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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今名人
康姓，西周康叔之后，距今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这期间康氏族人出将入相，名人辈出，他们中既有战功赫赫的武臣良将，也有名垂千古的文人雅士，其他在政治、经济、科技、艺术等方面也是人才济济，为社会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受到世人的尊敬。
1、河南名人
康叔 姓姬，名封，周文王第九子，武王小弟，他生于丰（今陕西省长安丰水西岸）。长于镐京（今西安市丰水东岸）。
武王灭商，为防武庚叛乱，曾封三胞监之。史称“三监”。公元前1063年，“三监”与武庚联合东夷大族叛周。周公以成王命兴师伐纣，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贬霍叔，以三监之地封于康叔，成立卫国，康叔建都于朝歌。周公为康叔扫除隐患。将大批“殷顽”迁至洛阳为奴，仅留陶、施、繁、锜、樊、饥、终葵等七族殷遗为康叔民。周公以成王命在镐京为康叔举行了授土授民仪式，史称“授土于周室”。康叔于周成王二年（公元前1062年），率八师（两万）兵力，来到朝歌。之后，选殷墟定昌之地（今朝歌镇东街）兴建王宫，修城垣，治国家。先释放农奴，按周朝规制分给耕地，鼓励“开辟私田”等。在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又将城北桑园扩大，扩建城东炼铁、制骨作坊，采取措施调动“百工”积极性。在婚姻方面，用男女同姓通婚其生不蕃的道理，限制同姓通婚。在丧葬方面，废除了商朝用人殉葬，杀人祭祀的残酷作法，改用草人、草马、土车代之。由于“康叔治国有方，能和集其民，民大悦”，卫国很快出现“各业兴旺”局面。后来，“成王帝用事，举康叔为司寇，赐卫宝祭器，以彰其德。”康叔死后，谥号“康”，这个“康”字包含了“使民安乐”的意思。此后，卫康叔后代子孙，就以他的谥号为姓氏。
康叔治卫有方，深受淇人敬仰，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在县城阁南街路西建有“康叔祠”，民国初年仍有祭祀（今为县建筑公司），遗址尚存。
卫武公（公元前853年---758年）
卫康叔十世孙，卫鳌候之子，姓康，名和。卫都朝歌人。公元前812年，卫鳌候死，卫武公继位。他在执政期间，能修康叔之政，增修城垣，兴办牧业，政通人和，百姓和集。
后来，犬戎杀周幽王，卫武公率兵佐周抵戎，在战斗中立了大功，被周平王封为公。
卫武公在位55年，能自责，百采众谏，常与下臣共勉，他95岁时，曾《抑》诗以自敬，诗云：“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正如《国语.楚语》所记：“昔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矣，有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土，苟在朝者，无谓我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于是手作《懿戒》，更和《宾之初筵》，以戒嗜酒之风。公元前758年卫武公去世，被谥号为“武”。卫人感其德，赋《淇澳》歌颂其高风大德，诗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憪兮！赫兮咺兮！”、“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终不可谖兮!”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淇县人于山区耿家湾修武公祠，以志不忘，祠北山坡建为“斐亭”一座，亭下绿竹莲藕，游者四至。年年有祭，祠前小石河（古美沟），更名思德河（意永思武公之美德），河下游一村原槐荫店村，改称思德村。
卫懿公，名赤，卫惠公之子，卫康叔十四世孙，卫都朝歌人。
卫懿公嗜好养鹤，在宫延定昌,朝歌西北鹤岭、东南鹤城（今长垣县鹤寨）等处，均大养鹤。其鹤如官有品位俸禄；上等食大夫禄，较次者食士禄，他外出游玩，必带鹤，载于车前，号称“鹤将军”。懿公好鹤成瘾，不理朝政，国势衰弱。公元前660年冬，北方狄人入侵，卫懿公发兵抵抗，大臣和国人均抱怨沸腾，不去抵抗，让他叫鹤去抵抗。懿公无奈便带少数亲信赴前线迎敌，结果兵败，懿公被杀。
北宋将领康保裔
生卒年不详，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祖康志忠，后唐军队将领，在讨王都的战役中殒职。父康再遇，为龙捷指挥使，从宋太祖征李筠，死于军中。保裔在周时因为战功被任为东班押班，父亲战没后代父职，从石守信破泽州。第二年，攻打河东的广阳，获众千余人。此后，因为战功赫赫，累迁彰国军节度使，出为并州都部署。在与契丹交战时，因为寡不敌众，决战中殉国。
