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朝歌为纣实际政治中心的证据

 就传世文献的记载而言，古朝歌为帝辛（纣）之实际政治中心的证据至少有七条：

（1）证据之一：武王伐殷，伐的是古朝歌，而不是安阳殷都。 

《史记•周本纪》在记述牧野战后武王挥师入纣都朝歌城时写道：“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这里的“商国”即“商王之都”的意思，具体指什么地方呢？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謂至朝歌（而非安阳殷都）。

（2）证据之二：牧野战场，在朝歌之南郊，而非安阳殷都之南郊。 

《史记•周本纪》记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这个牧野在什么地方，《史记•周本纪》自言在“商郊”，由上述张守节《史记正义》知，这里的“商”指朝歌。那么牧野当然就在朝歌之郊，而不是安阳殷都之郊了。为什么叫牧野呢？有学者谓“牧野”即放牧之野外，实误。《尔雅》：“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原来“牧”和“野”都是相对于纣之政治中心朝歌而言的，是朝歌的外围地带。在周人的眼中，当时的纣之政治中心朝歌就相当于王都，又叫王邑。以王邑朝歌为中心，最靠近王邑朝歌的周围地带叫“郊”区，郊区是人们耕种的地方，已属于农村。“郊”区之外叫“牧”区，牧区已是人们放牧的地方。“牧”区之外叫“野”区，野区离城邑已经比较远，是野兽出没的地方。“野”区之外叫“林”区，林区离城邑更远，已是一片草木森林了。当年帝辛（纣）听到胶鬲报告周师将于甲子日来到时，因主力部队还远在东夷前线，而慌了手脚，匆忙间拼凑起七十万奴隶兵（从《史记·周本纪》），开赴位于朝歌南边的牧野战场，布好阵势，以候周师，意图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牧野战场究竟距朝歌有多远呢？东汉许慎在其所著的《说文解字》的“坶”字条说得最为明白。他说：“朝歌南七十里地。《周书》曰：周武王与纣战于坶野。”（清段玉裁注：“此《书序》文也。今《书序》“纣”作“受”，“坶”作“牧”。）汉代的里小，七十里约合今二十五公里，这正是今卫辉市区所在地。 

（3）证据之三：帝辛牧野失败后，没有退守安阳殷都，以作最后的抵抗，而是败走鹿台，承认失败。

 按照常理，如果朝歌只是帝辛的离宫别馆或者行宫不是实际政治中心的话，帝辛在牧野战场失败后，他一定会从朝歌退守安阳殷都，再组织力量与周师作最后的较量。帝辛没有这么做，正说明其时安阳殷都只是王陵区和宗庙等祭祀场所，已经根本没有什么军事力量驻守在那里。所以当武王占领朝歌后，帝辛即承认失败，微子也认为大商气数已尽而不得已返回京师乞求武王罢兵，以保护朝歌民众免受杀戮。

（4）证据之四：武王挥师入城占领朝歌后，没有再进军安阳殷都，更说明那时的安阳殷都已早就不是商王的实际政治中心。

这个证据不需要解释，自然成立。因为凡是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武王挥师入城占领朝歌后，就准备打道回府了，根本没有再进攻安阳殷都的作战计划。 

（5）证据之五：帝辛（纣）安放象征王权天授的九鼎重器的地方是朝歌，而不是安阳殷都。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先后有两件信物，各朝各代都是将其作为第一宝物陈放于国家最重要之处的。一个是夏初浇铸秦时佚失的“九鼎”，一个是秦始皇时以“和氏璧”（一说为“蓝田玉”）刻成，传至五代不知所终的“传国玉玺”。成汤逐走夏桀后，将九鼎迁至亳都。盘庚迁都于殷后，九鼎也随之迁移至殷。周武王灭商后，从朝歌而不是安阳殷都获得九鼎，传说武王获得九鼎后，为使众诸侯确信天命成周，曾公开展示九鼎。周成王即位后，周公旦营造洛邑（成周），将周之丰、镐叫宗周，将洛邑叫成周，将九鼎迁至洛邑（今洛阳），并请成王亲自主持祭礼，将九鼎永远安放在周之太庙之中。秦灭周后，又将九鼎迁至秦都咸阳 。正因为周将九鼎置于洛邑，故汉时有学者谓周灭殷后都洛邑，司马迁驳之说“其实不然”。

（6）证据之六：安阳殷都（小屯）至今没有发现城墙，正说明它不是帝辛的实际政治中心。 

到了殷末，都邑筑城意识已经深入人心。靠坚固的城墙来保护王都的意识已经早就形成。如果安阳殷都（小屯），仍是帝辛（纣）之实际政治中心的话，即使先王未筑城，帝辛也会不惜工本在安阳殷都（小屯）筑城的。安阳殷都（小屯）至今没有发现城墙，正说明它本来就不是帝辛的实际政治中心。充其量也只能是名义上的王都，实际只是王陵宗庙区和祭祀场所而已。

（7）证据之七：武王克商，封纣子武庚于纣京师，这“京师”，也是指朝歌。武庚叛周，周公东征，征的又是朝歌。武庚被诛，成王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史记·卫康叔世家》），这“故商墟”也是指朝歌。 

武庚之都、周公征伐之处、卫君康叔之都，都未选择安阳殷都（小屯）。正说明帝辛之时，安阳殷都（小屯）可能只是名义上的王都，实际只是作为王陵区、宗庙祭祀场所或保存卜辞档案之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