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一、卫都朝歌

二、卫国人物

三、淇卫文化

四、历史评说

五、朝歌姓氏

   【内容提要】本文以翔实的史料就西周史上一个无定论的事件一一“共和行政”，发表个人的见解；本文作者认为，“共和行政”是西周末年“国人”起义后，以共伯和为首，共伯和与周、召二公共执王政的“三公“行政，共伯和即为卫武公。

   “共和行政”是西周史上一个老问题，却又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至今见仁见智之各学者仍各执己见在著书立说，未能得出共识。学者们有的认为“共和行政”是指周厉王出奔彘之后，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如吕思勉先生之《先秦史》(Pl39)，周谷城先生之《中国通史》（P111)，就如是说。有的认为“共和行政”是共伯和代行天子事。如人民出版社出版之《中国古代史》(P84)，郭沫若先生之《中国史稿》(P287)，吕振羽先生之《简明中国通史》(P134)，皆持此议。有的依违于二者之间，如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P88)，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P124)等等。持共伯和代行天子事者认为共伯和为何许人昵？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史》一书明指共伯和为共国（今河南辉县北）的国君名和者。
   我们与上述论者有不同认识，我们认为“共和行政”为以共伯和为首，共伯和与周、召三公共同行政，而共伯和即卫武公。

一、 “共和行政”为以共伯和为首的“三公”行政

   “三公”之说始见于《墨予》。三公的地位在天子之下、诸侯之上，“三公”究竟指什么，古今异说纷纭，但从西周、春秋的历史看来，周王室执政的往往是二公，如西周期的周、召二公，宣王时的周、召二公，幽王末年、春秋前期的郑、虢二君，春秋末年的单字，刘子等等，都见诸史籍。不过，周厉王时，共伯和“入相于周”，再加上周、召二公，却恰成“三公”之数。所以《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共”注，孟康曰：“共伯入为三公者也。”
   一般说来，内诸侯如周公、召公、刘子、单子等，他们的地位是不如外诸侯高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左传·僖公三十年》的记载：
   冬，王使周公阅来聘。饗有昌□、白、黑、形盐。辞曰：“国君文足昭也，试可畏也，则有备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榖，盐虎形，以献其功。吾柯以堪之? ”
   可见，内诸侯自认不堪承受外诸侯（国君）所享用的“礼”。我们从周公旦后代的身分亦可以看出内诸侯不如外诸侯地位高，受封鲁国作外诸侯的是周公旦的“元子”伯禽，而接替周公旦在王室世代执政的却是周公旦的次子。从宗法观念看，伯禽的身分当然高于次子，故鲁国历代国君的地位就高于历代周公。因此，若天子的“三公”中，同时有外诸侯和内诸侯，外诸侯的地位就比内诸侯高。故共伯和入仕王室，便是冢宰（相），他的地位必在周、召二公之上。当厉王被国人驱逐后，国人还要杀太子靖（后来的宣王），太子逃到召公家中，召公将自己之子代替太子，交给国人杀死，平息了事端。在这种情势之下，太子当然不能即位，那么，除了冢宰摄政以外，再无别法可想，共伯和就只得学周公旦来摄行王政了。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说的“共伯和干王位”。《史记索隐》中司马贞解释他引用的《竹·书记年》这句话时，说： “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此时，周、召二公仍为世袭王室卿士，他们与共伯和共同执掌王政，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史记·周本纪》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此说法不能说全无根据。但《史记正义》中张守节引《鲁连子》载：“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的说法则更有根据。《国语•周语》韦昭注也说：“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厉王死后，太子巳长，国人情绪平息已久，故“共伯使诸侯奉太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鲁连子》)。这就是所谓“宣王有志，而后效官”。
共伯和的“干王位”和归国，都是很自然的事，并无诸侯与天子“争位”、 “让位”之意味。王室有事，冢宰留都以摄王事，王室事平，冢宰归国料理自己国内的政事，这与后来入相王室的外诸侯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及虢国君主一样，他们既是王室卿士，又是本国的国君，所以有时在王室处理王室事务，有时就归国料理本国政事。若说有所不同，那只是郑国、虢国之国君不曾摄行王政，而共伯和在特殊情况下摄行了王政而已。实际上，共伯和在特殊情况下摄行王政与春秋时期，宋襄公被执，执政子鱼摄宋，鲁昭公出奔，执政季孙氏摄鲁一样自然。
