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天，多年不活动的基层党组织恢复活动了，经郭振勤、崔金本介绍，我被“纳新”为党员，并被选为“临时党支部书记”。我自己也不明白这个“书记”算老几，在集党、政、研一切权利于一身的“革委会”中，我只是个委员而已，而“革委会”主任老干部郭振勤则为副书记，还有李成榜、崔金本、郝怀松等众多副主任和老干部，谁该负责呢？职责不清也不便多问，“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最年轻，自报奋勇下乡吧！

      4月初，到 安阳县洪河屯乡南崔庄去住队。该村是毛泽东“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所指的地方。(1955年农业合作化期间，毛泽东在他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安阳县南崔庄合作社《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所加的重要按语：“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 南崔庄人一直记着毛泽东这一闻名于世的按语，过着勤劳的集体生活。

      南崔庄是个小村，三个生产队，当时大队支书是张广礼。住队干部共六人，安阳县派住的老李和小李负责日常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农业技术指导任务，交由中棉所和地区农科所负责，棉科所派项时康、蔡永芳两人常住，分工棉花生产和技术工作，农科所派我和崔恒敬两人常住，分工粮食作物生产和技术工作。有一个大队科研小组，在村北有二十多亩试验田，也归我们指导。

      我们六个人中，安阳县老李是组长，负责协调工作。中棉所项时康(后任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和蔡永芳(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工作非常敬业，记得蔡永芳的父亲自台湾辗转国外秘密回来探亲，出了车祸，他们父子团聚时仍惦记着南崔庄的工作。农科所崔恒敬(孟县人，后任安阳市农科所农艺师)和我有较多的农业实际经验，与大队科研组的年轻人打成一片。

      当时经常有人到此参观，村头有一接待站，办有村史展览，负责接待来访人员。我们虽然住在这里，但六个人都在村里吃派饭，每生产队两个人，每人都有一张轮值表，不必大队干部操心，那天在谁家吃饭都由自已提前安排。绝对不能忘记的是：每天晚饭后把一斤粮票和一元现金偷偷压在饭碗底下(这是当时规定的下乡生活标准)。村里一百多户人家，我们差不多谁家都去过，尤其是我吃饭的三队，因吃派饭进过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认识。最感人的是村民不把我们当外人，炎热的夏夜，婆娘们在街头路灯下纺棉、搓线绳、纳鞋底，都赤着膀子光着上身，从不避悔我们几个外地人。

      从春天开始一直到秋收结束，引良种、搞试验、查虫情，南崔庄所有地块我都干过活。“立了秋，挂锄钩”，8月上旬，我们和大队干部一行十二人到北京参观学习，农业部接待者听说我们来自鸡毛上天南崔庄，特意安排招待所免除食宿费用。行前有个插曲记忆犹新：两天不在村内，房山墙上来了一群马蜂，在我路过时惊扰了它们，轰的一声全飞到我头上了，对我发起猛烈进攻，我越奔跑它们蜇咬的越凶，一女孩正在洗衣，她急中生智把一盆满是肥皂泡沫的洗衣水扣到我的头上，才赶走了这群马蜂。上火车时我的头脸和脖子还红肿着，头痛如针扎火燎，大家开玩笑说：“小郑你以后永不会患关节炎了！”(据说蜂毒能治疗关节炎)，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抱着头在火车上闷坐到北京。

      另有件事难以忘怀，秋播前试用萘乙酸溶液浸麦种，一次浸了数千斤，浸后遇雨，无法播种，麦芽露出，在室内反复翻晾也阻止不了麦芽生长，心急如焚，如果再耽误下去，几千斤麦种将无法使用，会造成很大损失。三天后天空放晴，麦芽己长至2-3mm，但地湿仍不能下种，我们大胆决定，把长了芽的麦种放到日光下晒干，把露出来的麦芽又晒缩回去 (当时想：即便不能当种子仍可作饲料，以减少损失)。事后以此麦种作发芽试验，发芽率仍达95%以上，且发芽速度快，发芽势强，我们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坚持用此麦种播种，第二年真的迎来了小麦丰收。

      1974年南崔庄村粮食和棉花都是大丰收，驻队工作组受到地、县表彰和嘉奖。那年秋天，安阳市三中邀我去讲《种花生的哲学》，热烈的掌声，是对我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