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今天孩子们背上的五颜六色、样式新颖美观、鼓噔噔沉甸甸的书包，就想起我过去上学时候的书包。   
      从上小学到师范毕业，我上了十一年学，用过三个书包。   
      我七岁上学。上学那天，母亲把一只用蓝粗布缝的小书包挎到我的肩上。书包里除了一块窝头，其它什么也没有。我很自豪地挎着空书包，迎着躲在村头老槐树背后的鲜红的太阳，一蹦一跳地向坐落在 小河边的村小学走去。   
      一年级教室是一座土房子，很小，很暗。黑板破旧斑驳，讲台是用砖头砌的，几块长木板搭在泥坯上就算是课桌了。上第一节课，老师发给我们一截小棍，他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一点，就要求我们在地面用小棍画一点，他写一横，就要求写一横。放学的时候，他要求我们把写字的小棍放在书包里，不要丢失，以后上学，它就是“笔”。就这样，我们用书包装着一截小棍，上了两个月学，学会了写自己的村名、姓名，学会了1到10阿拉伯数字。两个月后，老师给我们发了崭新的语文、算术课本，同时要求我们到村里的代销点买两个作业本，一支铅笔，一块橡皮。直到这时，书包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包。   
      当时，书包里的书本作业本虽然很少，但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少。男生的书包里有有薯干、石头子、泥蛋儿、杏核，女生的书包里有毽子、沙包等。出了校门，我们都成了野孩子，上学放学路上就撒开疯，追跑，打坷垃仗，上树，爬墙头……肩上的书包遭了罪，今天带子断了，明天针线缝裂了，书包上常常是伤痕累累。母亲呵斥着，今天缝，明天补。这样缝缝补补，书包早已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和模样。到二年级结束时，书包已经破得没有了缝补的价值。   
      升上三年级，眼看要开学，母亲还在为书包的事作难发愁。做个新书包花钱不说，还需要布证。那时的布证是紧俏货，留着过年过节、娶媳妇嫁闺女用，平时谁敢随便用。实在没法，母亲把她那件串亲戚时穿的蓝色斜纹洋布布衫毁了，给我缝了一个结实的带皱边的大书包。当我挎着这只书包迈进三年级教室时，同学们羡慕极了。   
      那时学习内容少，老师一般不留课外作业，玩的时间多。比起低年级，书包里装的乱七八糟东西越来越多，简直就像个杂货店，鼓鼓囊囊，唿哩唿啦的。里面有螺丝帽，铁钉，磨制的小刀，用树皮做的柳笛、杨笛；有萝卜干，榆钱，柳絮，茅芽；有鸟蛋，小麻雀，蚂蚱，马知了，天角螂，大青虫…….垮在身上鼓鼓囊囊的，走起路来唿哩哗啦的。现在想起来感到很好笑，但在那时那些东西全是宝贝疙瘩。老师不在的时候，就从书包里变戏法似的把它们掏出来，津津有味地摆弄起来。老师看见了，并不发火，顶多说一声：“真会傻鼓捣。”   
      初中是在外村上的。那时候时兴起绿色帆布书包。确切地说，是军用挎包。它漂亮，是当时很流行的军装绿；结实，包是用厚厚的帆布做的，耐磨耐用；舒适，挎带很宽，有金属扣可以调节挎带的长短；它的口端有盖，装满东西，把盖系牢，东西不容易散落。那种包商店里没卖的，是家里有参军的从部队带回来的。看班上许多同学挎着绿帆布书包上学放学，我眼巴眼看的，因为家里没有当兵的人。有年夏天，母亲到郑州的大姨家，回来时捎了一只。它已经褪了色，几乎成了黄色的了。但我仍然高兴万分，迫不及待把挎了三四年的蓝书包甩到一边，挎起绿书包饭也没吃就一路欢歌上学去了。尽管上的是初中，学习的科目比小学多，但仍没有多大压力。书包里那些宝贝玩物少了，画册，小说多起来了。自习课，做完了作业，就痴痴地看画册，看小说，常常看的天昏地暗。   
      挎着这只退色的绿书包，读完了初中，读完了高中。后来又挎着它迈进了师范的大门。到师范，我经常用它装从学校图书馆借的大部头的书，装读书笔记。一次，我挎着它回家，上了公共汽车，车上的人很挤，一位中年人卡着我的书包，我拽都拽不动，我让他移一下身，他乜斜眼看了一下我的书包，很轻蔑地说：“破书包，啥主贵东西！”我火了：“二百块钱不给你！”二百块钱在那时是笔大钱，我这句豪气冲天的话竟然把那人说笑了。他一笑，我的火气也云飞雾散了。   
      现在，这三只陪伴我度过学生生涯的书包已经找不到了，但在心灵深处，我却始终珍藏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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