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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庚禄父，是商纣王的儿子。禄父是名字，武庚是谥号。历史文献对他的记载，没有像对商纣王那样臧否褒贬，而是比较客观冷静，不扬不恶，中性处理。但以我们现在的世界观来审视武庚的一生，应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周文王、周武王经过两代人几十年的准备，通过牧野之战，一举拿下朝歌。延续六百年的大商帝国轰然倒下，西周建立。
周军号称仁义之师，曾经标榜“兵不血刃”，纣王失败是因为“前徒倒戈”，是商纣王的士兵不战而溃，举义造反。事实不是这样的，牧野之战是非常残酷激烈的，双方经过艰苦的拼杀，死伤无数，尸陈遍野，战士的鲜血把木制的武器都漂起来了。血水顺着沧河流下去，朝歌城东南淇河、沧河交汇处的薛村（血村），据说就是当年血流漂杵的地方。
血流漂杵这个成语，一般人把“杵”字解释为“棒槌”，其实是错误的。“杵”应该是一种木制的武器。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养几万几十万的军队，而是把成年男子登记训练，平时各干其事，战争来临，临时动员起来，一般士兵是需要自备武器的。自备的武器往往是木质的大棒，有的在棒的前端装上木钉或铁钉。血流漂杵，漂的杵，就是这种武器。
《逸周书·世俘》记载，牧野之战当天傍晚，周军攻进朝歌城，商纣王退到鹿台上，把四千多枚宝玉取出来，将其中最宝贵的五枚“天智玉”佩戴在身上，纵火自焚。周武王赶到后，对着商纣王的尸体连射三箭，又用铜钺砍下纣王的头，衬着大白旗悬挂起来；还又到商纣王的宫内，朝两个后妃的死尸射了三箭，用铁钺砍下两颗头颅，同样高高悬挂。
五天以后，周武王听说鹿台有宝玉，赶紧去找，但是那四千颗宝玉已经与商纣王一起烧坏了，那五颗佩在纣王身上的“天智玉”倒还没有烧坏，周武王立马收藏了起来。《逸周书》记载，周武王一共得到商纣王的宝玉一万四千颗，一般的佩玉一十八万颗。
看来周军的所谓“仁义”纯粹是口头上的宣传，周武王不但残忍而且爱财。攻陷朝歌城，商纣王自焚死了，周武王仍然不依不饶，对着死尸射箭，还要把头砍下来，悬挂起来；然后把两个妃子也同样箭射、砍头悬挂，这样残忍地对待失败的前朝国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不多见。在世界上也只有十七世纪英国王朝复辟时，查理二世背信弃义，把曾审判其父亲的共和国护国主克伦威尔从坟墓中挖出来，开棺辱尸，把头颅砍下来插在几十米高的威斯米斯特大教堂的塔尖上，一直插了61年。只有这件事可以与周武王对商纣王辱尸砍头相提并论吧。
周武王灭商建周，他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和矛盾，面对着非常复杂的混乱局面。怎么样来治理一个大国，怎么安抚原来商朝的旧贵族，怎么管理原来朝歌京畿之地的民众，怎么平衡自己内部贵族势力的利益，都使周武王费尽了心思。他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怎么来处理这样复杂的局面呢？
周武王伐纣，攻下朝歌城、商纣王跑到鹿台自焚后，就宣告灭商成功，班师回营了。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但商朝在朝歌的影响根深蒂固，商朝各个阶层仍然保存了很强的实力，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成了武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愁得武王吃不香睡不安。《史记·周本纪》说他“白夜不寐”，严重失眠，整夜睡不着觉。
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这个问题，周武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首先征求姜太公——姜尚的意见。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这也是“爱屋及乌”成语的由来。喜欢一个人，连带着也喜欢跟这个人有关的人或物；那么如果厌恶一个人，连带跟他有关的人和物也令人讨厌。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
