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一、卫都朝歌

二、卫国人物

三、淇卫文化

四、历史评说

五、朝歌姓氏

   《诗经》之国风是西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地方土风民谣，“卫风”的原生形态即卫国的地方民歌风谣，而《诗经·卫风》是从卫国民歌中经过整理、提炼加工后被编辑在《诗经》中的诗乐，是“卫风”的一部分。本文试从文化角度入手，着重论析“卫风”的地域、经济、文化、礼俗等特征，在文化背景下探析“卫风”独特风貌的成因。

一、卫国的历史背景及地域特征
   邶、鄘、卫是西周初年武王时期才有的地名，邶、廊、卫三地出现的历史背景，班固《汉书·地理志》有明确地记载：“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叛’。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窒；迁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由此可知。邶、鄘、卫本属殷王朝京都朝歌一带的王畿千里之地，因周武王灭殷后将原殷朝歌王畿之地一分为三，朝歌之北一带称为邶，朝歌之东一带称为卫，朝歌之南一带称为鄘。邶、鄘、卫的地名从武王时期一直保持到康叔的后世子孙并逐步扩展合并了邶、鄘之地，最后统称为卫。对邶、鄘、卫的来历与演变，春秋时代的人们是熟知的，所以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鲁国的乐工“为之歌《邶》、《鄘》、《卫》”，吴公子季札评价说： “美哉！……其为《卫风》乎！”又《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也称《邶风·柏舟》为“卫诗”。因此，“卫风”从地域上应包括邶、鄘、卫三国的民歌。
   关于邶、鄘、卫的地域，从古至今，是一个长期考辨的问题，从《邶》、《鄘》、《卫》三《风》所述之事，涉及今河北的磁县和河南的安阳、淇县、滑县、汲县、开封、中牟、濮阳等地。这里千里沃野，西依太行，东连冀州和齐鲁大平原，南跨黄河，北接幽燕，是汉族最早开发的农业区，物产丰富、文化发达。当周族还是西部的一个小邦，楚、吴、越还是蛮夷的时候，此地已经是天下政治文化的中心。

二、卫国的政治地位及商业经济
   《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蔡叔，以武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尚书·康诰》、《逸周书》和《史记·周本记》都记载了成王封康叔于卫的史实。可见，卫是西周初期很被重视的一个诸侯国，且“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这说明平王时卫武公即为周卿士，成为了东周王朝的辅政大臣。卫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歌能反映这种状况，如《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全诗首章就以绿竹起兴，在谈切磋以究其实，琢磨而致之精的君子学问时，对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有勋王室的武公大加赞赏。
   卫风的独特，与当地的商业经济也有关。从史籍所记载的情况看，春秋较早兴起的商业基本上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周书·酒诰》称殷商故地之民“肇牵牛车，远服贾，”说明武王的时代，牵牛远行的商贾便已经远近闻名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漳河之间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作为经济都会，是由于“北通燕”（今北京市）涿（今河北涿县），南有郑、卫（卫国都濮，今河南濮阳市）”。当时陶（今山东定陶县），为列国之间最大的经济都会，人们往往以陶卫并称，也可显现卫的繁荣是可以比拟于陶的。《卫风·氓》中“抱布贸丝”的农村小伙子，也表明当时卫地商人的活跃和商业活动的广泛。另外，清代魏源在其《诗古微》卷九“桧郑答问”中对卫地及周边东方各国的商业情况有切当的评述：“三河为天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财货盛，则货盛则声色辏。”《史记·货殖列传》： “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休则作巧奸冶，多异物。女子则鸣瑟屣，游媚富贵，入后富，遍诸侯，此谓河北之卫也。又曰：赵女、郑姬，设形容，揳契鸣瑟，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者奔富贵也。赵邯郸故卫地．此谓河北之卫，与郑同俗也……盏古时河北之妹邦、邯郸，河南之溱洧、曹濮，其声色薮泽乎？”这说明在周王朝趋衰时期，郑、卫一带的商业经济是极其繁荣的，而“商旅集则财货盛，财货盛则声色辏”的说法，明确指出了经济发达对文化繁荣的推动以及对文化走向的制约作用。
   以上从优越的自然地域条件和发达的商业经济及特殊的政治地位等几方面，论述了卫风独特风貌产生的外部原因，下面从卫国所代表的部族文化传统和风俗的角度阐释卫风产生的内在原因。

