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成汤立族规 

有殷一代，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 

帝孔甲时，殷君（当为报丁）虽然从大河之西的殷邺之地又回迁东土，但冥初封地“殷”的国号却保存了下来，尽管后来成汤又迁到“亳”，但他的国号还叫殷，他还是奉夏桀为天子的殷君。成汤代夏后，他为什么将国号定为“殷”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代夏前的诸侯国的国号本来就是“殷”，从王亥、上甲的时候起国号早就是“殷”了（这时“商”只是族名，只是在契到冥的前六世，国号才是商）。因此，只要弄清楚，从冥封于殷以后，商族的国号早就叫“殷”了这件事，就可知道成汤代夏后的国号为“殷”的道理。有人说，成汤代夏后才改国号“商”为“殷”，实误。成汤根本没有改国号，因为他的诸侯国本来就叫“殷国”，改诸侯国“商”为诸侯国“殷”的不是成汤，而是在王亥和上甲的时候早就改了，很可能是在夏帝追封冥于殷时，冥子王亥就奉夏帝之命将诸侯国号“商”改为“殷”了。所以，成汤代夏后，就顺理成章地沿用原来的诸侯国号殷，就如同周武王灭殷前，其诸侯国号叫“周”，周武王灭殷后，仍沿用原来的国号周一样。 长期以来人们老是对成汤代夏后的国号分不清，主要是忽视了对治水英雄“冥”的研究的缘故。成汤代夏后，与姒姓夏启将自己所在的姒姓中的“夏后氏”封为夏代的“国氏”类似，成汤也将自己所在的子姓商族中的殷氏（“大宗殷”）封为殷代的“国氏”（笔者按：据《殷氏家传》记载，起初，商族内各大小氏族尊成汤所在的殷氏为“大宗殷”，意即“殷氏是商族中的大宗”，也有“天下第一宗”之意。后来由于殷氏族越来越大，因分宗，产生了许多分氏族，商族内又尊殷氏中的殷分氏族为“大宗殷”，后来逐渐演变成以时王为中心按“五世而斩”的分宗通则确定“大宗殷”的成员范围。即是说，后世的“大宗殷”就相当于一般文献中的“商王族”，其成员范围比成汤时的“大宗殷”成员范围小得多）。但殷与夏国情不同，成汤虽沿用原来的国号殷，并将他所属的子姓商族殷氏定为国氏，但对商族而言，总族号商、族内氏族如林、每个氏族分氏族都有自己的族号、宗号的基本族情都没有太大的改变。这时成汤集“大宗殷”的大宗长、商族之王、殷天子三种职务于一身。殷天子即受天帝之命治理人间的天下共主，是全天下的最高主宰，享有天子权（帝权）；商王即受商先祖之命领导商族全族的“王”，是商族全族的最高主宰，在商族内部享有祭祀权和生杀大权等（族权或商王权）；大宗长即“大宗殷”或“商王族”的“家长”，是处理商王族内部事务的最高决策者，在王族内部享有任免王族成员职务、封赏王族成员领地或财物或奴隶、剥夺王族成员资格的宗权（商王族的家长权）。这时成汤对全天下而言，是殷天子或“殷帝”；对氏族如林的商族全族而言，是“商王”（卜辞中常简称“王”）；对“大宗殷”或“商王族”而言，是商王族的“家长”。这时成汤面临的是怎样合理地使用这些权力才能使初建的多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也是成汤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稍有不慎，轻则局势大变，重则翻车。比如说，虽然沿用原来的国号殷，虽然将自己所在的大宗殷上升为国氏，但这族号“商”还要不要？如果不称“商”了，就得将“商族”，依自己这一支“大宗殷”的称谓改成“殷族”，这时商族内部氏族如林的各个氏族长对修改族名是否能形成一致意见？如果不改族名，还称为商族？那么怎么解决族名“商”和国名“殷”的矛盾？什么场合该用国号“殷”，什么场合该用族号“商”？想来当年成汤一定反复思考了很久，才为后世立下殷、商并用的族规：“有殷一代，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殊不知，成汤的国家还没有行政区划的概念，只有层层的宗族组织，国情、族情都很复杂，不似毛泽东当年入住北平以后，召开一次各省市、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个共同纲领，再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就行的。有许多学者不明此理，无视成汤的族内是氏族如林、层层宗族组织，族外是方国群雄各霸一方的基本国情，只套用现代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区域管理体制，只简单地机械地搬用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将成汤的子民分为奴隶主贵族和奴隶、平民等阶级，将成汤创立的管理“族内氏族如林、族外方国争雄”的国家体制简单地概括为“内外服制”，而不将“内外服制”与“族内层层宗族组织、族外方国林立”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当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可以认为，凡是脱离族内层层宗族组织和族外方国林立的“国情”来研究殷商社会的学者，不管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是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人都是搞不出真实反映殷商社会的成果来的。就以对成汤国号的研究而言，由于他们不了解成汤代夏前的诸候国号本来就叫“殷”，不理解成汤所建国家的基本国情，于是就将成汤国号问题的研究简单化，埋头到商王或其代表贞人向祖宗和神灵贞问吉凶祸福的卜辞片中，去统计“商”、“殷”二字出现的频度。当他们发现卜辞片中“商”字频频出现而“殷”字却罕见时，就匆忙地得出结论说，殷人是自己称商不称殷的，从而将两千多年前司马迁铁定的旧案又翻了过来。他们就没有想一想，如果自己是成汤，自己站在立国之初的成汤的立场上，来一个换位思维，自己会怎么处理这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成汤当年沿用老国号殷以后，升自己的宗支大宗殷为殷代的国氏以后，再自作主张地将祖宗的族号“商”改成“殷”，将“商族”宗庙“大邑商”改成“殷族”宗庙“大邑殷”，将商族王畿（直辖区）或王都“天邑商”改成“殷族”的“天邑殷”，将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如果他真的这样做，族内如林的大小氏族还不闹翻天？族内谁还会承认他是商族的王？商族内不承认他了，周边原来臣服他的方国还会承认他为“天下共主”么？臣服的方国都不承认他了，他还怎么当“殷天子”或殷帝？成汤和当代的毛泽东一样，不仅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更是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不是像我们这些埋头在甲骨片中或故纸堆里的书生。他绝对不会做改族号“商”为“殷”的傻事！所以要弄清成汤的国号是殷是商，得要从成汤当诸侯时的国号去考虑，得要从成汤的国情去考虑，要长治久安，他也只能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沿用老国号“殷”作为新王朝的国号（他沿用老国号“殷”为国号是商族内如林的各大小氏族无人敢有异议的）并立下“殷、商并用”的族规：“有殷一代，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所以卜辞中商王向祖宗和天神贞问吉凶或企求降福消灾的记录皆称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殷这国号只有当商王以天下共主身份出现时才使用。司马迁对成汤这一思想的理解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殷本纪》中只在契封于商这句中用了一个“商”子，其他全用“殷”字。而在《周本纪》中用了十个“商”字（人名商容的一个商字除外）和二十三个“殷”字，一个也没有乱用，完全符合成汤“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的思想。

