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中生活极度困难的一年。平心而论，不仅是天灾，也有人为因素和政策失误，全国范围内刮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特殊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大跃进”不仅没有“赶英超美”，还拉大了差距，粮食紧张，物资极度匮乏，出现严重饥馑。城乡各地成立大伙食堂后，户户断炊，前两年稍好一些，到1961年，做饭由稠变稀最后竟无米下锅，“瓜菜代”也坚持不下去了，只得以野草秸杆粉碎充饥。农村开始出现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

兴荣调到县政府卫生科工作，抽到石桥村“保人保畜”，两颊消瘦，面带菜色。我在农业单位还算幸运，烧玉米、煮毛豆、啃红薯，肚未受屈，养猪自宰吃肉，被城里人羡慕不已。虽然国家干部粮食标淮每月减至14.5公斤，农科所和试验场仍可吃上窝头和白镆。

家乡生活困苦得多，每回家一次心情总多日不能平静，弟妹从食堂端来钣莱是稀汤照人影，玉米窝头母亲也舍不得吃，挨饿的滋味可想而知，我也无计可施。祖母在饥荒中逝世，终年83岁，她是我童年时最疼我爱我的人。逝世前我和兴荣返家看望一次，乘火车到洛阳下车，当时洛阳到白鹤渡口没有汽车，我们是步行翻越邙山的，上了渡船就皓月当空了。

1961年，浚县农科所领导让我负责筹建土壤化验室，我到郑州购置了玻璃仪器，赴开封采购了化学试剂，到南京购置了分析天平，然后到达上海选购烘箱和浴锅。住在十六铺，跑遍南京路，克服很多困难才完成任务。抽空逛逛外滩，临返回时我到人民广场，想看看当时中国的最高建筑物——上海国际饭店，吃饭为名远眺为实，坐电梯到14楼西餐部，要了一杯奶一盘沙拉，服务生送来两片面包，饥肠之下两片面包实难饱腹，依窗环视半小时上海风光。走下电梯时自语道：花十元钱(近月薪的1/3)也未吃饱。别人说餐厅面包可以随意要，后悔之余自愧仍是个“老土”！

那时，购物不仅要凭票，有时还要排长队。粮票、布票、糖票、油票、毛线票、肥皂票、工业卷……名目繁多，几乎包括生活必需品的全部内容(现在成了收藏品了)。机关发烟票时问我：“小郑您要吗”？ 我说“要”！每月一张票4盒烟，本来不吸烟，从此染指，现在还后悔不该要票！

这一年，我仍在浚县农科所搞试验，自己设计建造一座玻璃温室。值得一提的是有两项试验被人津津乐道。一项是红薯试验，以前农民有翻秧习惯，特别是雨季要翻几次秧，其理论是秧上扎根会影响主根产量。我的试验推翻了此理，路根只有极少数可澎大成小薯，这是额外收入，不仅不影响主根产量，还因路根多吸收水分养分，可增加主根产量，据此提出“无事不翻秧”，在全县推广。另一项是玉米叶片定向，试验得出一个规律，在新乡地区(当时浚县归新乡所辖)农科会议上发表，语惊四座，被同事王石铮(汲县人，河南农学院毕业，浚县农科所技术员)戏称为“郑氏定律”。

刨红薯是农校学生负责，有一个品种是“北京553”，生食脆甜，学生分而食之。至今还记得学生编的顺口溜：“553(红薯), 腰里钻，老师见了罚顿餐(餐证)”。

 

 

 

  

玉米品种比较试验 (我和陈清顺)

棉花高产试验 (左起：武金铎、刘文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