣王在位46年，死后由其子宫涅继承王位，是为周幽王。幽王继位后，天灾人祸交相袭来，社会动荡不安。史载幽王二年，周王朝京都所在的关中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河水断流，山峰崩塌，造成了严重危害，这使得危机日重的周王朝更是雪上加霜。面对严峻的形势，周幽王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而是沉湎于声色犬马中不能自拔。据说他嬖爱褒姒，为博得褒姒一笑，竞将军国大事视为儿戏，《史记·周本纪》如是说：“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火遂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悦）之，乃数举烽火，其后无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如此作为，加剧了各侯国与宗主周王朝的离心离德倾向，在用人上，幽王重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之类的人物，使“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朝政在这些人的把持下更加黑暗，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幽王不顾朝臣诸侯的反对，立自己宠爱的褒姒为王后，立褒姒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而将原来的申后和太子宜臼废掉，并欲置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申后的父亲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进攻宗周。幽王急忙燃烽火召集诸侯救援。但各路诸侯以前屡受戏弄，这次竟然无人应召。幽王得不到援兵，只得带着褒姒、伯服诸人和财宝向东逃亡，逃到骊山脚下（今陕西临潼），幽王和伯服被追兵杀死，褒姒和财宝则被掳掠而去。
   犬戎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即猃狁，也称西戎。活动于今陕甘一带，猃、岐之间，在甘肃静宁县威戎（今静宁威戎镇）立都。西周中期以来，随着周王朝实力的削弱，共、懿、孝、夷四王仅能守成，而西北地区的戎狄逐渐兴盛。特别是猃狁，进一步加强同周王朝的对抗，不时入侵，使周朝穷于应付。宣王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力量，宣王命尹吉甫、南仲等出军征伐猃狁，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到了周宣王晚年，周王朝又重新出现了衰落现象。周幽王即位后，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宠爱褒姒，烽火戏诸侯，失去诸侯的信任。西北的犬戎趁机崛起，大肆入侵，“日蹙地百里”，周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为废申后和太子宜臼事，申侯（周宣王封其父申伯在今南阳）联系缯国（今河南方城）、许国及犬戎等，大举进攻西周都城镐京（今西安西），周王室卫队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周幽王和太子伯����被犬戎���队追上，杀死于骊山脚下，西周亡。随后，晋、郑、卫、秦等诸侯联军又将犬戎军队打败，卫武公在此战立有大功。随后，周王朝出现了宜臼与携王“二王并立”的局面。
   关于周幽王死后的政治局面，《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诰辞曰：“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由此可见，在周幽王与平王之间还有一个携王，后来被诸侯所废后，才结束“二周并存”的局面，平王方成一统。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杜预注及《世族谱》、《国语·晋语》韦昭注、《史记·周本纪》司马贞索隐均将伯服认为携王。而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孔颖达《正义》中所引用《竹书纪年》的记载，则说以“王子余臣”为携王。并引束皙“伯服古文作伯盘，非携王”语。