周武王没有同意姜太公的建议。他又找来召公姬奭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仍然觉得不妥，因为商纣王作为一国之君，跟他干事的、拥戴他的人何止千万，处置不好会坏事的。于是周武王又找来四弟姬旦也就是周公商量。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
周公这种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得到武王的赞许。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被关押的贵族；修整商容故居，并且设立了标志；让闳夭给王子比干的坟墓封土；命令南宫括把鹿台的钱财拿出来散发，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笼络人心，想尽快站稳脚跟，争取民众特别是原来殷商的臣民的支持和理解。
这还不够，原来商朝的遗民一下子怎么也不能适应来自西戎的统治，周边大大小小的商朝附属邦国也都浮躁不安，暗流涌动。为了安抚殷商遗民，同时表示自己宽柔仁义，周武王在朝歌采取“以殷治殷”的政策，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名禄父，武庚是其死后的封号）为殷侯，管理朝歌。
武庚禄父长得和其父一样，高大壮硕，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文武兼备，在商朝口碑很好。由他来继续管理朝歌京畿之地，局势才慢慢稳定下来。
但是周武王毕竟对武庚不放心，害怕他起事作乱，于是又把朝歌周围原京畿之地分为邶、鄘、卫三个小国，封周武王的三个兄弟分别为这三个小国的国君。朝歌以北为邶国，在现汤阴东南16公里的邶城，乾隆《汤阴县志》载：“邶城在县东三十里，此武王灭殷、分封诸侯，封纣子武庚于此。”武王的弟弟文王的第八个儿子霍叔（姬处）被封为邶国国君；朝歌以南的地方为鄘国，在现卫辉倪湾，国君是文王的五子蔡叔（姬度）；朝歌以东的地方为卫国，在现浚县卫贤，国君是文王的三子管叔（姬鲜）。邶、鄘、卫对朝歌形成合围之势，借以监视武庚，历史上把这称作“三监”。
对于邶国究竟在何处，古代的正史野史都讲在“朝歌以北”。偏偏清光绪年间河北涞水一带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铜器上面刻有“北白”字样的铭文，于是有些历史学家提出邶国在河北涞水一带的观点。其实这个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诗经“邶风”中，大量的诗歌是写“沬邑”写“淇河”写“朝歌”的，比如《击鼓》写卫君在“漕”（今滑县一带）打仗；《凯风》写到“在浚之下”（浚邑，今浚县以东）；《式微》写卫国和黎侯；《泉水》写淇河；《二子乘舟》写两个卫国公子，等等等等，怎么能仅凭“北白”两个字，就莫名其妙地置那么多史实和几千年的定论而不顾，粗暴地一下子把“邶”发配到一千里地以外呢？如果按某些学者说的邶在涞水，还哪有“三监”之说？《诗经·国风》中的《邶》《鄘》《卫》诗还怎么解释？
《诗经》的“邶风”里的诗尽是描写卫地的风情，许多历史学者研究认为：后人编《诗经》时因为卫国诗比较多，而邶、鄘没有诗，就“分隶”了一些给“邶风”和“鄘风”。
而在汤阴，现在邶城遗址依然清晰可辨：村东500米处有“冢子”，高出地面3.5米，面积约300平方米，相传为古观兵台；村东750米处有“教场路”，宽7.5米，长1100米，曾采集到三棱形铜箭头，传为古人习武处；城隍岭，村西30米处，1982年钻探发现，土质坚硬且纯，有夯打痕迹，即西周初的邶城城址
所以，“邶”的治所在离朝歌不远的汤阴境内比较可信，且有文物遗址和方志记载等佐证。
武庚禄父主政朝歌对周朝来说，是为了联络人心，安抚商朝遗民，稳定局势；而对武庚禄父来讲，可以免于大难，又可以某种程度上保护先商的遗民和商朝的文化，看似矛盾得到了一时的缓解。但是这种表面的平衡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呢？作为先商的王子，武庚禄父难道甘心一直做周朝的臣子吗？