三、文化传统与风俗
   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是不争的事实。前面已论述了从地域上看，卫地是殷商王畿故地，郑玄《诗谱·邶、鄘、卫谱》曰“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同时文化还具积淀性，有承传性。因此，卫风不可避免地呈现殷商的文化特色。武王灭商以后，周代的统治者对殷人基本采取团结政策，并像祭祀周人祖先神一样祭祀殷人的神与祖先，到春秋时期，尽管周人和殷人在政治上的界限已基本泯灭，但风俗习惯上的差异依旧存在，由于文化渊源关系的差异以及风土民情的历史沿革继承关系，使得这些地区的文化精神并未完全纳入周人的西方文化体系当中，而是保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显示着与周礼相异质的生活情调和文化现象。《礼记·乐记》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这“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显然是指殷商遗音。也就是说，人们在郑、卫这些由姬姓统治的国家之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与周王朝相异的生活情调。又《汉书·地理志》云：“河内本殷之旧都……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之音”。桑、濮之阻既然是殷人遗迹，可见“亦丞聚会”的“男女”当是郑、卫的后世居民无疑。这里所说的“郑卫之音”，标志着郑、卫之人对殷商习俗的承继遵循。
   具体而言。 “卫风”的独特风貌受殷商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继承了殷商文化源远流长的“敬鬼事神”的传统。殷商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1.尊神。《礼记·表记》云：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而殷人所有的歌舞聚会活动，又是和他们虔敬事鬼事神的宗教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墨子·非乐》中有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2．爱情婚姻都是神赐活动．郭沫若在其《释祖妣》一文中认为：“卜辞于天神、地祗、人鬼何以皆称‘示’，盖‘示’之初意本即生殖神之偶像也。”通过严格考证而得出的这一结论，同样可以使我们明了《诗经》时代作为殷商遗俗的大量会合男女的祀社活动的内涵。3．殷代社会仍存有母系中心之遗习，子孙观念薄弱，“殷彝未见孙字，卜辞已著录者六七千片，而孙字仅一见。”因此殷商旧地在以“敬鬼事神”为主导的宗教观念的笼罩下，人们内心激荡的仍然是“生殖崇拜”的狂热激情，包括聚会男女的风俗，包括闹市的婆娑起舞。“风”诗产生的时代，尽管这种传统的宗教观念可能已经有所减弱，但这里仍然流行的频繁会聚男女，歌舞祀神的民风，说明其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所见到的正是在神性光辉庇佑下，属殷商故地的卫风中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欢乐或是忧伤的恋情。这里的会合男女活动是频繁的，没有多少时节和政策之限制，是自发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行动并非如经学家所指责的“淫”，而是在对天地间最高的“神”的庄严崇拜，狂热信仰中，或是以祓禊行浴的形式，或是以歌舞祀神的形式，注入自己对于生命爱情本身的热情。《墨子·明鬼》下提到：“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两观也。”除此之外，郑地的溱、洧，卫地的淇水河畔、陈地的宛丘等地都是聚会男女的场所，可见其分布之广泛和普遍。从《国风》中可见，邶、鄘、卫之诗，的确很多都是桑间濮上、投桃报李之作，其音乐柔糜曼妙，“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充满诱惑力，这些情诗．展现出原始先民尽情任性，舒展旺盛的情感世界，透着青春的活力、率性自适的生存状态与质直的宴请品格。了解了殿商宗教文化及习俗的影响，那么卫风产生情思比较放浪、节奏比较柔靡的民间欢快流畅的俗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特殊文学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由王朝统治的更替而带来的部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综上所述，卫国商业的发达，地域的条件，政治的地位，文化习俗的承继，表明卫风的独特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也是卫国人民生活的真实再现。

原载《研究者》（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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