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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二次东征，镇压了以武庚禄父为首的反周复商叛乱后，把朝歌和原来的邶、鄘、卫合并，建立起新的卫国，以康叔为开国君，以朝歌为都城。卫国作为西周初期的诸侯之长，从盛到开始衰落迁都，在朝歌经历了383个春秋。卫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其开国君主康叔是个怎么样的国君呢？
周公镇压了“三监之乱”后，把原邶、鄘、卫及其它殷商旧地合成一个新的卫国，以朝歌为国都，封周公排行第九的同母兄弟康叔姬封为开国国君。《史记·卫世家》说：“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在西周初期，卫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一是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卫国的疆域尽得三卫全境，实际上包括了今天河南省北部以及河北省南部地域，卫国国都朝歌是殷商故都，统辖的是原商朝的京畿之地，对太行以东以南的一大批小邦国有辐射管带作用，这里又刚刚爆发过武庚禄父反周复商暴动和“三监之乱”，是西周的心腹之患；卫地平安，西周整个东部才能平安无事；
其二是卫国管理的是旧商遗民，特别是一些商朝贵族、原来的中上层族群，包括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些人以职业为姓氏，施氏是制做旗帜的工匠，繁（po）氏是制作马头上的装饰品的工匠，陶氏是制作陶器的工匠，锜（yi）氏是制作凿木工具的工匠，樊氏是扎篱笆的工匠，等等，这些技术工匠都是当时社会中的能人，有地位，有影响，是不可轻视的社会阶层。
其三，卫国是西周封邦建国最早的诸侯国。我们过去把春秋战国以后辛亥革命以前的两千多年历史统统归为“封建社会”，其实这是不够准确的，严格地讲，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只有先秦时期，秦始皇以前，秦汉以后，基本上算是“君主专制社会”了。“封建社会”就是“封邦建国”，西周初建时周武王的一些分封，封是封了，建立邦国了吗？没有，那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封邦建国。卫国的确立，是西周最早建立的诸侯国，是真正意义的“封邦建国”。卫国被封时，周公要求康叔“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继续殷商的法律，借用商朝的政治制度，但必须服从周朝的统治，纳贡臣服。当时周王朝刚刚建立，没有统治经验，而借鉴商代的统治经验，对于初建立的卫国是有利的，因此，整个西周时期，卫国都是相当强盛的，卫为“诸侯之长”，保持了长时间的方伯地位，显赫一时。直到春秋以后，才日渐衰落，被迫把都城从朝歌东迁。
那么为什么叫“卫”国呢？因为卫国的疆域在原来商朝的地域范围内，是商朝“大邑商”的中心区。这一带在夏朝的时候属“韦”，与夏朝是同盟国，《诗经·长发》中有“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意思是说，商汤是先征伐韦国、顾国，然后才消灭昆吾和夏桀的，这是商代后人歌颂他们开国之君商汤的功绩。周人仍习惯称商地为衣、殷，“殷”、“韦”，在古代同音相通，康叔封国号叫卫，其实是取夏朝时的旧地为名。
卫国是西周最早建立的封建诸侯国，她先后有五个都城，并且她一直存活到公元前209年秦二世的时候，成为存在时间最长的诸侯国。在不同时期，卫国的国君先后有伯、侯、公、君四个称谓，这是为什么呢？这些不同的称谓代表了卫国国势怎样的变化呢？
从封立卫国开始，周公、成王大规模分封诸侯，先后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国君有五十三人是姬姓子弟，他们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人，比如文王的兄弟封于东虢、西虢，文王的儿子封于邗、晋、应、韩；周公的儿子封于鲁、凡、蒋、邢、茅、砟、祭等等。这样，巩固了西周在原属殷商的广大地区的统治，扩大了西周的势力和影响，使周成为国力和疆域远远超过商朝的强大国家，西周王朝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周公苦心积虑，扶持康叔经营好卫国。这时候东都雒邑，也就是洛阳刚刚建成，他把大批的朝歌民众即所谓的“殷顽民”迁往雒邑，严密监视。还把周朝的军队分为“殷八师”、“成周八师”和“西六师”，殷八师驻朝歌，主要是对付殷人和东夷；成周八师驻雒邑，控制东南各诸侯国并拱卫宗周；西六师驻宗周，守卫以镐京为中心的周朝王畿之地。可见，镐京、雒邑、朝歌，是当时的三个“大军区”，是西周初期的三个主要战略重地，是支撑西周大局的三只鼎足。