   周平王是废太子，他不是周幽王所立，而是由申侯等诸侯僭立，开始在合法性上受到质疑。而王子余臣则为父死子继，应有周幽王之遗命。可见，周幽王是在大厦将倾、众叛亲离的情况之下，立王子余臣为王，他希望余臣能平息叛乱，将申侯、犬戎乃至太子宜臼等一党全部剿灭。
   在周幽王死后，王子余臣被虢公翰立为携王。虢国是西周初年的重要的姬姓封国，其开国君主是周文王之弟。西周初，文王的两个弟弟分别被封为东、西二虢国君，虢君多在周王朝中作卿士，辅佐周王征伐，参与大事决策，对周王朝的兴起、发展和衰落都有重大影响，其国都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区。由于东西虢国一直是军事强国，为维护周王朝的统治立下了赫赫战功，故而使后代虢国某些国君居功自傲，以“骄而贪”著称于世。这大概就是虢公翰和其父虢石父既有恃无恐地废申后而立褒姒，废太子宜臼而立伯服，伯服死后又立王子余臣为携王，公然与周平王相对抗的真正原因。
   此时，携王与早已在申国称“天王”的宜臼成为针锋相对的两个政治利益集团。站在周平王一方的最早仍为申、吕、许等姜姓国及缯国、西夷犬戎，而站在携王一方的有虢、芮、虞、晋、鲁、卫为首的姬姓诸侯和嬴姓秦国。后来，由于周平王改变了对敌对势力的态度，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赐以岐、丰之地，又与东方的姬姓诸侯实行和解，使晋文侯、卫武公、秦襄公和郑武公转而支持周平王。周平王封姬和为卫武公。这样一来，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周平王一方得实力增强，而携王一方的力量减弱，一直到周平王十一年（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携王被晋文侯所杀，这场长达12年之久的“二王并存”政治局面才宣告结束，周平王在诸侯的拥护下东迁洛邑，揭开了东周历史的一页。
   由于余臣是晋文侯杀掉的，周平王特作《文侯之命》以褒奖晋文侯对周王朝的再造之功。对晋侯仇又加封河内之地。
   此时的卫武公在政治上异带活跃，抵御外侵，击败周携王乃至周平王的东迁、登基等都得了他的支持。可以说，在东周之初，卫武公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同时，周平王加封郑伯，赐给他枋田千顷。秦襄公列于诸侯之列。申后号为太后，褒姒与伯服虽然死去，还是被废为庶人。对虢石父、尹球、祭公等人，念起先世有功，又是死于国事，只是削去这些人本身的爵号，仍允许他们的子孙世袭职位。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继承王位后，迁都洛邑。到前256年周被秦所灭为止，这一历史阶段被称为东周。
   东周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周元王六年（前475年）到东周灭亡（前256年）35年后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此时，封建生产关系正在孕育，周王室不断衰微，礼崩乐坏，日趋没落，天子控制的土地和人口所剩无几，王室财政越来越拮据。
   春秋初年，大小诸侯国见诸经传的有一百七十多个，势力比较大的有齐、晋、楚、秦、鲁、宋、卫、燕、陈、曹、蔡、郑、吴、越等国。这些国家都在致力于攻打他国，兼并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而当时卫国由于卫武公的执政，国富民强，可以说是达到了巅峰时期。
   《史记》有关的注释是：关于卫武公杀兄篡国之事，前人皆以余为卒，索隐引《国语》《诗经》认为是太史公采自杀说，持此说者还有姚鼐：“《柏舟》诗‘髡彼两髦’，髦者，于事父母之礼也。明共伯死于釐侯之前，安得有立为君之事。”凌稚隆引邵宝曰：“观《淇澳》之风，《抑》之雅，武公之德粹矣。”季札观乐又盛称其德；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而《史记》乃有杀兄代立之说，何其不类也。