因此，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看到地下或古籍中不会说话的历史记录时，要学会动脑子，如果不动脑子，即使你掌握有丰富的史料也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想当年，在王懿荣拿到甲骨片之前，许多人早就拥有许多“龙骨片”了，也看到那上面有刻痕，可他们只知道拿来赚钱，或当中药吃了。就这样祖祖辈辈，还不知道吃掉多少片殷代卜辞呢？据有些研究者说，在晋代和后来的唐代，就有人吃安阳小屯出产的中药“龙骨片”了。为什么这些人想不到那是殷代的古文字？对治水英雄商族六世子冥也一样，许多人都知道他是夏代的治水英雄，甚至还有人知道他殉职后，赠官司空，也知道他的儿子“商王子亥”陡然变成“殷侯子亥”或“殷王子亥”，也知道王亥迁于殷，后来因“仆牛”宾于有易被杀，可他们为什么没有想到“殷”是冥的追封地？他们为什么没有将“王亥迁殷”、“成汤国号为殷”、“盘庚迁殷”这三个“殷”联系起来考虑，而总在太史公的“河南、河北”问题上耗费时光？再如，卜辞中的“河”字频频出现，有八十多种写法，殷人隆重祭祀“高祖河”也是老生常谈，可为什么只有常玉芝将“高祖河”与死于河的治水英雄、享受天子“郊祭”待遇的“冥”联系起来，而大多数学者还在相信外国人的说教，认为殷人也会将对其有恩的外族祖先神“河伯”当为高祖来祭祀？