   必须进一步弄清楚的是：外诸侯入相王室，甚至于王位，在西周时是否可能，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左传·定公四年》载：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
   武王的同母之弟三人都是王室卿士，康叔封于卫，是以外诸侯身分兼任王室卿士的。康叔之子康伯，也是既是卫国国君，又是王室大夫的。《史记索隐》载：
   《系本》曰，康伯名髡。宋忠曰，即王孙牟也。事周康王为大夫。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之语：
   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
   这王孙牟就是康伯，而康伯是入事王室为臣。《史记·卫世家》载：
   周平王命武公为公。
   《史记》此处年代有误，卫武公应为厉王时人，而此处之“公”也不是公侯之“公”，而是“三公”之“公”，所以卫武公也是入仕王室的重臣。周幽王未年，虢公石父和郑桓公入为王室卿士，《国语·郑语》载：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
   而虢国国君在周幽王死后，还曾扰乱过周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语：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可见，西周末年，郑国、虢国的君主已经并为王室卿士。西周灭亡时，郑桓公死难，虢公翰立携王，申、鲁、许等国立太子宜臼为平王，出现“周二王并立”的局面。后携王被晋文侯所杀，故《左传•隐公六年》载：“周之东迁，晋、郑焉依焉”。平王即位，罢绌虢公，以郑武公为卿士，郑国国君就单独做了平王的卿士。平王末年，郑国渐强，为周王室所忌，平王欲重新任命虢公为卿士，以分郑伯之权，这事在《左传》上记之甚详：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邦交质：王子孤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夏（隐公三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隐公八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
   （桓公五年）周王与郑国国君的矛盾，最后引发周郑繻葛之战。此后，虢公执掌周政。不过，虢公的权力也逐渐被其他周大夫分去。到虢国灭亡后，外诸侯执掌周王室政权的局面大体告终。
   由上可知，从西周到东周前期一段时间内，外诸侯入仕王朝为臣是常有之事，尤其西周末年之后，入仕之外诸侯往往执掌着周王室的政权。因此，共伯和入相王室，在厉王被逐的特殊情况下，以“三公”之首的身分代掌王权是完全可能的事。这就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说的“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二、共伯和为卫武公
   清朝朴学大师中已有人提出共伯和为卫武公之说。此后，史学界陆续有人持此观点，且考证得日益细密。
   我们从古籍中是可以找到西周末年，卫伯可称共伯，共伯和即卫伯和，亦即卫武公之明证的。《史记·卫世家》载：
   厘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厘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厘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厘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候，是为武公。
   卫武公之兄号曰“共伯”，而武公名“和”，合起来正好是“共伯和”。余之名号何以可以移至和头上？盖因卫“共伯”并非余专有之谥号。“共”实际是国邑之名，春秋时卫国有属地共邑，是被卫国征服的古共国之国都，在现在的河南辉县。卫国最初建都的殷都朝歌，在现在河南淇县，与共邑比邻。卫征服共国占据共邑后，在西周末大约曾一度以共为都邑，所以卫伯也称“共伯”，犹如晋君也称“鄂侯”一般，而“共伯”之“伯”也不是爵称，而是方伯之“伯”，所以卫武公和是“卫伯和”也是“共伯和”。卫武公以方伯的身分入相于周王室，与周、召二公同为王室卿士，在国人暴动之非常时期，以“三公”之首身分摄行王事，到事态平息后又回到卫国。正因为如此，《鲁连子》才会明确记载：
   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