     梁玉绳综合前人考证，认为共伯为卫宣公太子伋：“余谓武公因无弑杀之事，而共伯并非釐侯之子、武公之兄，何以明之？”《柏舟》二章虽为《鄘风》之首，然次于《新台》《乘舟》之下，《墙茨》之上，则必卫宣公时事。若釐侯卒于周宣王十五年，在春秋前九十年，《诗》不应失次如是。意者共伯为宣公太子伋乎？伋不敢逃命见杀，故谥日共，犹晋申生之为共世子也。宣公杀伋之妻为之别娶，而所娶者能守义自誓，可谓不负所天矣。亲没不髦，伋死于宣公见存之时，故曰：“髡彼两髦，未为君而见杀，不得其终，故曰早死。”唯孔颖达《淇奥诗疏》同意武公篡国之说，以为“诗美武公之德，武公杀兄篡国，得为美者，美其逆取顺守，德流于民。齐桓、晋文篡弑而立，终建大功，亦皆此类也”。泷川曰：“《诗疏》奉太宗敕以撰，太宗杀兄篡位，与《史记》所记武公事相似，仲殿以护之耳，其说不足据。”
   关于“百姓和集”，凌稚隆日：“武庚之叛以不能和集其民，而康叔之国则能和集之。故太史公次武公修康叔之政，乃曰‘百姓和集’，是针线处。”
   周平王命武公为公，梁玉绳曰：“案东迁以后，诸侯于其国皆称公，从未有天子命诸侯为公者。武公虽人为王卿士耳。”泷川案：“后世见于春秋，仍曰‘卫侯’，则其不为公可知。”
   卫武公是一代名君，他勇于自儆，百采众谏，发展生产，强大国力，英才荟萃，百姓和集，他95岁时，曾作《抑》诗以自勉。诗云：“辟尔为德，俾藏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意思是修德养性，使它高尚美好。举止要谨慎，行为要规范，仪容要端正，不犯过错不害人。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正如《国语·楚语》所记：“昔卫武公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作《懿戒》。更和《宾之初筵》，以戒嗜酒之风。
   公元前758年，卫武公去世，被谥为“武”。卫人感其德，赋《淇澳》歌颂其高风大德，诗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倜兮，赫兮喧兮。”“充耳瑗莹，会弁如星。瑟兮惆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4．创建第一座诸侯国园林——淇园
   由于卫国的国力强盛，卫武公在执政期间亲自规划筹建了我国第一座诸侯国君园林——淇园。
   淇园，《述异记》曰：“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上。”明《淇县志》云：“淇园在县西北礼河社淇水之奥，卫人美武公之德赋绿竹为兴即此。至今民怀其惠不能忘也。”清代《淇县志》也有类似记载，其地域范围约在今黄洞乡、庙口乡、高村乡一带。这片地方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古时又多竹林。故卫武公在此建我国第一座诸侯国园林。汉章帝七年幸淇园即此。
   淇园内有武公祠，建于春秋初，原在县西北15公里山内耿家湾（今夺丰水库山腰处），相传为卫民感卫武公治卫有方而建，称武公祠。明嘉靖二十四年《淇县志》载：“武公庙，在县西北三十里，弘治七年知县颜顾寿重修。正德十六年知县刘金命义士李深鼎新面貌，创建石门绿竹亭。嘉靖二十三年知县张宜重修。”清代《淇县志》曰：“明嘉靖四十五年知县徐永年重修，隆庆三年知县李尚实移其祠于县城东北隅，天仙庙内。万历三十二年，知县蒋行义移其祠于太和泉南，崇祯五年，崔庆复移于耿家湾故地，重修庙貌。”清康熙二十八年知县赵之屏重修，名宦高遐昌等21人募置庄基，建亭、堂、房、舍，有香火地66亩，另有堂屋三间，供赵公等二十神位。民国年间，武公祠仍有大殿、拜殿，泉水两股分东西流淌，祠东北山坡有“有斐亭”，祠前有大白檀树两株，树胸径三尺许。祠东有翠竹，四季常青，今被夺丰水库之水所淹。
   另有邑励坛，相传卫康叔建，在今县城北一里许。至明嘉靖时，有祭文碑一通，祭器库一所，宰牲房一所，坛门三个，外门一个，祭器俱全，清代遗址尚存。另有武公祠瓷窑，又称前嘴瓷窑，在县城北20公里山区前嘴村东武公祠西。
   当时的淇园，地处黄洞、庙口一带，依峡谷、河流而建，有山有水，绿竹连片，绿树蓊然。三面环水，一水东流，山色清翠，碧水潋滟，杂花开放，姹紫嫣红，处处给人以美感。山坡建有有斐亭，绿竹莲藕，绿意盎然。年年有祀。山上凿有“仙人梯”，上有“安乐窝”等景点，使景区充满了一种神秘感。武公祠前的小石河（石美沟）更名为思德，意思是永思武公之美德。河下一村原名槐荫后称为思德，也是卫人思念卫武公的恩德之意。
   明弘治年间（1488年），淇人在山区耿家湾重修武公祠，其祠的对联是：淇水绿竹一幅画图天赐巧，康叔武公千年遗泽地呈祥。祠四周崖壁现留诗多首，如：

荣主主爵骨骄逸，常把箴儆分付诗。
九十五年犹不老，忆千万载系深思。
高风直共筼筜在，盛德还同天地期。
漠漠荒祠成古迹，至今淇水尚依依。

   明末崇祯年间，御史孙徵兰摩崖题记之：

圣从川湄千秋睿，德就山磨万古明。

   淇园多竹，竹蔚景观。南朝《述异记》曰：“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上。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是也。”
   《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封禅巡祭山川，决定“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堵塞黄河二十多年前决溃的瓠子口，并“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河决”，但因薪柴不足而难以功成，最终“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武帝作歌祈祷，才“卒塞瓠子”。
   《后汉书·寇恂传》载，光武帝北征时，特选“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的寇恂为河内太守，“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淇园竹为汉室对外战争做出了贡献，当然，经过寇恂两次大规模的伐竹，淇园遭到了很大破坏。但到东汉章帝时，仍带领朝中文物大臣兴致勃勃地游览了淇园，并为那里幽美绚丽的景色所感叹，说明到汉代淇园仍然是光彩夺人。
   至于现在的耿家湾一带，依然是山清水秀，自然风光诱人，但已经很少能看到当年的遗存遗物。

原载《卫国文化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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