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甲骨卜辞中称商不称殷解析  

卜辞中的下列诸例，本是主张成汤国号称商不称殷的学者的举例或证词。笔者现在对其逐条分析，重新解释。指出这些卜辞片中称商不称殷的具体场合，以及频频出现的“商”、“大邑商”、“天邑商”的具体含义和具体指称。即具体剖析一下这些卜辞称商不称殷的具体原因，意在将其转化为反证，即使其成为成汤所立族规“有殷一代，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的证词。以绝读者再次提出“因甲骨卜辞中商人自称商，我才称商不称殷的老问题”。

成汤立下的族规，“有殷一代，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很容易在卜辞中得到印证。

殷天子（帝）仍自称商“王”不称殷帝的例子在卜辞中比比皆是。此外，天子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即王畿称“商”不称殷，如《合集》36975=《粹》907，先贞问“商”（即王畿）今岁是否受年，再贞东西南北四土是否受年，即为王畿称商一例。

王都名称“商”不称殷，有不少卜辞记有王“自商”、“入商”、“入于商”及“至于商”，均表示王经常进出王都的意思，如《合集》24227、20578、10344、32183等都是王都称商的例子。

有影响的离王都较远的旧都或城邑可沿用原名称“商”，如《合集》17300贞问是否有象牙从“商”地进贡，显然这个叫“商”的地方应是离王都比较遥远的旧都或城邑。

王以“商族之王”的名义，为全族祈求福祉用“商”的名义贞问而不用国名“殷”的名义贞问， 例如《合集》20650、9661、9663、9664、9666、24427，此六例都是贞问全族是否受年，其中的“商”为代表全族的概念性名词。

卜辞中除了有很多例单字词“商”字称谓可分别作上述解读外 ，还有一些三字词带“商”字的称谓，如“大邑商”、“天邑商”等也可作类似解读。据港台李定一教授的意见，“大邑商”可解读为王室重要的宗庙所在地，是祭祀场所的专称。如合集36507、36511、36530、36482、36546、36548等例，皆是出征前贞问是否受佑而告于“大邑商”。可见“大邑商”是王室的宗庙所在地，其内供奉有保佑出征顺利、凯旋归来的祖神，因此，每逢征战，王必亲自贞卜。另外，“大邑商”有时也指称“王都 ”，如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记有成王说的话：“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这里的“大邑商”显然是指殷帝辛（纣）的政治中心朝歌。卜辞中的“天邑商”出现于《合集》36540、36541、36542、36547、36535等。从这些卜辞来看，“天邑商”的地理范围应较大，应是在王畿内（即在直辖区内，如王都、衣祭场所等），甚至可能是指称整个王畿（直辖区）。传世文献中，也有“天邑商”的称谓，《尚书•多士》记有：“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这里的天邑商即是王畿（直辖区）或王都的名称，指周初武庚的封地原纣政治中心朝歌，也就是指被成王称为“多士”的被迫迁于新建洛邑的殷“顽民”的原居地。 

由本辨以上诸节分析可知：当代大陆的主流学者将成汤代夏后的朝代叫“商代”，实欠妥。“商”作为族号，从始祖契至今已经用了四千年，可是“商”作为国号只在先公契到冥间用了六世，约不到200年，“商”作为商族主政的“国”号时间很短暂，那时“商国”是夏的诸侯国。从第七世先公王亥（振）起，老国号“商”其实已不用，因其迁都到亡父冥（殷君一世）的追封地“殷”，故易国号为“殷”。“殷”这国号，在商族主政的历史上，使用时间很长，沿用了800多年，从七世王亥（殷君二世）、八世上甲（殷君三世）到代夏而有天下的十四世成汤（殷君九世，殷天子一世），一直到亡国之君三十世帝辛（殷天子十七世），国号一直为“殷”，从来没有用过“商”。商族主政的历史从契到纣，《史记》和殷氏家谱的记载都为三十代（约1000年），其中以“商”为诸侯国号作夏之属国从契到冥共六代（不到200年），以“殷”为诸侯国号作夏之属国从王亥到示癸（主癸）共七代（200多年），以“殷”为“天下之号”（朝代号、成汤之国号）作天下共主“殷天子”从成汤到帝辛（纣）共十七代（约600年）。即是说，在商族主政的一千年间，以“商”作国号只存在于立族之初历六代不到二百年的时间，而由商族中“殷氏”族主政以“殷”作为国号却历二十四代（从七世王亥到三十世帝辛纣）长达八百多年之久。商族中“殷氏”族主政历二十四代在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卷四》“殷”姓条下也有明确的记载：“殷：子姓，成汤国号也。二十四代、三十四王、六百二十九年。”以前的学者都以为是林宝搞错了，其实林宝的子姓商族中的殷氏主政“二十四代”绝对准确，“三十四王”也接近准确。据现代研究，从王亥当殷侯算起，殷氏主政实际为三十六“王”（含七位殷侯和二十九位殷天子），林宝搞错的只是商族中殷氏主政的积年，不是六百二十九年，而是八百多年。前辈和当代学者之所以常将殷、商混称，盖因他们只研究商族，不研究《世本》记载的商族中第一大氏族“殷氏”的缘故，特别是他们对“殷氏”族中第一大宗“大宗殷”（商王族）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缘故。有些学者只将“正史、方志与民间的家谱是构成中华历史大厦三大支柱”挂在嘴边，到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时，对民间的族谱记载总是不屑一顾的。因此，笔者认为，宋镇豪主编的巨著十一卷本《商代史》的冠名，值得商榷，还是回到司马迁的称谓比较合适，因为在商族先公、先王主政的一千年间，以“商”作国号只是立族后约200年不到的时间，而以“殷”作国号的时间，却长达800年之久。况且，商族发迹史主要是指成汤代夏立国以后的约600年的历史，这600年间，商王为天下共主（殷天子）的国号一直是“殷”，现在将两千多年前太史公一锤定音的“殷商冠名大案”翻过来有什么价值呢？还是台湾史学泰斗李定一说得好，“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当然，也有些学者说，我们只要把商族的发迹史搞清楚就行，至于历史上的成汤国号究竟叫什么并不重要。他们认为这只是“习焉不察的小问题”【1】。笔者以为这种说法不妥，殊不知，名号不是小事，名不正则言不顺，何况是国号。国外不是有人故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中华民国”么，我们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能允许他这么叫么？显然不能？不仅不允许他这么叫，还要通过外交渠道对其提出抗议。有许多学者不明其理，就“殷”、“商”、“殷商”、“商殷”等乱称之；还有些学者因为不能自圆其说，便弄出“本号”、“别号”、“自称”、“他称”等多种称谓来【2】。因此，弄清商族为何又叫殷商族，弄清成汤代夏后的国号究竟是殷还是商，弄清什么场合该称殷什么场合该称商等，不是“习焉不察的小问题”，而是国家上古史学界和民间姓氏史学界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既是国史学界研究殷商史深入程度的标志，也是民间姓氏史学界目前对殷商族裔近200个姓氏得姓本源的认识是否科学的判定标准。

【1】史苏苑：《商朝国号浅议》，《历史教学》1981年07期。

【2】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商国号考说》，文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NO.4.1999。近几年来，他在登央视百家讲坛《说国号》节目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