下面容笔者插叙一下，将大宗殷的来历和形成过程解释清楚：前已经说明，商族中的殷氏族是因夏代治水英雄六世商侯冥殉难后赠官司空封于殷形成的氏族。冥子二世殷君亥迁殷，冥孙（亥子）三世殷君上甲使早已衰弱的商族在殷地中兴。于是六世商君兼一世殷君冥的后代被称为商族中的殷氏，此是商族中的殷氏族立族之始。殷氏族的宗族长即是殷君本人，到成汤代夏以后，殷氏族的宗族长即是商王（殷天子）本人。上甲以后，特别是成汤以后，随着殷侯、商王（殷天子）代数的增加，商族中殷氏族变得越来越庞大，总不能将商族中殷氏族都叫商王族吧。于是商族中殷氏族就有了许多分支（分氏族，或曰“宗”），如《世本（秦嘉谟辑本）》中记载的那样，殷氏族又分成许多分氏族（宗），如殷氏、衣氏、汤氏、乙氏、甲氏、沃氏、稚氏、梅氏、祖氏、武氏、邓氏、权氏、堂阳氏、郝氏、王氏（比干王）、孙氏、林氏、箕氏、李氏（箕子李）、鲜于氏、鲜氏、禄氏等等。不管商族中的殷氏族分成多少个分氏族（宗），大家约定俗成，总将商王所在的商族中第一大氏族殷氏族中的第一大宗叫“殷氏”，商王本人就是殷氏的宗族长，叫“大宗长”。尽管商族中以六世冥为始祖的殷氏族越来越庞大，但各代时王总将以自己为首的殷氏大宗的王族弄得相对较小，以突出其地位之尊。其办法就是“分宗”，将不是时王近支的王族分支分出去成为商族中第一大氏族----殷氏族中的新的独立宗族。以各代商王时王为首的王族近支即为商族中狭义的“大宗殷”（商王族），各代时王就是商族中狭义的“大宗殷”（族王室）的宗族长，按照我们殷氏的传统称呼叫“大宗长”。

因此，“大宗殷”就是商族中人对商王族的称呼，“大宗长”即商王族的家长，由各代时王（殷天子）本人兼任。对整个商族而言，各代时王既是大宗殷的大宗长，又是商族的总族长、商族的最高主宰，商族的这个最高主宰，由卜辞得知，时名叫“商王”或省称为“王”；对全天下而言，商族的总族长“商王”就是天下共主“殷天子”（传世文献中常称为“帝”，如帝辛、帝乙等）。有学者说，殷称“帝”，周称“王”，是周天子自降一等级，以示谦虚，明周室之德。这是一种不明成汤“殷、商并用”思想的讹说，殷人是既称“帝”，又称“王”，是商族内称“王”，“全天下”称帝。某些殷氏家谱中说，“殷天子生称‘王’，殁称‘帝’”其实也是一种讹说。殷天子生时既称“商王”，意即“商族之王”，又称“殷帝”，意即“替天行道，代天帝掌管全天下人间的大帝”，不是“驾崩”后才称“殷帝”。

现在还是让我们的思绪回到成汤的时候去。当年成汤一定会思考：怎样才能对族内控制住商族中如林的各个大小氏族？怎样才能对族外控制住刚刚臣服的各个方国？怎样才能合理地使用“戎”（强大的军队），这硬的一手来对付臣服方国和商族内部氏族的反叛？怎样才能合理地利用“祀”（对天神和祖宗的祭祀），这软的一手个从精神上控制商族内部的各个氏族，使商族团结成铁板一块，对外形成拳头？总括起来说，成汤也只能有前面述及的一个办法，那就是沿用商族内各大小氏族都认同的老国号“殷”作为新王朝的国号并立下“殷、商并用”的族规。在商族内部，成汤是商王，也自称“王”。对族人行使族权（王权），王畿内（内服区或直辖区）以祭祀、贞卜等为主的一切族事活动皆称商，常举办族事活动的场所也概称商，而不称殷。甚至一些先王的故都、重镇也概称商而不称殷。一般地说，卜辞中的贞卜记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商王在行某事前亲自或委托贞人向祖宗和上天贞问吉凶，以确定是否可行的占卜记录，如率师出征前告于“大邑商”的贞问等；一类是商王亲自或委托贞人向祖宗和上天企求降福消灾的占卜记录，如久旱求雨、企求王妇早生贵子或分娩平安等。这些都属于商王自己或其代表“贞人”的族事活动范围，都属于商王在族内行使族权或“王”权的范围，按照成汤立的规矩，当然都得用“商”而不能用“殷”。这就是卜辞中族号“商”字频频出现，而国号“殷”字反而十分罕见的原因。由此可见，在卜辞中殷天子自称“商王”或省称为“王”，贞问时皆称“商”本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国号“殷”只是在商王以天下共主----殷天子身份行使天子权、处理全天下事务（国事）的时候才使用，只是在强调商王是天下共主而不仅是商族一族的的最高主宰时才使用。如召集方国邦君会盟、昭告、以天下共主名义征讨反叛者、与友邦结盟或建立友好关系等。

