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5年9月,我就下乡了。参加安阳地区赴濮阳“学大寨工作队”,在濮阳县文留公社工作一年多。
工作队队长是地区水利局领导干部郭盛禄(原南乐县县委书记,其家也在安阳市高搂庄居住,是我岳父同院邻居,以长辈相称 “郭伯伯”)。我任工作队副队长,所内共抽三人,庞化远、杨式贤(后任安阳市农科所副研究员,大豆专家)和我。
文留公社位于濮阳县城东南30公里处,面积8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2万亩,辖62个行政村,84个自然村,6万多人。当时中原油田刚刚开发,这里非常贫穷落后。
我与棉科所王好堂、敦会声(中棉所两位中层场级干部)一组,住任庄大队田庄村。庞化远和杨式贤一组住在东王庄。队长郭盛禄等三人一组住在南刘庄。同时住村的还有濮阳县工作组相配合。我们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不得温饱的贫困农民,宣传“农业学大寨”,宣传“社会主义胜过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教条式的说教,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工作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们却了解了许多民情。
文留公社任庄大队共四个自然村,包括任庄、田庄、新庄和南园。派性严重班子瘫痪,处于无序状态。在南园村,生产队长撂挑子了,有段时间我还得从田庄跑到南园村去敲钟,摧群众上工。任庄大队与周围村庄都差不多一样,一贫如洗,每个劳动日分配金额不足两角钱,群众说“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够集上买盒烟”!当地没有任何副业生产,烧煤要到数百公里之外的安阳去拉,多数家庭用柴灶,秸杆根茬全部作燃料,土壤肥力下降,生产水平低下,粮食单产水平不足淇县、安阳的一半,每年口粮不足150公斤,解决温饱问题是农民的迫切需要!
当地群众生活很苦,早饭是糊糊煮红薯,中午是窝头加蒸馍水,晚饭称为“喝汤”即汤面条,蔬菜很少,常用辣椒水和酱窝窝配馍吃。当地有三种特产:一种是瓜条,把大瓜旋成丝晒干,很好吃,红白事做菜用;一种是草帽辫,供销社收购,妇女和小姑娘都会编;三是山羊皮,用羔羊制作,很残忍,但也算一种副业。除此之外就是 “鸡屁股银行”了,养几只母鸡下蛋,将鸡蛋到供销社换盐、毛巾、肥皂、学生作业本等必需品。年轻力壮者常结帮拉平车到安阳拉煤,往返一趟七八天,出力流汗反而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常遭批判。我们三个地区来的住队干部都是从事农业的,知道农民之艰辛,没有批此类事情。县里的工作组认为我们右倾,趁我们不在的几天,搬来县领导,动用专政工具处理,弄得怨声载道,我们回来后群众纷纷找我们诉苦,气得我找郭伯反映情况,指出县里办事不妥!
中原油田己开始上马,天天可听到地震勘探的炮声,文留南北一个个井架竖了起来,打井3000多米,便有油气喷出,当地当时还不知利用天然气,多个井上天然气排空点燃,像一支支昼夜不息的火炬。这火炬照亮了文留贫苦农民的心,期望有朝一日这里会富裕起来。
这一年是国内多事之秋,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逝世,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都发生在此时。我们身居闭塞的农村,事过多日才能看到迟到的报纸。九月一天接文留公社通知,到公社大院参加了毛主席逝世追悼会。人们心中茫然,不知今后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