康保裔为人谨慎而有礼，喜欢结交宾朋，擅长骑射。他身经百战，身体上的伤口就有七十余处。慷慨大方，曾经贷款数十万银两以慰劳战士，他死后，他的亲朋变卖他的器物以偿还，宋真宗知道后，对他的家人大大加以赐赏。《宋史》有传。
南宋学者康与之
生卒年不详，滑州（今河南滑县）人。字伯可，一字叔闻，号顺庵，又号退轩，建炎初，高宗驻跸扬州，与之上《中兴十策》，在这篇奏折中他虚构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纯以农业为主，按口授田，自力耕织，平均分配生活资料，无私有制，无战争和剥削，反映了一种乌托邦思想。并且劝谏高宗“移跸关中，号召两河”，“选天下英才，日侍以讲利病”。主张组织河北人民自相择帅，团结抗金，加强对江淮漕运的管理等。他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在当时名声甚著。后来秦桧当国，他趋附求进，为“秦十客”之一，被擢为台郎，监尚书六部门，每当两宫宴集，专写应制的谀颂歌词。绍兴十七年（1147）擢军器监，出为福建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秦桧死后，他被除名，解送钦州，二十八年，移雷州，不久又解往新州牢城收管。
康与之的词音律严整，讲求措词，但多应制之作，不免有歪曲现实，粉饰太平之嫌。代表作为《卜算子》、《玉楼春令》、《长相思》、《金菊对芙蓉》、《风流子》、《减字木兰花》、《满江红》、《忆秦娥》等。其中《卜算子》一词写物是人非的沧桑变换之感，“潮本无心落又生，人自来还去”，“老尽东西南北人，亭下潮如故”等都是文采隽永。宋人对其作品有过较高的评价。如南宋黄昇(号花庵)
编《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认为他的词“篇篇精妙”，竟选入23首之多。词人沈义父、张炎等都把他和柳永并称为“康、柳”。清人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中也说：“其词哀感顽艳，尽有佳者。”这些评价都是恰当的。
2、外省名人
旅行家康泰
生卒年不详，三国吴人，我国早期远行到海外的旅行家之一。约在吴黄武五年(226)和朱应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国，曾经历和传闻的国家有一百数十个，并曾在扶南会见天竺（今印度）使臣，归国后撰有《吴时外国传》，记叙了这些国家的情况。
高僧康僧会
（？～280），三国时期康居国人，世居天竺。幼年随父经商，乃移居交趾。十余岁双亲并亡，服满出家。他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通晓佛家经、律、论三藏，博览《诗》、《书》、《礼》、《易》、《春秋》六经，对于“天文图纬，多所贯涉”。康僧会欲使江左地区振兴佛教，兴立佛寺，便杖锡东游，于吴赤乌十年（247，一作赤乌四年）来到建业（今江苏南京），营造茅屋，供奉佛像弘扬佛法。不久受到孙权的信敬，孙权为之建塔，这是吴国最早建立的佛寺，所以名为建初寺，建佛寺的地方也被叫做佛陀里。从此，江左一带佛法兴起。
康僧会是江南佛学的创始人，他住在建初寺，翻译了许多佛教经书，有《六度集经》8卷、《旧杂譬喻经》2卷，现均存。《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载其所译《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摩王经》，均收在《六度集经》中。《开元释教录》卷二载其尚译有《吴品经》5卷、《菩萨净行经》2卷、《权方便经》1卷、《菩萨二百五十法经》1卷、《坐禅经》1卷。这些译本译文准确，妙得经体。《六度集经》、《法镜经》、《六度集经》文词典雅，诸波罗蜜前均有短引，为治汉魏佛学重要资料。他还传授了涅磐梵音歌咏声，音调清晰浏亮，成为一代佛教徒学习的模式。
他曾为《安般守意经》、《经镜经》、《道树经》作注，并为前二经作序，行文既文雅又通俗，说理细致入微，都流传于世。他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有佛、道、儒三家思想的僧人。这一点可以在他所注释的佛经上见到。
唐代琵琶演奏家康昆仑
生卒年不详。西域康国人，主要活动于唐德宗至宪宗（8世纪末～9世纪初）时期，善弹琵琶，著名宫廷音乐家，有“长安第一手”之称。有关史料散见于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以及《新唐书·礼乐志》、《新唐书·让皇帝宪传》等史籍。据载：康昆仑为德宗时宫廷琵琶第一手。在一次旱灾求雨的竞艺活动中，康先弹一曲新翻羽调《绿腰》，而僧人段善本将同曲移至更难的枫香调来弹。康自愧不如，遂拜段为师。段认为康的技艺太杂，令其停奏10余年后方教。后康尽学段的琵琶演奏技艺。又载：贞元初年，康昆仑曾将正宫调《凉州》中的“小遍”改编为琵琶曲，因在玉宸宫首演，故名《玉宸宫调》。
