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一、卫都朝歌

二、卫国人物

三、淇卫文化

四、历史评说

五、朝歌姓氏

   自从孔子说“郑声淫”（《论语·卫灵公》），《三百篇》中《邶》、“鄘》、《卫》三风的《诗序》中也跟着说“卫之淫风流行”、“淫风大行”（《诗·国风》邶、鄘、卫三风诸传），于是郑、卫之风淫的话就一直流传下来。其实，这件事是值得辨析的。
   所谓“风”，实际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一）社会风气；（二）民间歌谣的内容；（三）这些民歌的音乐节奏。古人用辞简约，有时单指三义中之一义，有时三义混融而言。如子夏说“卫音趋数”（并见《札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正义》说趋数，促速也，这显然是说的节奏，与内容无关。所谓“淫”，至少也有二义，（一）男女间关系混乱，不遵礼法；（二）生活侈糜放纵。人们也往往是混融而言之，但以第一义为主。
   那么，卫风淫不淫呢？若按社会风气而言，特别是上层贵族间，风气显不怎么好。但也不单是卫国一国如此，列国大体差不多。例如卫宣公和宣姜的乱伦关系往往为人所指斥，但同时前后还有齐襄公和鲁桓公夫人、鲁庄公夫人哀姜和庆父之间，等等一系列乱伦关系，不也是同样严重吗？卫宣公杀其太子伋（一作‘‘急”）与晋献公杀其太子申生，不也是极其类似的事件吗？为什么单单说“卫风淫呢？
   这中间，有个儒家观点的问题。儒家关于乐曲的观点，虽然孔子已开其端，但一套一套的强硬观点实创始于子夏，他在魏文侯那里说了很多，今《礼·乐记》中记其大概，太史公复在《史记·乐节》中铺张扬厉了一番，将乐曲划归两大类，一类是“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史记·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210页）从此以后，郑卫之风淫、郑卫乱世之音的话也就一股脑儿地出来了。其实，在儒家观点未形成、未凝固之前，人们的看法并不是这样的。试看：
   吴公子札来聘。……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左传·襄公=十九年》）
   适卫。说（悦）蘧瑗、史狗、史鳟、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同上）
当然，这些话中也会有“观光上国”者的客套成份，但从季札到列国中对人事所说的一大堆话综合看来，客套很少，倒是肺腑之言多，且带有洞察性。那么，“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这才是对卫风不带偏见的评语。
   我们纵观现存的《邶》、《鄘》、《卫》三组风，共有诗三十九篇，所得的印象也与季札所见相同者多，与子夏相同者居少。窃以为，郑、卫诗中大不了只有两篇，《桑中》和《溱洧》比较开放些，无顾虑地写了男女间的恋情，在儒家观点看来有些破格，如此而已。
   其余诸诗，即便从僵硬的儒家观点来看，也是无可挑剔的。试看《邶》、《鄘》、《卫》三组风诗，至少具备着如下的一些优点：
   第一、其中有很有分量、很有水平的作品。如《柏舟》、《谷风》、《氓》三篇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将此三篇拿来与《豳风》中的《东山》、《七月》，《秦风》中的《蒹葭》、《黄鸟》，《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王风》中的《黍离》，《唐风》中的《蟋蟀》相攀比，亦无丝毫逊色之处。三十年代，闻一多先生为《邶》风写了许多考证，其中《新台鸿字说》（见《闻一多全集选刊》之二《古典新义》）成为不少人赞誉的名篇。二十年代，俞平伯先生为《柏舟》、《谷风》二诗写了可与考据并举的鉴赏文章（《燕京学报》，第一期，143-158页），说《柏舟》诗情文悱侧，百读不厌，在朴素的《诗经》中为不易多得。《氓》这一首于悱恻之外，更增加了不少当时社会交换贸易情节，加重了文学作品之社会经济的价值。并且，除上述三篇之外，次一等有分量、有水平的诗篇，尚不在少数。
   第二、《卫风》与当时卫国政治挂的比较紧，所谓“挂的紧”，不是指像两汉以来文学弄臣们的那种谄谀，而是指诗人敢于讽刺政治。在这里又不能不插进来说说《诗序》的事，历来，对《诗序》，人们说了很多话，一般都是反面的话，等于说《诗序》是后人胡扯。我认为这不公平。以《卫风》来说，《诗序》的价值很明显，将诗与政治相挂之处一一指出来。如庄姜之抑郁，宣公时之混乱失道，公子伋、寿之枉死在人民中留下的印象，州吁叛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安，许穆夫人嫁出后对宗国颠覆的悲伤，以及宋襄公母之思卫，等等，将诗与《史记·卫世家》相对读阅，丝毫不感到《诗序》作者在那里胡扯，相反，倒是感到卫国民间对杜稷兴亡倒是十分关心的，当得上“渊”和“忧”这两个字。
   朱熹是宋朝人，头脑中科学成份比汉朝人加多了不少，他在为《诗经》所作的《集传》里，有些不相干的《诗序》他就甩掉不用了，在《卫风》部分，他对《诗序》采用较多，可见在朱熹看来，《卫风》中讽寓政治的许多情节是可靠的，可贵的。
从《卫风》不禁就想到了卫国。