西周建立的第二年，周武王就积劳成疾病死了。按照殷商以来“兄终弟及”的传统，武王死后管叔姬鲜最有资格继承王位。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他的母亲叫太姒,是周文王的正妃。文王的长子叫伯邑考，很早就去世了，第二个儿子就是周武王姬发,三儿子即管叔姬鲜,老四周公姬旦,老五蔡叔姬度,老六曹叔振铎,老七成叔姬武,老八霍叔姬处,老九康叔姬封，十子冉季姬载。周武王去世，按传统就该老三姬鲜，即管叔来继承王位。
周公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从好处说他德才兼备能力强，对得之不易的周朝帝国肩负深重的责任，从不好处理解他有着极强的权利欲。周武王病重时，他就开始谋划，极力表现自己，他带领大臣们设下隆重的祭坛，虔诚地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祈祷。他说：“圣明的列祖列宗，你们的元孙姬发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吧。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姬发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把我收去替代姬发到上天去伺候你们吧！”。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四弟姬旦——周公，并且说这事就不须占卜了，就这样决定吧。周公涕泣不止，但是他上面有哥哥姬鲜（管叔），再三考虑不妥，终于不敢接受，还是拥立太子姬诵继位，就是成王。周公姬旦摄政，代替成王行使职权。
这本来就让排行老三的管叔姬鲜不高兴，后来周公竟然自己称王，上朝时面向南方，坐在正位上，颁布的诰命中，还出现“王若曰”这样的句子。“王若曰”就是“大王这样说”的意思，这明明是自封为王，所以引起管叔及其他兄弟乃至朝野上下的不满，认为长此下去会不利于周王朝。
周公辅佐成王，究竟是因为成王年纪小无法临政，还是周公“挟天子以令诸侯”，满足个人的权利欲？也就是说管叔、蔡叔等等反对周公是不是有道理，这要看成王当时年龄究竟多大。许多学者研究证明，从多种文献记载综合看，成王当时年龄应该是二十多岁，不可能是几岁的幼童。所以，周公摄政引起了兄弟们的强烈不满。
武庚禄父并非庸常之辈，他从开始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推翻西周，恢复大商帝国，他时刻在聚集力量，暗中运筹，窥测时机。他居住在原来的商朝宫殿里，继续隆重祭祀商朝的祖先，带领商朝的老臣到鹿台，祭祀先王在天之灵，在淇河西岸择地隆重安葬了商纣王。同时他经常召集殷商遗民聚会，暗地联络东夷方国部落，磨刀霍霍。
此时，他感觉到机会来了，于是就联络管叔等“三监”，并派人分别到殷商旧地东夷的徐、奄、薄姑和熊、盈等十几个方国进行发动，终于开始反周复国，宣布脱离西周。武庚及“三监”的举动使周王朝的安全发生了极大的危机，历史上称作“三监之乱”。
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周公为了缓解困局，想到了召公姬奭。召公奭即后来的燕国始祖，也是燕姓的始祖。他是周王室的宗亲，德高望重，他治理下的辖区政通人和，贵族和平民各得其所，深受人们爱戴。周公说服召公，取得了召公的支持，起兵东征，讨伐武庚和“三监”。经过三年的艰苦征战，终于镇压了动乱，平定了奄徐等十七国，诛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把霍叔降为“庶人’,就是革去了霍叔的贵族身份。
随着武庚禄父叛乱失败，商朝复辟的梦想彻底破灭。武庚和其父商纣王一样，以身殉国。
然而关于武庚的下落，文献还有另外一种记载，如《逸周书·作洛》就说“王子禄父北奔”，说武庚禄父并没有被俘杀掉，而是往北逃命了，有学者研究他最后逃到千里之外的今河北涞水。也许这才是涞水出土的“北白”铜器的真正出处。
