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帝辛（纣）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历史上真实的帝辛（纣）是个有很大贡献的人物，他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其长诗《观圆形殉葬坑》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帝辛时期的开疆拓土，今天的众多炎黄子孙，恐怕仍然会窝在叫做中原的豫冀鲁之交的一小块地方，至多加上晋陕。就像我们今天到西欧旅行那样，从西欧的任何一地坐火车，不要几个小时就到另一个国家了。如果是坐飞机，刚上天一会，就会进入另一个国家的领空。1900年八国列强为何联合起来侵略中华？还不是想瓜分祖宗留给我们的这块宝地么！后来它们因分赃不均而内讧，也因为它们各自嘴太小咽不下我们这块祖地，才与清廷签订《辛丑条约》，以各自获得大量赃款、在华获得多项特权而了结。即是说，没有当年“邦畿千里”的殷帝国，就没有后世幅员辽阔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在其力作《甲骨学五十年》中也和郭沫若先生一样发出了类似的赞叹：“也可知殷末两帝是如何的英明果断了”。

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殷亡周兴时开始愈加丰富绚丽。多卷本《商代史》如果不对殷末这台历史大戏的主角帝辛（纣）作力描述和评价，那么许多有关当时威振一方、“邦畿千里”的泱泱大国末代殷国的史实将失去依托，这段早已深入人心、生动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一下子变得苍白乏味。早在多卷本《商代史》课题立项之时，许多读者就对编者如何描述末商帝国这台大戏寄于厚望，甚至是翘首以待。但读了涉及这台大戏主角的《卷一•商代史论纲》、《卷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卷四•商代国家与社会》、《卷五•商代都邑》、《卷八•商代宗教与祭祀》、《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卷十•商代地理与方国》、《卷十一•殷遗与殷鉴》等卷以后，关心这台大戏如何上演的读者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因为，除了宫长为、徐义华著《卷十一•（殷遗与殷鉴）》第67-83页对帝辛推行改革完善制度的努力、对内对外决策的失误和个人行为的骄横、生活的骄奢等还算有较为实事求是的分析外，在其它各卷中主角帝辛仍然以三千年来的老面孔出台，仍然是残暴无比、居功自傲、盲目乐观、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拒谏饰非、不听劝告、听信妇人、任用小人、大兴土木、好酒淫乐、挥霍无度、战事频繁、十恶不赦，以致成为众叛亲离、民不聊生的一代暴君，至于帝辛经营东南、开疆拓土、锐意改革、解放奴隶，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立下的赫赫功勋，则基本没有提及。倒是对“三仁”之首微子的品德，借学者陈奇猷之口，以不经一驳的《吕氏春秋》的《诚廉》和《贵因》孤证为据，发出了一些与三千年来对微子评价的不同声音。

在中华史学界的主流学者中，除了郭沫若和董作宾以外，还有许多学者，对商末帝辛的政绩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能科学审视末代商国大政。大陆史学大家蔡美彪（1928年生，健在）和台湾的史学泰斗李定一（1919-2002）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位。

蔡美彪遵照江泽民指示，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委托，以85岁高龄、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穷一生积学、历三载时光、独自撰著的一部简明中国通史型普及史书《中华史纲》于2012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他在这部不到400页的通史型著作中尚能留给帝辛大半页的篇幅，给帝辛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一般普及型通史著作做不到的，难能可贵啊！他在该史书中客观地指出：“商国最后一个国王受辛”“几次出兵攻伐东夷的人方等国，屡获胜利，掳得大批的俘奴。”认为“纣似曾企图有所改革，不祭祖先以减少杀奴，收容逃亡奴隶以缓解反抗”，“纣是有作为的国王，也是刚愎自用的暴君。”