   若“共伯和”系共国伯爵名和者，《鲁连子》应说共伯复归国于“共”，而不会说共伯复归国于“卫”。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卫武公为共伯和，他曾摄行王政之事，在儒家传统典籍中，尤其是早期典籍中，不能明显看出来。这是因为卫武公的摄行王政和周公旦的摄行王政差不多，都是在周室危难之际，以支庶代掌大宗共主之政权。这在宗法上说来，都是有些亏欠的，因此，在有宗法贵族意识的儒家看来，卫武公之“干王位”，尤其是在国人大起义，厉王被逐，之后“干王位”，是周王室极不体面之事，因而尽可能隐讳此事就不足为怪了。便是当时的周人和卫人也都不大愿意提及此事，这正和周人与鲁人都不大愿意提周公摄政称王之事差不多。周人提到卫武公“干王位”之事的，只有王子朝。王子朝之所以要提过去诸侯援助周室，干预周室的内政，即所谓“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只是希望“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榖。”(《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也就是希望诸侯认可他的以支庶身分登天子位。即或如此，王子朝也没公开提出周公或卫武公之“干王位”，仅隐约其辞地说：“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可见周人对这件事讳忌之深。正因为宗法思想在作祟，所以具有宗法贵族思想的早期儒家所写的儒家典籍，如《左传、》等皆不提周公、卫武公之“干王位”, 《左传·定公四年》只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只有到宗法制瓦解，宗法观念略为淡薄之后，一些儒家书籍中才明显提到周公摄政称王，因而，卫武公之“干王位”也只是在《竹书纪年》及其以后之书籍中才提到。
   具有宗法思想之儒家隐讳卫武公“干王位”之事，使我们较难以直接指明共伯和即卫武公；但此事仍并非完全不可能证明。
   首先，我们从大量史料中，可以看出卫国是西周时重要��诸侯国。封���诸侯���，以宋、卫、齐、鲁为最大。宋是殷商后裔，虽受尊重，但不受信任。齐是王舅《孟子·告子下》载：“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左传•僖公四年》载：“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因此，齐是与“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诗经·鲁颂·閟宫》）的鲁国一样，是所谓“方伯”，也就是诸侯之长。但齐毕竟仍是异姓诸侯，唯有鲁、卫为姬姓诸侯，所以直到春秋末年的孔子，还说：“鲁卫之政，兄弟也。”（《论语·子路；》）《左传·定公四年》追述周初分封时说，鲁侯伯禽得“殷民六族”，“因商、奄之名，命以伯禽，而封于少虚之力。”而卫侯康叔却以“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 “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卫国分得殷墟及“殷民七族”。殷墟是商代的“王畿”,人民、土地自然是最多、最大的，故卫国在西周初所分得的人民、土地可能比皆为“方百里”的齐、鲁两国都要多、要大。正因为如此，卫国在《诗经》中独有《邶》、《鄘》、《卫》三风，而别国只有一风。《康诰》更载：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联心联德，惟乃知。
   乃以殷民世享。
   这个“王”是周公，大概卫国是周公东征后封的姬姓大国，“孟侯”就是诸侯之长的意思。康叔受到这样的大封，是因为周公认为“朕心朕德，惟乃知。”在武王的兄弟中，周公和康叔是最亲睦的。因此，卫控制着商朝“王畿”的全部，是最大、最重要的方伯，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卫国的地位一直到春秋初期仍很高，春秋初年陈桓公曾说，“宋、卫实难，郑何能为？”（《左传·隐公六年》）此时，陈国怕的仍是控制河北殷墟之卫国和控制河南殷墟之宋国，不把新兴的、强大的郑国放在眼里。
   卫国在整个西周时期经常是有实力的方伯，《诗经·邶风·旄丘序》载： 旄丘，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
   《旄丘》虽未必为责卫侯之诗，但《毛诗序》说卫是方伯，大概不会有疑问。而《史记·卫世家》载康叔之后六世皆称伯，司马贞在《索隐》中说：“康伯即称伯者，谓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康伯为康叔之子)即降爵为伯也。”《索隐》还引孔安国语曰：“孟长也，五侯之长谓方伯。方伯，州牧也。故五代孙祖恒为方伯耳。”可见，自康叔受封起，卫国在西周时期屡世为方伯。所以，卫武公|作为西周末年显赫之同姓诸侯，又是东方诸侯之伯，加之卫在殷墟，较齐鲁各国离王室皆近，入为王室卿士，与周，召二公共同王政，在厉王出奔之非常时期，以“三公”之首的身分摄行王政，是极可能的事。
   其次，在较早儒家书籍中记载的卫武公的身分相当特殊。《国语•楚语》载：
   及其（卫武公）没也，谓之睿圣武公。