“商王”行使天子权称殷的例子，在向祖宗或神灵贞问吉凶或企求降福消灾的卜辞中很难找到，也应该很难找到，但在传世文献中，歌颂或记载“商王”行使天子权称殷而不称商的例子多得很。大家熟知的，对我们殷家来说几乎家喻户晓的《诗经•商颂•玄鸟》的诗句：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这个诗句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商和殷既是互相联系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商与有娀氏女简狄吞玄鸟蛋致孕生契的神话有关，商既是商族始祖契因佐禹治水有功的封地的名称（是个小地方），也是因始祖契初封于商而得名的族名。殷是成汤代夏疆土扩大后的国号名、朝代名。成汤代夏前，“商”族行使“诸侯”权之疆土才占区区七十里方园的地方（《孟子》），《诗经》当然不会说“宅商土芒芒”。芒芒者，广大辽阔也。只有在成汤代夏后因定“天下之号”为殷，疆土大大扩大，才能说国土芒芒。这就是《诗经•商颂•玄鸟》中先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后说，“宅殷土芒芒”的道理。简单的一句诗十三个字高度概括并歌颂了商族由小到大，由一邦诸侯升为天下共主的发展历程和各代先公先王的光辉业绩。如果将其改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商土芒芒”，就说不通了。有人说，盘庚迁殷以后，商才改称殷，实误。一是因为盘庚迁殷是回到祖先（上甲）中兴过的故都；二是因为盘庚迁殷前商族统治的疆域早已就国土芒芒了，如果成汤代夏后的国号还叫商，那么《诗经•商颂•玄鸟》的诗句就必然会说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商土芒芒”，而绝不会说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即使不是殷人或其后裔歌颂“殷天子”的颂文，在周初的其他文献中，对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称殷不称商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尚书•周书•多方》中就有一个极好的例子。《尚书•周书•多方》是周成王灭奄归来，在宗周昭告众邦国的一篇重要文献。其中有一段是周成王对归顺的多方诸侯的训话。在这段训话中出现了两个“夏”字、一个“殷”字、一个“商”字。仔细推敲这四个字，可确认，在西周人的眼中，“殷”和“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殷”是与前朝“夏”并列的国号，是朝代名，而“商”是指商族，是族名。这段训话的原文如下： 

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

这段训话的意思是说，告诉你们各位邦君，并不是上天要舍弃夏国，也不是上天要舍弃殷国。是因为夏国和殷国的君王和你们各个邦国诸侯大肆淫佚，夸大天命，安逸而又懈怠。夏朝灭亡是因为夏桀谋划政事，不尊天命，于是上天降下了亡国大祸，诸侯成汤代替了夏桀；殷朝灭亡是因为你们商族的后王纣安于逸乐生活，谋划政事不善，于是上天也降下了亡国大祸。在这段话中，周成王将夏、殷并列，而不是将夏、商并列，正说明在周成王心目中，成汤代夏的国号是殷不是商。只是在述及殷朝灭亡的原因时，才提到“商后王”三个字，显然这里的“商后王”是指“商族的最后一王纣”。如果周成王认为成汤代夏的国号是商不是殷的话，他就会将夏、商并列，而绝不会将夏、殷并列。因此，《尚书•周书• 多方》记载的周成王对多方诸侯的这段训话是成汤代夏后的国号称殷不称商的证词之一。

