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仍在帮李双元抓科研和生产，忙得不可开交。人称“工作狂”，天不亮就打钟摧人起床，我总比别人早；晚上加班打场下班后还巡视一周，睡觉总比别人晚。
春天开始，各地贯彻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到处都在挖地洞，“忠不忠看行动”嘛，地处偏僻农村的农科所也不例外，按地道战之模式挖地道，干部工人干了一个多月，挖了七八十米，谁也弄不清这属于什么工事？干什么用？是防美帝还是防苏修？
每个时期都讲政治路线，是对是错，随着时间推移，往往多年之后才能看出端倪。吾辈身居其中难以超脱，多数人也只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惟党报社论是瞻。
当时是“文革”时期，讲的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月月讲，天天讲，念念不忘，并且强调一抓就灵，天天人斗人，把“经济建设”当成 “惟生产力论”进行批判！
那时强调的是坚持 “群众专政，造反有理”。贫穷最革命，白卷是英雄，不学有歪理。
当时谈改革就是“修正主义”，谈开放就是“崇洋媚外”，谈发家致富就是“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看成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又满足不了人们生产生活之需要，大家都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三四十元工资水平多年不变，养家糊口尚且困难，大多数人从未与银行打过交道，不知存折为何物，更不用担心：股票被套牢、银行卡密码失窃等问题。
八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讲“斗争哲学”，“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会自己跳出来。” ，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 。
有两个教训使我终生难忘：一不该“跟风”，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批“新动向”疏远一些同事；二不该“勇斗”，鬼使神差地写大字报“评纪登奎同志讲话”，埋下祸根，成了难吞的苦果。四年以后被列为追查重点，反复挨批，差一点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郭振勤同志被派来当革委会主任，使原来只是“负责人”的李成榜同志无所适从。不知当时是上级领导安排不当？还是忘了另行通知，事实上李成榜同志被冷落了，一年之后才重新明确为核心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
焦枝铁路通车了，回家时不用倒四次车了，但由于只有早晨六点多从新乡发的车过留庄车站，仍需在新乡逗留一个晚上。票价虽便宜，但每年最多只能安排一次探家，因为工资太低，除吃饭之外所剩无几，很难挤出往返之预算。次女晓歌该上学了，她姑姑送她回来上学，因满头虱子被剪成短发，人称“假小子”。
岳父帮我购买一台上海产的缝纫机，我算又添了一大件。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很少购买成衣，多数人是凭布票买布料到缝纫店里制作，每年也添不了几件衣裳。家里购缝纫机的主要目的是打补丁和做孩子们的衣裤，谁家有一台，左邻右舍都来学缝纫。开始我学着作鞋垫、打补丁，孩子们的衣裤上补丁摞补丁都是我打的。后来竟在母亲指导下为孩子们作成过几件新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