先秦诸侯国中，卫国建立最早，灭亡最晚，存在时间最长。卫国共存在833年，传国四十余代，先后的都城是：朝歌，383年；楚丘，位于现在滑县东八里营乡殿上村一带，59年；帝丘，现在的濮阳，347年；野王，现在的沁阳，44年。卫文化的辉煌主要在朝歌和帝丘，楚丘时期是个过渡，野王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名存实亡，仅剩一个小小的城池了。
有的人把朝歌这个卫国和原来“三监”那个“卫”混为一谈，也是大错特错的。三监管叔那个卫，设在现在浚县的卫贤，它只管辖朝歌以东一带，地面不足康叔卫国的三分之一，时间也只有三年，与康叔卫国的八百多年没法比。
卫国的君主前后共44个，其中除康叔外，称“伯”的7人，称“侯”的4人，称“公”者28人，最后称“君”者4人。这些称谓上的变化蕴含着什么呢？代表着卫国的哪些发展阶段呢？
卫国国君，有的称伯，比如早期的康伯（康叔之子）、考伯等等；有的称侯，比如顷侯、厘侯等等；多数称公，比如卫武公、卫庄公、卫宣公等等；最末四个称君，比如卫怀君、卫元君。这些称谓是随着卫国国势的强弱、国家地位的高低而变化的。西周初，卫国是一等诸侯国，是东部诸侯国之长，卫国君主是东方诸侯的方伯，因此，康叔以下的六个卫国君主都称“伯”。司马迁望文生义，说卫国前几个国君地位低，称“伯”，到卫顷侯时重金贿赂周天子，将国君升为“侯”，这实在是司马公的千虑一失。卫康伯的“伯”是方伯的伯，而非侯伯的伯。
卫顷侯“失德”，把卫国搞得世风日下，把卫国的声望搞得很不怎么样。有个“卫巫监谤”的故事，说的是周厉王姬胡与卫顷侯狼狈为奸，遍布爪牙，堵塞言路，迫害民众的故事。周厉王为人暴戾颟顸而又刚愎，以严酷的政策来治理国家，使得人民怨声载道，背地里纷纷咒骂他。为了堵住人民的口，卫顷侯选派了许多人，以行巫的名义渗透到周都的大街小巷，监视百姓们的一言一行，发现有人议论政治，马上打小报告。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特务机构了。许多无辜的百姓被迫害甚至杀头。这样的特务治国策略，弄得亲友熟人在路上遇到了都不敢互相招呼，只能看上一眼，使得整个国家人人自危，陷入极权专制的恐怖之中。
周厉王姬胡自以为得计，还得意洋洋地对召公说：“现在没人再敢说我坏话了。”这时候的召公是当初辅佐周武王的三公之一那个召公的后代，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他告诫厉王说：“你这样堵住百姓的嘴，就象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姬胡听了不以为然，嗤之以鼻，仍然一意孤行。结果3年后，百姓终于不堪忍受，“国人暴动”，推翻了周厉王。
卫国国君自康叔姬封以后几代人都为方伯，监察诸侯，自康伯起六代卫侯都称伯，但是从卫顷侯开始称“侯”，不是升了，而是降了。“顷侯”是死后的谥号，顷侯失德，又与人们深恶痛绝的“卫巫监谤”牵连，死后给他的谥号“顷”基本上是贬意：堕覆社稷曰顷；震动过惧曰顷；阴靖多谋曰顷，对这样的人，怎么会再升爵呢。
其实在商代，伯即“方伯”，是很高的称呼，是管理某一个大的区域地方诸侯的长官，周文王就是西伯侯，是西方的方伯。西周时，齐侯也曾自称方伯。“伯”通“霸”，有人称春秋五霸为“五伯”。西周初，东部地区“启以商政”，伯是高称，卫康叔地位极高，统管东方诸侯。另外一个例子是召公，姓姬名奭，周武王的异母兄弟，他是西周初期最高政治核心人物，西周初期时位列三公（周公、召公、姜太公）之一，统管西周西部的各路诸侯，他与周公辅佐周成王“作上公，为二伯”，故又称召伯。所以，西周初期“伯”地位很高，与“侯伯”不是一个概念。到春秋以后，“伯”的地位才低落下来。
卫国国君称侯仅两代，卫武公姬和即位，卫武公在位55年，卫国繁荣昌盛，还率兵帮助周平王击败太戎，平定了天下，卫国君主从此又升成“公”。直到战国末年，卫国国势衰落，只剩一城之地，君主只能称“君”了。