《尚书•周书•多士》更是一篇成汤代夏后的国号为殷的绝妙的证词。这里的“多士”是指商王族中对周人心怀不满、顽固不化，被周人称为“顽民”的殷遗民。为了解决这个可能威胁“周成”的后患，周人特意在今洛阳一带建造了个新邑，叫东都“成周”，又称洛邑。将殷都或殷王畿“天邑商”的殷顽民移民于此，以便集中监管，实际上就相当于二战中法西斯建造的“集中营”。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成王五年“迁殷民于洛邑。”《尚书序》也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洛邑建成，成王莅临，举行祀典﹐返宗周时命周公留守。周公代替成王发布诰命，说明向殷顽民《多士》解释必须迁徙的原因，宣布政策，指明前途。今本《竹书纪年》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可作为《尚书•周书•多士》记载为真的佐证。今本《竹书纪年》曰，成王七年三月“甲子，周公诰多士于成周。”

《尚书•周书•多士》全篇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向殷“多士”说明周王灭殷是顺从天命。第二段说明迁移殷民，周室不重用殷士，也是顺从天命。第三段宣布对待多士的政策，指明前途，要他们听话，顺从周王朝的统治。说明如果不听话将会祸及子孙后代。

《尚书•周书•多士》开篇即破题：“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记载周成王七年三月，周公在新建的洛邑，亲自向“商王士”宣读成王的这篇诰命。这里用“商王士”不用“殷王士”，意指这篇诰命的对象，是商族王室中不听话的商王旧臣（商族中不听话的贵族）。其数量虽不十分多，但为商王室中的死硬派，其号召力极强，危害极大。而不是一般的殷遗民。一般的殷遗民，即使不听话，也还没有迁居洛邑的“资格”。所以这里只能用“商王士”，而不能用“殷王士”的称呼取代。

这篇诰命中还用了一个词“天邑商”，能向我们准确地解释卜辞中“天邑商”、“大邑商”的含义。原文为“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现在你们又说：‘当年夏的官员被选在殷的王廷，在百官之中都有职事。现在你们周人却不用我们这些商王士，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只接受、使用有德的人。现在我从天邑商招来你们，我是宽大你们和爱惜你们。这不是我的差错，这是天命。”这里的“天邑商”和卜辞中的“天邑商”应该是一个意思，是地域名，意指殷代的王畿区，甚至可能仅指王畿区内的王都（即纣的政治中心朝歌或周封武庚为殷侯的武庚之都朝歌）。有些学者用卜辞有“天邑商”、“大邑商”等称谓，来证明成汤代夏后的国号为商不为殷，实际是一种误解。

在这篇诰命中，除了在上述两处因特指必须用“商”字（“商王士”、“天邑商”）不能用“殷”字外，其余在涉及成汤的国号时，全用“殷”。例如：

（1）“尔殷遗多士”（“你们这些殷代的旧臣们”）。

（2）“旻天大降丧于殷”（“纣王不敬重上天，他把灾祸大降给你们殷国。”）

（3）“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我们周国佑助天命，奉行上天的明威，执行王者的诛罚，秉承天帝意志宣告你们殷国的天命终绝了。”）

（4）“非我小国敢弋殷命。”（“不是我们小小的周国敢于革你们殷国的命。”）

（5）“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人不力行德政，慎行祭祀。以秉承上天意志安治你们殷国。”）

（6）“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你们殷国的先王也没有人敢于违背天意，也没有人不配合上天的恩泽。”）

（7）“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你们殷国的商王室众旧臣们，现在只有我们周王善于奉行上帝的使命，上帝有命令说：‘夺取殷国，并报告上天。’”）

（8）“予其曰：‘惟尔洪无度；我不尔动，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我怎么会料想到：‘你们殷多士太不守法，我并没有动你们，动乱是从你们的封邑开始的。’我也考虑到天意仅仅在于夺取殷国，于是在殷乱大定之后，便不治你们的罪了。”

（9）“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你们知道，你们殷人的祖先是有册有典的，记载着你们殷国成汤革了夏国之命的过程。”）

（10）“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告诉你们殷国商王室的旧臣们，现在我不杀害你们，我想重申这个命令。） 

由以上分析可知，成王在这篇诰命中，共用了十二个“殷”字，指称成汤建立的殷国；用了一个“商王士”来特指殷国商族王室不服从周人统治支持武庚复国之乱的一批商王旧臣“士”的殷顽民，而不是指一般的殷遗民；用了一个“天邑商”来特指被迫迁到洛邑的殷顽民原来居住的地方，即特指殷国王畿，或纣的政治中心“朝歌”。由此可见，在周人眼里，什么场合下，对殷人该称族名“商”，什么场合下，该用国名“殷”是泾渭分明的，一点也不能乱用。为便于读者进一步分析，特将《尚书·周书·多士 》原文抄录如下： 