   卫武公并没什么赫赫之功，竟被谥为“睿圣武公”，“睿圣”的谥号是不容易获得的，如果卫武公没有摄行王政的大事，那么，他的谥号如此特殊，就令人费解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鲁观乐：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武公竟与立国之康叔并称，如果没有一番特殊的事业，怎能如此？况且，康叔并没有什么“忧而不困”之事；只有卫武公入为王室卿士时，正当厉王之难而摄行王政，十四年后避位归国善终，这才称得上“忧而不困力”！正因为卫武公摄行了王政，所以卫国的地位更提高了。《诗经·国风》在《周南》、《召南》之后，就是《邶》、《鄘》、《卫》三风，接着是《王风》，然后才是《郑风》、《齐风》，依次排列各国之风，郑国国君曾是东周之王室卿士，而齐国是春秋五霸之首，所以排在《王风》之后。可见，卫国在西周末年地位之高，直至春秋初，卫国仍是大国，且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周桓王伐郑时，卫国就参加了王室军队。此外，《国语·楚语》中说卫武公“作懿戒以自警也”，韦昭注：“懿”读曰“抑”。《后汉书》注曰：“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而《宾筵》与《抑》二诗皆列于《雅》，前者列于《小雅》，后者列于《大雅》，这亦可作为卫武公入为王室卿士之旁证。
   以上论证似已可确证卫武公就是共伯和，他于厉王之乱时摄行王政。但《史记·卫世家》却载：
四十二年，大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
   然则，共和行政十四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共66年，即或平王一即位就命武公为公，此时距厉王出奔已有66年，则卫武公在厉王时，最多是卫世子，怎么可能入相于周而“干王位”呢？我们与若于前辈学者一样，认为《史记》记事纪年皆有误，如《史记·卫世家》称武公迫兄自尽以夺君位。《诗经·鄘风·柏舟序》却载：“《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柏舟》当然未必为共姜之诗，但《毛诗序》说共伯早死或可信。因《柏舟》中说：“髡彼两髦”《毛诗传》说：“髡两髦之貌。髦者，发至眉，子事父母之饰”。古制，父亡则脱左髦，母亡则脱右髦，共伯余死时，两髦俱在，可见父母皆存，因而是年轻早逝，故厘侯死后，武公自然即位为卫君。可见, 《史记》记卫武公之事有误。《诗经·大雅·抑序》说：“《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可见卫武公应在厉王时为卫君，亦可能在厉王时入相于周。故<史记》纪年有误。《史记》纪年有误，早已有人怀疑，胡承珙在《毛诗后笺》中说：“史迁所谓僖（厘）公之卒，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据。”崔述亦指出此点，并说：“观《史记》于齐威，宣二王皆移前数十年（说见《孟子事实录》中），则此年世宁可深信? ”更何况史书明载平王东迁依靠的是郑国，晋国、秦国，而且平王时之王室卿士为郑国国君，桓王时之王室卿士先为郑、虢二君，后为虢国国君，并无卫武公之踪影。可是《诗经·卫风·淇奥序》载：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誎，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
《毛诗序》虽生拉硬扯，定要将某诗说成在褒贬某人，故不可追随其认定某诗言某人某事。但是，《序》中所言之事却常有一定根据，故卫武公之：“入相于周”大概是有的，只不过卫武公的“入相于周”是在厉王之世而非平王之世而已。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卫武公就是共伯和，他于厉王之世入相于周，与周、召二公同为王室卿士。在厉王之难时，他以“三公”之首的身分摄行王事十四载，至国内平定，太子年长，他又将太子靖立为周王，自己退回卫国为君。
   西周末至春秋初期，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从“王政”到“霸政”的过渡时期，自卫武公在西周末于王室无天子之情势下，迫不得已“干王位”，到春秋初年发展为郑、虢二君在有天子的情况下，与内诸侯一起执掌王室实权，而且郑庄公进而与周平王交换人质，以王命讨伐宋国，甚至公开与天子交战，再至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霸政”定型。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这段时间内“王政”逐渐衰落，贵族联合专政的局面从王室向诸侯国推移，“霸政”逐渐兴起。从“王政”向“霸政”转移的角度看，卫武公以强大的外诸侯身分入仕王，室，掌握政权，可以说是“霸政”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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