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从濮阳农村回农科所，当时形势是全国上下批“四人帮”，一方面强调要 “按既定方针办”，另一面强调“两个凡是”，对于 “文化大革命”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当时的党中央不承认发动“文革”是错误的，没有承担责任为下级解套，“山雨欲来风满搂”，报纸一篇接一篇发文章把“造反派”与四人帮划上等号，似乎非要在每个基层单位都抓出 “小四人帮”来不可。这种本末颠倒的作法又一次引起群众间派别之争，派别裂痕加大，原来两派争着当“造反派”，这时却避而恐不及，谁也不承认是“造反派”了。种种迹象表明，自已将在劫难逃。

当时我名义上仍是革委会副主任，上级也未明确宣布靠边站，但凡有关政治运动之事，已不让我参加，只参加革委会部分工作会议。“识时务者为俊杰”，自已也只能管管科研和生产，昔日之权威荡然无存，工作抓不动，挑子也撂不掉，遇到困难，曾多次掉过眼泪。这种好象“看守内阁”阁员的尴尬处境，持续了几个月，有谁能解个中味呢？此间，和张继祖、周济英、杨式贤执笔编写了《间作套种办法好，三种三收夺丰收》小册子，印刷数千册在各县散发。大力推广麦垅套种玉米技术，对全区玉米增产影响巨大。

九月和十月干旱无雨，影响到秋播，地委组织抗旱工作队，我被派到长垣县抓抗旱种麦，当时工作组长是原地区农科所所长李自如（已到地区科委任主任），我跟着他到各乡去督促抗旱。私下他劝我说：“小郑，别有顾虑，我佩服你在文革中对待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敢讲真话，心地善良终有好报！”

这年岁末，农科所四十多人进了安阳第二招待所，参加安阳地委举办的“揭批查学习班”，当然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有人是动力，有人是挨批对象，我将是后者。

进学习班挨批判是顺理成章的事，早有思想淮备，但我知道，自己虽在所领导岗位三年，但实际主持工作只有短短几个月，纵有千错万错也罪不当诛。上纲上线批判，大会小会批斗，我的所谓“罪状”主要有两条：一是包庇坏人，认敌为友（指我仗义执言，说文革中定的 “反革命”是朋友不是敌人。）；二是攻击党中央（指“评纪登奎同志讲话”，因为纪登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而大字报内容全部引用的是毛主席语录）。当时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会以言获罪了，而在中国也有“言者无罪”之古训，但实际上历朝历代仍然以言治罪，甚至有人把它当成 “国粹”！

批判归批判，难以心悦诚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们私下偷偷在议论：真正需要检讨和反思的不是某人某派，而是中央长期的左倾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只有实事求是，放眼大的环境看问题，才不会重蹈覆辙。

1978年春节快到了，人们忙着操持办年货，风声大雨点小，即使按当时的法典，也找不到任何给我定罪的依据。心知肚明，批判的目的是找点理由免除职务而已！

经过无数次批判和检讨，“副县级”的乌纱帽终于摘掉了，它使我饱尝高处不胜寒的滋味。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高的官衔，戴上时并未特别快活，摘掉时也没有特别诅丧。我始终认为我只是个普通的小小农业技术员而己。

“文革”十年噩梦总算结束了，拂平心灵创伤需要时日，让人们彻底从梦中醒来，打破思想禁锢，决非三年五载之事。

几年后，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结论，今后不再搞大规模政治运动，不幸的是，我正赶上这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