《尚书·周书·多士 》原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

“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王若曰：“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贰适，惟尔王家我适。予其曰：‘惟尔洪无度；我不尔动，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王曰，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

下面，我们再回到《史记》，看看司马迁是怎么运用“殷”和“商”这两个字的。太史公撰的“史记”之所以为中国国史之最，位列正史之首，除了其“实录”、“求信”精神以外，还与其字斟句酌，不错用一字有关。他在《史记·殷本纪》中，除了在记载契“封于商”这句话中用了一个“商”字外，其余全用“殷”，如始祖“殷契”、“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雍己时“殷道衰”、太戊时“殷复兴”、河亶甲时“殷复衰”、祖乙时“殷复兴”、阳甲时“殷衰”、盘庚时“殷道复兴”、小辛时“殷复衰”、武丁时“殷道复兴”、帝甲时“殷复衰”、帝乙时“殷益衰”等。可是到了《史记·周本纪》中，太史公却一反常态，有时用“殷”，有时用“商”，因此有学者说，司马迁也搞不清成汤代夏后的国号究竟是“殷”还是“商”，他也是随便用的，用“殷”还是用“商”，随其撰《史记》时的兴致而定。因撰《殷本纪》和撰《周本纪》的时间不同，司马迁的兴致也不同，所以《史记·殷本纪》中全用殷，到《史记·周本纪》中就“商”、“殷”混用了。太史公写《史记》时果真是这样随便的么？研究表明，现代的这些学者也太小看太史公了。司马迁在写《史记·殷本纪》时是字斟句酌的，到写《史记·周本纪》时也是字斟句酌的。在《史记·周本纪》中，表面上看起来是“商”、“殷”混用，但实际上什么时候用“商”，什么时候用“殷”，是有定格的。司马迁严格遵守的这个“定格”就是前述的成汤立下的族规： 

有殷一代，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

试将《史记•周本纪》有时用“商”有时用“殷”的情况分析之。据初步统计，太史公在《史记·周本纪》中共用了二十三个“殷”字、十一个“商”字，除去人名“商容”一个“商”字外，实际是用了十个商字。具体用法如下：

（1）在《周本纪》中，用来指称帝辛时，时用“商”、时用“殷”，但含意有区别：

 = 1 \* GB3 ①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这个“殷纣”意指纣为殷代天子，是天下共主。因为崇侯虎和周文王西伯都是西部诸侯，崇侯虎以殷之属国诸侯的身份对帝辛说周文王的坏话，所以太史公称帝辛为“殷纣”，而未用“商纣”，以突出“纣”的天下共主地位和崇侯虎的诸侯身份。

 = 2 \* GB3 ②“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这里说的是，武王挥师入朝歌割下纣头的第二天，清除道路，整修一下被昨日战火烧得不成样子的商族社庙和纣的王宫，以利在商族社庙和纣的王宫举行庆祝胜利的仪式，祭奠商族列公列王，以祭文形式向商族列祖列宗宣布纣的罪行和上天命周革殷的道理。这里“商纣宫”的“商纣”是指称末商政治中心朝歌中王宫的主人“纣”，当然宜用“商纣宫”，而不宜用“殷纣宫”。

 = 3 \* GB3 ③“封商纣子禄父”，因为作为“天下归殷”的“殷”，或作为“天下共主”的“殷”已经不存在了，武王以末商政治中心朝歌及其周围的小地盘封给武庚禄父，是想在众诸侯面前显示自己灭殷国不灭商族（即灭国不灭种）的仁德。所以这里要用“封商纣子禄父”而不宜写成“封殷纣子禄父”。司马迁用词的这种“精细之处”，读者不仔细品味是感觉不到的。