   我常常这么想：我们治鲁国史、齐国史的人，我们治儒学和稷下学的人，对齐，鲁周边，也不可不注意，要分出点精力来钻研钻研。例如卫，不错，卫国的历史上没出过齐桓公、管仲，没出过孔子，连晏婴、叔向、子产这样的人物也没出过。它被赤狄灭过国。齐、晋两国都想把它当成附属国，齐未做到，晋做到了。晋要叫齐国“尽东其亩”，齐不答应；对卫则“伐卫，东其亩,”（《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了。齐桓公有一次问管仲，我要南伐，以谁为对象？管仲说鲁。又一次问管仲，我要西伐，以谁为对象？管仲说卫（《国语•齐语》）。又一次，晋国出兵伐宋，自卫过境，有一位将军就起意要偷袭卫，多抓些战俘回去；另一位将军说不行，“卫唯信晋，若袭之，是弃信也。乃止。”（《左传•威公六年》）
以上所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另一方面。在最早，鲁、卫两国的地位是等同的。孔予说，“鲁、卫之政，兄弟也。”(《论语·子路》）有一次，在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卫国的子鱼(也称祝鮀；孔子说他“佞”，但此处的“佞,”不是贬称而是褒称，意为有口才）在为了列国排次序究竟应该蔡、卫二国孰先孰后的争论上，子鱼说了一大段话(《左传·定公四年》）。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周初分封的过程中，鲁、卫是并肩相齐的国家。所颁的车旗礼器是对等的，此其一。周室的一位大夫曾说“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左传·昭公十五年》）。所赐的殷民，鲁有6族，卫有7族，基本相同，此其二。两国皆赐有策命，赐鲁者曰《伯禽》，今《尚书》无此篇名；赐卫者曰《康浩》，今《尚书》中不仅有《康诰》，复增出《酒诰》、《梓材》二篇。此其对等者三。相比之下，则赐唐叔者显明逊色多多矣。
   这三篇策命，假如我们抛开它们那“诺屈聱牙”的外壳来看，那么其内容不外是告诉康叔，殷人酗酒太厉害了，酒味都冲到天上，被上帝闻见了，就给殷人降下灭亡的命运，我们文王接受了这个伟大的他命，灭了殷，接管了这片土地和其上的人民。对这些人民，在惩罚时要区别对待，对那些犯罪小，但带有一贯性质的就要杀掉；而对那些犯了大罪，但不坚持敌对的可以不杀。总之，要尽断狱之道。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殷民的祖先、百姓们还是勤勤恳恳地，好好种庄稼，农闲时赶着牛车到远处去做点买卖，赚点利益，回来孝顺各自的父母。所以你在治理卫国时，要把井田安排好，把地埂子要打整齐，把住房的墙垣修好，墙头上糊草坯，弄些木材，做成梁柱，涂上颜料。总之，领导人民把日子过好。以上，就是周王室对建立卫国所做的指示。
   周灭殷商不久便起了叛乱，叛乱的规模还很大。谁叛乱？文献中说是“三监”，又说是“四国”。“三监”历来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武庚、管叔和蔡叔，有的说是管叔、蔡叔和霍叔。我们不来多纠缠这些，因为像这些琐节一一辨析起来是没有头的，试举一例，旧燕京大学著名教授洪煨莲先生仅就《诗经·豳风》中一首短诗《破斧》的有关纠葛就写了三、四万字（《洪业论学集》，1981年，中华书局版，350-375页。）从其中也还看不出什么头尾。“四国”一辞就是《破斧》篇中提到的，说“四国是皇（是吪、是遒）”。哪四国？注释说“管、蔡、商、奄。”管叔的辖地是鄘，蔡叔的辖地是卫，殷纣之子武庚居邶，而奄则是鲁所居曲阜的旧名。这样一看，鲁卫二国的地面在当时全是属于叛区，此鲁、卫对等之处四。
   现在正式的话题接上了：周公东征平叛以后，鲁、卫两国是怎样从战火中建立起来的？这一段历史，史料少，是我们面对的一个致命问题。孔子曰，“文献不足征也；足，则吾征之矣”（《论语·八佾》）。史料即便有也是零星零点的，如《豳风·东山》篇中“我徂东山，滔滔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小雅·大东》篇中“小东大东，杼柚其空”、“潸焉出涕”、“哀我惮人”等等。但是这些零星材料也是言鲁境者多，言卫境者少；西人归言东事者多，东人自言其事者少。所以如果要廓清楚这段史情，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吾人试观《史记·世家》中诸早期世家，其中有一共同现象，即诸国中历史各种现象都是自春秋始逐渐明朗并日渐复杂化，具体言之，鲁自惠、隐，卫自武、庄，晋自武、献，齐自僖、襄，过此以上，纯为世系，仅书某公卒某公嗣立而已。故具体对于卫国来说，平叛以后，史事明朗化、复杂化以前，有着一片极大的空白。这片空白，阻碍我们，使我们弄不清楚，从传统根源上，从社会经济根源上，从文化根源上，为什么使卫国形成了国势一直不振、缺乏突出的明君贤相、缺乏自树一帜的学派、最后沦为附属国地步的理由之所在。最后只有一点也许值得说，也许不值得说，那就是它亡国最迟，末代君角，为秦二世所废。史家每云，姬姓之国，卫独后亡。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个特点吧。

原载《管子学刊》

（1992年1期，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电话  0392-7226249    QQ：1036847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