康叔是卫国的开国之君，在历史上康叔是个贤明有为的政治家。周公为了培养他，煞费苦心，谆谆教诲，为了让他管理好卫国，连续三次谈话，这就是《尚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这在众多受封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在当时，管理好殷商故都朝歌和故商墟之地卫国，管理好前商遗民，至关重要，卫国稳，则西周稳，卫国昌，则西周昌。那么，这三篇文诰都是哪些内容呢？
康叔在周武王的同母十个兄弟中排行第九，从小就聪明伶俐，谦和礼让，他的哥哥们都十分喜爱他。西周初建，武王其他兄弟都进行了分封，康叔和十弟冉季载两个人还年幼，没有分封。到周公东征平定了三监之乱，大概五六年过去了，康叔已经成长为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于是，在考虑由谁来治理原来商墟之地卫国时，周公把目光盯向了康叔。
然而康叔毕竟年轻，让他来充当东方诸侯之长，周公姬旦不免有些担心。为此，周公一方面专门为康叔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为康叔大造声势，撑腰打气；另一方面，一连发出三个“红头文件”，就是收入《尚书》的《康诰》、《酒诰》、《梓材》三个文诰，作为对康叔的政治嘱托，治理国家的行政准则。后来康叔果然不负众望，借鉴殷朝兴亡的经验教训，爱惜民力，把卫国治理得很好。
在三个文诰中，周公都嘱咐了康叔哪些东西呢？
《康诰》是三个文诰的核心，涉及了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意识形态，是卫国的建国大纲，治国原则。
《康诰》大致分五层意思：周公首先总结了历史经验，以周朝先王们的例子告诫康叔，一定要“崇尚德教，慎用刑伐”，实行“仁政”，要不欺侮无依无靠的人，善于任用可以任用的人，尊重那些可以尊重的人，畏惧应当畏惧的事，热爱民众，这样才能受到上帝的保护，才能治理好国家。
接下来周公告诉康叔，到了卫国，因为那里是殷商的王畿之地，一定要找到原来殷朝的有才德、有威望、有经验的人，向他们了解殷朝兴衰成败的历史，学习他们受到老百姓拥护的一些办法，思考他们揣度民心的明智政策，还要探求古时候圣明的帝王安定百姓的遗训。周公说：“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要用比天还宏大的胸怀，用和顺的美德指导自己，努力不懈地去完成周朝赋予的使命。
然后，周公又定下施用刑罚的“五项准则”和“四条刑律”。哪五项准则呢？一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人犯了小罪，但他是故意犯罪，而且是屡教不改，对这样的人，即使罪行不大，也不可不杀。
二是预防为主，保护臣民，就像保护小孩一样，臣民就会康乐安定；看待臣民犯罪，好像自己生了病一样，臣民就会自己抛弃罪恶。
三是要亲自把关，要亲自掌管刑杀大权，就是像割鼻子、断耳朵这样的小刑，也要亲自过问。
四是慎重用刑，对于监禁犯人的事情，必须考虑五六天，甚至十天时间，才下决定。
五是要客观公正，周公讲，判断案件，不能只是顺着你自己的心意，不能感情用事，要依照合理的刑杀律条。
四条刑律，就是对在四个方面犯罪的，要毫不手软尽快处置：一个是偷盗抢劫，杀人越货的；二是不仁不孝，大逆不道的；三是冒犯国法，图谋造反的；四是包庇纵容，贪赃卖法的。对于这四种罪犯，周公深恶痛绝，“惟朕憝（dui)，已！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对这些人，我最憎恶怨恨他们，唉！你赶紧依照这些法律去捕杀他们！
《康诰》是周公对康叔的政治嘱托，既有建国治国的原则纲领，又有具体的法律准则甚至刑罚律条。周公是个“举轻若重”的政治家，怎么能把武庚禄父反周后的东方的局势稳定下来，让前商遗民能够顺服，对这个问题周公反反复复考虑得很多很细。于是，除了《康诰》，又有了《酒诰》、《梓材》。
《酒诰》是周公告诫康叔的第二个文告，文告主要解决一个问题：“禁酒”。《酒诰》中反对饮酒的理由有三点，一是“民用大乱丧德”，大臣和民众酗酒就会犯上作乱、议论朝政、丧失道德；二是“大小邦用丧”，大大小小的国家灭亡消失，也多是因酗酒而引起的罪祸，并举出了一些例子，总结了戒酒兴国、纵酒亡国；三是“惟土物爱”，造酒要用粮食，土里生长出来的农作物是非常珍贵的，造成酒喝掉简直是暴殄（tian)天物。这一点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从其中提到文王告诫臣民要珍惜粮食，已经将这层意思表露的非常明白。