 = 4 \* GB3 ④“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灭殷后，武王回到周，日夜睡不着觉，周公问，为何？武王说，纣虽被诛，但天下还不太平，反周的人太多。要想真正得到上天的保佑，应该依靠太室山(又叫“天室山”)，把反周的人统统找出来，与“殷王受”同罪。我才能心安。这里武王对亡国之君帝辛“子受”既直呼其名，又承认他是亡国之君。所以太史公以武王之口吻，称帝辛为“殷王受”是最恰当不过的。如改成“商王受”，就显示不出帝辛（纣）的亡国“天下共主”的身份，也显示不出从反面托出武王代替“殷王受”成为天下共主的身份。

（2）《周本纪》中的商字：

     = 1 \* GB3 ①“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于商郊”。这两处没有用“殷郊”，而用商郊。是强调武王甲子朝到达的地方是纣政治中心朝歌之郊，而不是殷国的其他城邑之郊，这里的“商”特指纣政治中心，也就是朝歌。如果改成“殷郊”就不确切 了，因此，这里是不可用“殷郊”的，只能用“商郊”。

      = 2 \* GB3 ② “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商百姓”、“商人皆再拜稽首”。这里的四处“商”字含义相同，均特指纣政治中心朝歌，而不是指殷国的其他地方。这里的“商国”和“商”均可用“商王都”取代，而意思不改。在卜辞中，用“商”字指称“商王都”的例子很多。这里的前两处“商国”不可以改成“殷国”，因为“商国”特指王都，而“殷国”指“全天下”，指殷代时中国的全部国土。

 = 3 \* GB3 ③“武王征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这里说的是，武王召见九州之长，登上幽（燕）的高地，遥望商的都城。这里的商邑，就是“商王都”，可以互相取代，而意思不改。但不可以将“商邑”写成“殷邑”，因为“商邑”是特指“商王都”一个都邑，而如果改成“殷邑”，因为殷代的都邑很多，就不是特指武王登上幽（燕）高地，遥望商的都城了。

（3）《周本纪》中的殷字：

 = 1 \* GB3 ① “殷之祖伊闻之，以告帝纣”、“殷有重罪，不可不毕伐”、“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殷之末孙季纣”、“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译文：承受大命，革除殷所受之命，得到上天所降光明之命）、“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维天不飨殷”、“天不享殷”、“维天建殷”、“武王已克殷”、“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颇收殷余民”、“成王既迁殷遗民”、“既绌殷命”。这里的十七处“殷”字的含义相同，都是指殷代这个国家或殷天子，有时也特指末代殷王纣，这些“殷”字一般不能用“商”字取代。

 = 2 \* GB3 ②“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以微子启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这三处“殷”字的含义有两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殷”表示“殷国遗民”，“殷国遗民”范围较广，以子姓的商族人为主，也包含与子姓关系密切的他姓人。第二层意思是周王象征性地给殷的后代留有国土，以示不绝殷。先是武王以殷王畿之地封给帝辛子武庚禄父，降为诸侯国，国号仍叫殷，都朝歌。为怕武庚造反，以管叔、蔡叔等监之，实际等于将殷的王畿之地一分为三，武庚禄父的小“殷”国地盘只有朝歌附近的一点地方。武庚复国失败被诛后，周公奉成王之命，又将管叔、蔡叔和武庚的原地盘三合一（也就是原来殷王畿之地）封给武王最小的弟弟康叔，国号“卫”。并将许多殷遗民召集起来，交给康叔管理。这时，成汤的后代没有封地了，周公尽管不愿意，但一怕众诸侯不服，二是生怕上天惩罚周室。于是就将原殷之属国古“宋”国之地封给没参与武庚复国之乱的微子管理，因为古宋国是殷代的同姓诸侯国，古宋人是子姓商族中的一支，所以微子的封国仍叫宋国不变，以示周人灭国不灭族的宽大胸怀。因为微子是商族中大宗殷（商王族）中人，而古宋地的子民虽不是大宗殷族中人，但他们也是殷国的子姓遗民（商族子姓的宋氏族之后），加上微子又带去了一批大宗殷（王族）的人。所以在《周本纪》中司马迁将周公以成王名义将微子封于宋写成“以微子启代殷后，国于宋”。用一个“代殷后”的“代”字恰如其分地将微子奉周命以宋国之君存商续殷的身份表达了出来。

司马迁不愧是一位字斟句酌的史学大家，《周本纪》中用的十个“商”字和二十余个“殷”字没有一个不是体现成汤 “有殷一代，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的光辉思想的。即是说没有一个是乱用的。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将殷代史定名为《殷本纪》而不称“商本纪”是何等英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