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有人翻

为帝辛翻案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可以说从牧野政变之后就开始了。最初是用行动翻案――殷遗民叛周，三监叛周，东夷叛周，都是证明。

当他们的行动被残酷镇压下去之后，行动变成了舆论。众口难堵，舆论难平。书不能传，就用口传。从周朝开始，以后历代都有。我们不妨举一些重要的例子。

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大肆贬纣，人民群众用口头还击。斗争一直很激烈。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尽归焉。”（《论语·子张》）子贡为帝辛张目。

在战国时期的百家爭鸣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人们“观《春秋》以见王意”。所以，许多人要按王意行事，如孟子。

《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平心而论，这是孟子对帝辛的真实看法。

但是，当齐桓公一问“臣弑其君，可乎？”之后，孟子马上变了，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他对帝辛的评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因为一涉及王事，便必尊崇王意。臣不能弒君，这是公理。武王不能违背这一公理，违背就是罪恶。武王弒“一夫”，不但无罪，还有功。在这种情况下，帝辛在孟子眼中又变成了“一夫”。

荀子尊从孟子。当他看到“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汤武为弑。……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荀子·正论》）的时候，他就要批驳。

从荀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荀子时代，“世俗”之人，即大多数平民百姓仍然认为，帝辛有天下，是君，武王是臣。武王杀帝辛是弒君，武王代替帝辛是篡位。

“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韩非子·说疑》）

“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长取也。”（《韩非子·忠孝》）

韩非就认为“武王伐纣”是 “暴乱”，是“ 贪得”，是“人臣弑其君”，是“弑其主”。武王是“自显名”，即自吹自擂，天下才称其“明”。因为武王“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所以“天下从之”。

帝辛“能畜其臣”，所以是明君。武王“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长取也。”

可见周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武王灭殷是臣弒君，是篡夺政权。所以对“武王伐纣”，不被人们认可。

秦汉时期，《吕氏春秋·长攻》曰：“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於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

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朮”。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春秋》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形成了“尊君卑臣，强干弱枝”的风气。

尽管如此，王充还是为帝辛仗义执言。对“纣沉湎於酒，以糟为邱，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为长夜之饮”。 对“纣悬肉以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间。”等等论调进行了驳斥。

《风俗通·孝文帝》曰：“世之毁誉，莫得其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故曰尧舜不胜其善，桀纣不胜其恶。桀纣非杀父与君也，而世有杀君父者，人皆无道如桀纣。”

晋时，《抱朴子·良规》曰：“世人诚谓汤武为是而伊霍为贤，此乃相劝为逆者也。又见废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辅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恶积，虑於为后患。及尚持势，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祸，规定策之功。计在自利，未必为国也。取威既重，杀生决口。   见废之主，神噐去矣，下流之罪，莫不归焉。虽知其然，孰敢形言？无東牟朱虚，以致其讨。无南史董狐，以证其罪。将来今日，谁又理之？独见者乃能追觉桀纣之恶，不若是其恶。汤武之亊，不若是其美也。  方策所载，莫不尊君卑臣，强干弱枝。  春秋之义，天不可讎。大圣著经，资父亊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许废立之亊，开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难以训矣。  俗儒沈沦鲍肆，困於诡辩。方论汤武为食马肝以弹斯亊者为不知权之为变，贵於起善而不犯顺，不谓反理而叛义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锋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远危之朮。虽策命暂隆，弘赏暴集，无异乎牺牛之被文绣，渊魚元爱莽麦，渴者之资口於云曰之酒，饥者取饱於鬰肉漏脯也。而属笔者皆共褒之以为美谈，以不容诛之罪为知变，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这些论述极为深刻。

汉代以后，人们大多以司马迁《史记》为准，大讲帝辛的罪恶。其实，司马迁对帝辛首先是赞扬：“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獸；”其次是又表扬又批评：“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即帝辛有丰富的智慧，漂亮的口才，骄人的能力，太高的声望，只是骄傲自大，“以为皆出己之下”。再下边才是批评。同时，司马迁还特别告诉我们，“自成汤以来，采於《书》《诗》。”《书》《诗》如有错，他说的也就有错了。

不讲司马迁对帝辛的赞扬，只讲司马迁对帝辛的批评，甚至还要发挥，这就是片面。以片代全岂能是帝辛的完整形象？

近人顾颉刚更撰《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益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顾颉刚为此作了详尽的考证，人们由此了解到，妲己的形象，原来得自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纣王淫暴，原来出于《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加工。于是，传说中的殷纣形象遭到了不小的冲击波。 〈《殷纣王是暴君吗》〉

的确“《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加工”为帝辛的正确评价帶来诸多麻烦，使冤案更冤，翻案更难。所以，对帝辛我们要“审形”， 要“得其实”。

以前的资料没有帝辛的功劳。今天，根据考古发现，“殷纣王开拓东夷、淮夷、虎夷（人方、林方、虎方），功垂千古。今天中国有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浙闽、广州等领海之域，是帝辛开辟的。﹙郭沫若语 见文叶雨蒙《殷人东渡美洲》﹚是帝辛促进了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流，是帝辛初步统一了中国。这是大功。

郭沫若的考古发现能否用考古推翻？

如果不能推翻，仅此就足以为帝辛翻案，就足以证证明，帝辛是中华民族史上的大功臣。他功不可没，业绩光照日月。

把帝辛定为“淫虐”之君，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级别最高、冤情最大、翻案最难的冤案。

“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