元代剧作家康进之
生卒年不详，棣州(今山东惠民县)人。代表作品《李逵负荆》，是现存元杂剧中最优秀的水浒戏。写在梁山附近杏花庄开酒店的老王林，被冒称宋江、鲁智深的恶棍抢去了女儿满堂娇。正逢李逵来店饮酒，王林向他哭诉。李逵听了大怒，回山斥责宋江。宋江为辨明事实，同他下山质对。李逵在认识了错误之后，回山向宋江负荆请罪。恰好两个恶棍又送满堂娇回门，王林上山报信，宋江即指派李逵下山捉拿，“将功折罪”。最后，全剧在庆功声中结束。全剧充分表现了李逵对受迫害人民的同情和勇于改过的精神。当他听到王林说女儿被宋江、鲁智深抢走，并拿出红绢褡膊为见证时，便怒气冲天地回山追查，对宋江、鲁智深进行了辛辣的嘲弄。但当真相大白后，又马上负荆请罪。通过一个误会性的冲突，塑造了李逵这一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疾恶如仇、胸怀坦荡、知错即改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人物刻划又极为细致、生动，艺术上以误会手法造成观众焦急的悬想期待和优越的欣赏心态，取得了很好的喜剧效果。
明初大将康茂才
（1313～1369），湖广蕲州（属今湖北蕲春）人，字寿卿，明初大将。通经史大义，事母孝。元末寇乱陷蕲，结义兵保乡里。立功，自长官累迁淮西宣慰司、都元帅。后降朱元璋，授秦淮翼水军元帅，转为都水营田使。吴元年（1367）从徐达北伐，取汴梁，驻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后西攻关中，占兴元（今陕西汉中），回师途中卒。官至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进阶荣禄大夫，追封韩国公，谥武康。
明代文学家康海
(1475～1540)，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人，字德涵，号对山，又号浒西山人、沜东渔父。弘治十五年（1502）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等。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诛，康海受牵连而免职。归家后，以山水声伎自娱。
康海是是中国明代文学家，戏曲作家，曾参修明宪宗、孝宗实录。擅长诗文、戏曲。为明“前七子”之一。著有《康对山先生全集》、《郮东乐府》及杂剧《中山狼》、《王兰卿》两种。
《中山狼》被列为中国十大喜剧之一。《中山狼》取材于马中锡的《中山狼传》，讲述东郭先生救一只中箭逃命的狼，自己几乎反被狼所害的故事。通过对狼诡诈性格生动逼肖的本性的揭露，骂尽一切负国家、负父母、负师友的无耻之徒，同时嘲讽了迂腐的东郭先生“无所不受”的“仁心”，颇有深意，也在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本性和政治上的倾轧关系，并批判恩将仇报，讽刺世态炎凉，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全剧结构严密，曲文典丽，写景如绘，生动自然，具有爽直古朴的特点，剧中狼、老杏、老牛开腔说话，情态逼真，饶有童话色彩。又结合环境传情达意，情境交辉，有一定艺术价值。
康海的散曲，今存套数30余首、小令200余首。曲作的主要内容一是抒发其愤世嫉俗的情怀，如“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奚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与康”(〔雁儿落带过得胜令〕)。表现了他自认为无辜遭殃的满腹牢骚，并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二是倾吐其徜徉山水的闲情逸致，如〔叨叨令〕《秋兴渼陂韵》就着重表现了作者对“有时节望青山看绿水乘嘉树，有时节伴渔樵歌窈窕盟鸥鹭”生活的欣喜之情。他的散曲一般都写得豪放爽健，但时有过多的生造和堆砌词藻，是其缺点。
康海也有诗，数量颇繁富，但多率直之作，比较粗糙，有《对山集》、《沜东乐府》等。此外，还著有《武功县志》，为简志名篇。
清末维新代表人物康有为
（1858～1927），南海（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易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等，世称“南海先生”。