随着周公第二次东征，大商帝国在历史舞台上的帷幕才算彻底落下。无论胜负，武庚禄父作为前商的代表，总算没有丢掉起码的气节，他和箕子一样，都是在失去了祖国以后，形象和人格却又得到了一次升华。但是，有的人却在非常的时刻，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被人耻笑千年。这个人是谁呢？
在孔子说的“三仁”中，除了箕子、比干外，还有微子。这个微子，子姓，名启，是商纣王的长兄。因为母亲生他时身份还是妾，所以他属于“庶出”，再加上他才华气质都远不如他的弟弟纣王，所以帝乙死后继位的是纣王而不是他。为此，微子耿耿于怀了一辈子，是商朝内部的反对派。
微子在国破家亡的时刻，为了保全性命，为了弄个一官半职，表现非常不好，丧失了人格，丧失了气节，让周人耻笑。他与箕子、武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史记》里记载：“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而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你看，国家灭亡了，微子赶紧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袒露着胸脯，带着国家的祭器，到人家周军的军营大门口前去请罪。还带着礼物，牵着羊。到那儿以后，扑通跪到地上，“膝行而前以告”，连滚带爬，抱着武王的腿求告。这样，武王就给他解开了绳索，恢复他的爵位。这样一副嘴脸，真是丢尽了大商国的脸面！商纣王战败，还跑到鹿台，自焚，自己放把火烧死，临终还把最好的宝玉戴到身上，还尽量死的有尊严；箕子呢，听到一个“亡”字都不高兴，敢于给周武王脸色。武庚禄父，聚集力量，举旗反周。相比之下，微子可真是表现得不怎么样，落下了千年笑柄。
微子的行径，连周人也是不怎么看得起的。《古文尚书》中记载有周成王对微子的一段话，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像训小孩子一样对年逾花甲的微子进行一番吩咐，许以荣华富贵，最后嘱咐他：“你要谨慎啊！到那里去宣布你的教化，对于你所担任的职务，要十分谨慎。一切按照过去的规定去办，保卫周王室。发扬你祖宗的事业，把下民管理好。永远保持君位，辅助我一人。你的后世，代代受你的保护，万国以你为榜样。使我周朝永远不厌恶你。高兴地去吧，不要违背我的命令！”比比周武王是以多么谦恭的口气与箕子说话的，一个人丧失了人格，怎么可能受到别人的尊敬呢？
至于孔子把微子也列入“三仁”，那是因为微子是孔子的祖先。微子被周武王封到宋国，就是现在商丘那个地方，是宋国的开国之君。为什么封到那里呢？因为商丘那里曾经是商朝早期的都城。商丘和朝歌分别是商朝早期和晚期的都城，他是采取以殷治殷的办法。后来宋国有个大司马名嘉，字孔父，是微子之弟微仲衍的八世孙，孔父嘉从商丘迁到了鲁国。儒家圣人孔子，是孔父嘉的七世孙。这样算来，孔子是微子的十五世孙。孔子把微子，他这个先祖列为“三仁”之一。
在朝歌，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语：“商纣王的儿子---死别”。当地方言“死别”就是不顺从、固执的意思。这里面有一个有关武庚禄父的故事。说武庚禄父，从小固执，不听纣王的话，让他往东，他非往西，让他打狗，他非撵鸡，当地人称这种人为“死别”。纣王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言，让儿子把他埋在淇河边上。朝歌东临淇水，西依太行，东低西高，商纣王的真意是想死后埋到高处，埋到朝歌西面太行山脚下。因为他知道儿子爱打别，对他的话从来是反其意而行之，所以故意反着说。谁知儿子武庚想：自己一辈子不听父亲的话，经常打别，这次父亲的最后遗言，自己一定得照办。于是，真的把商纣王埋在了淇河岸边。所以纣王墓选在了朝歌城东十二里淇河岸边。
周公二次东征镇压了叛乱后，开始分封诸侯，中国进入了封邦建国的封建社会。朝歌这个战略要地，封给周公的九弟康叔，朝歌又做了卫国383年的国都。请看第十回《康叔姬封
千年基业开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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