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唐太宗李世民注重立法，着力创制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了通过法律对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他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在此基础上经过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完善形成了《唐律疏议》，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唐律，后来经不断修订完善在整个唐朝都得以实施。从一定意义上讲，唐律具有封建法典的典型特征，它和罗马法、拿破仑民法典是并驾齐驱的三部世界意义的重要法典。唐律的产生标志着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华法制文明走向成熟，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到来。

  　　其次，唐太宗李世民坚持依法从严治吏，抓住了法制的根本。他多次强调：“官吏违法犯罪，不能有所姑息，而应一断于律，如果违法就应坚决给予制裁。”他的叔叔李道宗曾有贪污行为，被按律削爵，贬为庶民。因此，唐律虽不严苛，但较为严密，对官员有很强的威慑作用，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三，唐太宗李世民有强烈的民本思想，注重通过法律来促进民生。他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他推行了发展经济的很多措施，从而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他还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在京城要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他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最后，唐太宗李世民强调德本刑用的思想，重视发挥道德的约束作用。他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他注重用本阶级的伦理道德去约束上层统治集团。他不顾自己的“老寒腿”，在即位之初坚持居住在隋朝留下的旧宫殿里，至于官吏们的奢侈浪费他也明令禁止。所以，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风尚，涌现出了戴胄、魏征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模范廉俭大臣”。

  　　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同样道理，一部《贞观长歌》，有人看到的是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有人看到的是宫闱的争宠与缠绵，有人看到的是大臣之间的倾轧与争锋，但笔者看到的是唐朝赖以强盛的法律制度，并越来越深刻地感触到只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华民族才能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河南省淇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