然而周公也不是要求把酒禁绝，某些场合还是可以喝一点的。什么时候？一是“饮惟祀”，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可以喝一点儿；二是“厥父母庆，自洗腼，致用酒”，农事做完，牵牛赶车从事贸易，这些都做完了，父母很高兴，这个时候可以做些很干净很丰盛的菜肴，喝一点酒；三是给“尔大克羞耇（gou)惟君，尔乃饮食醉饱”，给老人特别是国君进献珍宝物品时，可以喝酒。
对于禁酒的范围，《酒诰》中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从诸侯、大臣，到三卿、史官、王公贵族等等悉数列出。那么要是有人不顾禁令，犯禁饮酒，特别是群聚喝酒，《酒诰》中给出的惩罚的力度也是非常极端的，“予其杀”，“弗恤弗蠲（juan)”，要杀头，而且毫不怜惜，不予赦免。
《酒诰》是中国第一个“禁酒令”，并且是官方的禁酒令，由中央最高权威层发布，无论古今中外，这样高规格、这样严厉的禁酒令，仅此一例。然而，此禁酒令发布到今天，已经3000多年，社会上依然饮酒成风，成为最典型的屡禁不止的案例。
《梓材》也还是针对如何治理殷商故都朝歌的前商遗民，而提出的“施行明德，和睦殷民”的方针。在当时的商朝遗民中，仍有大量的人对周朝的统治并不是顺服的，所以周公把他们称作“迷民”，说他们是执迷不悟的人。虽然周朝已经把大批的“迷民”迁往雒邑去修筑东都，对留下的商朝遗民的治理仍然十分头痛。《梓材》中，以种田、建房、制作木器，来比喻治理国家的道理。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修筑田界，开挖水沟；象建造房屋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又如同匠人制做梓木器具，去皮砍削，再涂上黑漆和红漆。安定的社会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必须勤用明德、慎用刑罚，就能“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就可以建立万年基业，子子孙孙永远保持统治地位。
康叔确实没有辜负周公的期望，他在卫国精心治理，很快稳定了局势，不但使卫国的百姓安居乐业，还使整个东方和睦相处，大家都仰慕康叔的才华和品德，原商朝的属地出现歌舞升平的盛世，广大人民非常高兴。周成王亲自主掌政权后，任命康叔为周朝的司寇，把许多宝器祭器赐给他，用以表彰康叔的德行。
1931年，朝歌西北35里淇河北岸的辛村（当时属浚县，现属鹤壁市淇滨区）村民在依坡凿窑时，发现了西周卫国古墓群，墓地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300米。墓地出土大批西周早期青铜器，同时引来盗墓者和文物走私商，随即这批文物被陆陆续续倒卖到欧美。
辛村墓地的盗掘，引起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重视，决定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队中抽出一些人员，由郭宝钧主持，于1932至1933年，先后进行四次考古发掘，共清理了从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的墓葬六十八座，以及十四座车马坑。出土遗物千余件，年代从康叔受封到卫国东迁。出土的铜礼器类有：鼎、甗、鬲、尊、爵、卣、盉七种，有的还铸有铭文。铜车马饰数量最丰，有辖、軝、毂、枒饰、衡饰、轭饰等二十种。铜兵器有戈、戟、钩、矛、斧、镞等六种。另有铜马冠、铜甲泡、铜人面形柱头等。此外还有金兽头、蚌兽面、玉饰、龟甲、蚌壳、贝、骨、角、牙等类器物。铜戟中有铭文：「卫□侯」，可证明是西周卫国遗物。其中有“卫师易”铭的甲泡，有青铜鬲上刻铭文“卫夫人□姜作其行鬲用”，推其年代，可能是卫惠公或懿公之时。
卫国在朝歌作都城383年，此期间，出现过很多名垂青史的人物，卫武公就是一个德高望重、被后人称颂的君主，请看下一回《卫武之德
高风亮节垂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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