康有为出生在“世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地主家庭。早年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在龚自珍、魏源以来“今文派”经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新学”的影响下，博览群书，开始了向西方寻找救民真理的艰苦历程，成为19世纪后期中国政治学术界一个突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利，清政府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耻辱，康有为联合各省1300多名应试举人上书光绪，请求拒签合约，提出“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其后，康有为与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组织学会，建立学堂，创办报刊，广泛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
从1888年至1898年，康有为先后7次上书，设计了一个以君主立宪为主体的救国方案，反复申述和论证了他的政治主张。1898年6月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支持下，联合一部分帝党官僚，虽然力排旧议，锐意维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慈禧太后在是年9月21日发动宫迁政变，囚禁光绪，重新垂帘听政，并下令捕杀康有为。“百日维新”被打入血泊之中。
此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6年。并在国外组织保皇会，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迅告失败。他在晚年完成的《大同书》中，描绘出一个东方式的乌托邦：“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康有为还是清代“碑学”书法的积极响应者和亲身实践者，是继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1889年写成的《广艺舟双揖》（亦名《书镜》），是中国书学史上继包世臣后力倡碑学，并能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之碑，对后世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时他好吟咏，还是一位相当有成就的学者。他始治《周礼》，继研《公羊》，着书立言，富于创造力，其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创作就，想象奇特，辞采瑰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代表诗篇《出都留别诸公》5首，对国家危亡的命运，表现得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体”的先路。康有为生平著作甚丰，有人统计，达139种，主要作品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南海先生诗集》等，此外《孟子微》、《康子篇》、《春秋笔修大义微言考》、《春秋笔修大义微言考》、《中庸注》《春秋董氏学》、《日本变政考》、《欧洲十一国游记》等，也颇受近代学术界重视。
清末维新变法人士康广仁
（1867～1898），南海（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号右博，又号大中，康有为幼弟。自少不试举业，以为国家弱亡，皆因八股锢塞人才所致。他曾于浙江任小官，因厌恶官场黑暗而辞职，后协助康有为赞议维新。1897年他在澳门主持《知新报》，又经理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他对外主张联英，对内主张废科举、办学校为第一要务，专心教育志士，多培养实用之才，三年后可大行改革。“百日维新”中，他在京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疏。戊戌政变后被捕下狱，言笑自若，他曾说：“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临刑时犹言：“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与谭嗣同等同时遇害，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康幼博茂才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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