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立八小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我参加过学生歌咏队，唱“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军进行曲”等歌。记得第一次穿统一的兰裤白衫。高兴得直跳，因为这是我首次穿有前开口的“西服”，而不是母亲手工缝的大裆裤了。

    1950年4月，父亲所在商行倒闭，老板给职工发了点遣散费，让自谋职业。父亲、母亲带着我和不满周岁的弟弟离开郑州回济源老家。

    关于回乡之事，后来弟妹长大后都有点疑惑，对父亲放弃“城里人”资格而返乡当“农民”不理解，殊不知当时根本没有城乡户口之分，是四年后搞粮食统购统销时，才逐步形成农民和居民二元户口制度。这种公民身份不平等的制度持续半个世纪，在近几年才认识到此法不妥，被列为改变之列。多年来，弟妹们饱经被视为“农村人”之歧视，为跳农门历尽艰辛，不平和困惑是很自然的事。

    我曾询问过父亲商行倒闭的真正原因，他告诉我：老板有批货物被扣是原因之一，重要原因是当时摊派公债压力太大，老板无流动资金可用，不得不关门停业。我想，当时对“资本家”和“小业主”(现在用词是：企业家)态度，可能有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之嫌，如今大概不会做此傻事了。公债发行也走过派购---劝购---认购---难购几个阶段，反映出社会变革历程。

    1950年5月，我入“济源县坡头完全小学”五年级读书，当时十二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由于儿童可塑性强，在郑州生活两年，我回家时已满口郑州腔了，同学们给我起个外号叫：“郑州客儿”。我愤愤不平：你们三里五村都有，我才是地地道道坡头人！

    这年“土地改革”，一家三代九口人，二十亩旱地，五孔土窑洞，一头耕牛，在村内属中等水平，被划成“中农”，既没分地，也没均产。不想这个“中农成份”成为“阶级烙印”，多年无法抚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尤甚，烙印成了鸿沟，“亲不亲阶级分”嘛，大家斗得不亦乐乎。派别之间还要探究“中农”前边是否有冠词，如“下”或“富余”等字，用以识别敌友。这是后话。

    土窑虽破，却能遮风避雨。冬天暖和，油灯下不时传出母亲和婶母纺线声；夏天凉快，端起饭碗往窑洞深处钻。院内一棵梧桐树，树干上有爷爷刻上的“中和堂”三字，清晰可见。皓月当空，父亲和叔父的弦声会招来很多乡邻，有说有唱，非常热闹，犹如当今“文化大院”。

    当时，我家是村内大家庭，奶奶主政，母亲和婶母轮流作饭，每人十天。粗茶淡饭，老幼同心，祥和度日，被村里长辈人称道：怀谨虽去，觉生家仍有陶朱遗风。

五十年代初郑州市西大街[父亲工作在这条街的一个门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