与大陆的蔡美彪相对应，台海彼岸史学泰斗李定一，也出了一部中国通史型普及读物，书名也叫《中华史纲》。李定一的《中华史纲》在港台地区影响很大，是港台人心目中最权威的国史读本。该书于1986年由台北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了竖排初版，近来，2012年4月，大陆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又为其出了横排新版，更方便大陆读者阅读。李定一的通史型普及史书横排新版《中华史纲》全书564页，殷商部分占了9页半。他在该书中，认为从盘庚迁殷到帝辛这273年间，是一部革新派与保守派反复较量的历史，他认为“殷代最后两王帝乙同他的儿子帝辛”“再恢复新制”。他说“根据卜辞，我们可以确定新派是合理的维新，旧派是顽固的守旧。”最后他客观、公正地评价帝辛说：“由卜辞证明‘英明果断’的纣王（帝辛），却是文字记载历史中最残暴无道、万恶所归的君主。举一反三，我们于先秦诸子，对尧、舜、禹、汤、桀、纣等史事的看法，也应持比较客观的评论。”李定一这个新史观，不仅体现在他对纣王的评价中，也纵贯于他的全书，甚至一生。未受过历史唯物主义熏陶的台湾史学家尚能对帝辛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而我们大陆的自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史学家们，反而对帝辛持三千年来传统史学的观点，从郭沫若、董作宾等老一辈史学家的观点倒退回去，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推出了一本普及型通史读物《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该书对纣王的评价就持传统史学的观点。该书第55页写道：“商朝末年，帝乙、帝辛（纣）不断用兵东南，征伐夷方。经年不息地发动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奴隶、平民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各诸侯国与商王朝之间的矛盾，都空前激化，加速了商朝的灭亡。商纣王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他骄奢淫逸，大修宫室台榭，广建离宫别馆，与宠妃妲己‘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史记•殷本纪》）。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纣王在经济上加紧搜刮，使广大民众生活在死亡线上，社会动荡不安，民怨沸腾，甚至出现了把商王祭祀上帝祖先的牛羊等祭品都抢光吃光的现象。纣王重用奸臣崇侯、恶来、费仲、蜚廉等，排斥微子启、王子比干、箕子等有识之士，使统治阶级内部陷入严重危机。此时，商的属国周邦在西边兴起，国势日渐强大，腐败的商王朝灭亡之势已成定局。”由于这本书是有关部门向全国干群推荐的历史读本，因此，该书的“高调贬纣”观点将会在全国干群中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对纣王作出“客观、公正”评价的蔡美彪著《中华史纲》也同时受到有关部门的高调推荐。但由于广大干群工作忙碌，不一定能做到《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华史纲》两书兼读，因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的“高调贬纣”观点在全国干群中的影响不可低估。

撰写史书，特别是撰写断代史，一定要客观、公正。为什么中国的二十四史除《史记》以外都是产生于该朝灭亡以后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人撰写当朝的历史，不管他如何努力，总是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的。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91年）约三千年的史事。《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巨著。但受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的影响，周武王和周公旦被汉儒们尊为圣人，“周礼”成为天经地仪的社会道德和法度标准。因受时代局限，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述殷周之交的历史和评价殷周之交的历史人物时，是有很大的倾向性的。“扬周武贬殷纣”是他的基本立场，当然也是他那个时代主政者汉武帝和主流学者董仲舒等人的基本立场。对此，我们虽不应该去苛求司马迁，但对他撰写的殷周之交的一些人和事，要像台湾史学泰斗李定一说的那样“应持比较客观的评论”，只有这样做，才能算“客观、公正”。通常人们仅是从传统史学记纣之过多有不实之处来说明传统史学不够“客观、公正”，实际上传统史学记武王之德也是有许多不实之处的，也是不够“客观、公正”的。例如，后世史家，述及上古三代，常汤、武并颂，桀、纣齐讨，实不公也。暂搁置桀、纣之过是否等同不论，先将汤、武之仁比之。汤鸣条决战后，没有将桀杀掉，故意给其留一条生路，放桀逃至夏久营之地南巢，让其自生自灭。而周武牧野决战后，逼纣走上绝路，登上鹿台自焚（这还是司马迁美化武王的说法，实际纣非自杀，而是被武王擒捉后所杀）。时殷、周胜负已分，武王还不罢兵，对当时地球上最繁华的城市---纣实际政治中心朝歌毫无保护之意，毅然挥师入城，致时地球上的东方明珠城市朝歌，倾刻间成为箕子笔下的一片废墟（箕子《麦秀歌》），直至仁君微子跪行哀求，武王才下令收兵。此一比也。汤灭夏后，汤没有立即即天子位，而是效昔大禹让贤之举，召开三千诸侯大会，让大家共选天子，当三千诸侯共推汤为天子时，汤还有“三让”。而周武应微子哀求罢兵后，即以天子名义，瓜分殷地，大封诸侯。武王即天子位，不要说三让，连一让也没有啊。此二比也。由此二比，周武与成汤，仁多仁少，或仁与不仁，读者自会评判。评判历史上的人和事，有如法官断案。法官断案，“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重证据还要不轻信“孤证”；历史学家评判历史上的人和事，“要重证据，不要轻信前人的记录”。历史的证据由传世文献和地下的考古资料二者组成，甚至还可能包括民间的传世谱牒等。同一历史记录能经不同载体互相印证的，则更为可靠。对于一时无法与地下考古资料印证的传世文献，则越古越有价值，而且以有多种不同来源的文献互相印证者为佳。对于只有一个来源的“孤证”，则应从逻辑合理性进行分析，以决定真伪，真者取之，伪者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