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太史公一锤定音 

从现存的传世文献来看，坚称成汤代夏后的国号为殷的，是孔子、孟子【1】、司马迁三人。其中一代史学巨匠太史公司马迁称殷不称商的态度最为坚决。他将成汤代夏立国至帝辛（纣）失国间的历史不叫《商本纪》而叫《殷本纪》，将殷商始祖契不叫“商契”而叫“殷契”，他在《史纪•殷本纪》中，描述殷王朝从汤到帝辛（纣）的或盛或衰过程的用词，凡十见，均用殷不用商：帝雍己时“殷道衰”、帝太戊时“殷复兴”、河亶甲时“殷复衰”、帝祖乙时“殷复兴”、帝阳甲时“殷衰”、帝盘庚迁殷后“殷道复兴”、帝小辛时“殷复衰”、帝武丁时“殷道复兴”、帝甲时淫乱“殷复衰”、帝乙时“殷益衰”。由于太史公的一锤定音，从汉到清，司马迁说已被历代史家视为圭臬，很少有人怀疑过。直到今天，港台地区和海外一些学者，如甲骨学大师董作宾【2】、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3】、师从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的殷商史学家黄竞新【4】等，仍从司马迁之说，坚称殷不称商。即是说，从汉至清，史学界将成汤代夏建立的朝代称殷代，已是约定俗成。现在大陆史学界称商不称殷，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

但不管是孔子、孟子，还是太史公，都没有说他们为什么坚称殷不称商。有人讲，孔子本殷后，当然主张称殷不称商；孟子是孔门亚圣，自称师从孔子，当然从孔子之说。可是，司马迁的先人是掌管天文地理的颛顼帝大臣重黎氏【5】，跟殷商子姓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为什么在《史记》中坚称殷而不称商呢？司马迁著《史记》，自称其治史准则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著史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杰作，根本原因就在于司马迁的“实录”、“求信”精神。就此分析，司马迁之所以称殷不称商，必有其“实录”之所本，“求信”之所据，只是太史公所从之“本”、 “据”，今不可得而已。下面就笔者之所知、所能，谈一点粗浅之见。一是为了满足部分读者之需，二是为了抛砖引玉，引出史学大师们参与讨论的话题。

就太史公之人品、学识而言，他撰写《史记》时，必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称殷不称商，定非如后人所言，人云亦云，从周人称。其深思熟虑之前，当必有所本。太史公之所本，虽绝大部分已在时间长河中佚失，但其所本或所本之内容定还有一些，散存于先秦传世文献中。这使我们尚能从中窥见端倪，尚有可能从史海文山中搜出太史公当年之所本，或搜出已被辑于他书中的其所本之内容。虽历秦始皇“焚书”事件，但漏网幸存且为太史公所见的先秦典籍定然比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多，否则，司马迁也不可能著出《史记》来。据韩江苏、江林昌在其合著的《商代史•卷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从物徵）》中统计：“今考《史记》一书，所明引先秦古书，即达一百余种，其中《六经》及记传说解书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近十种。”【6】就目前而言，要搜出太史公当年所本之原书，似乎已不可能，但要搜出从内容来看相当于其所本之书，或从有关辑本中搜出其所本的内容，还不是没有可能的。依笔者愚见，太史公当年称殷不称商所本之内容当优先存在于今之《世本》八种、《竹书纪年》、《诗经》300篇、《国语》、《左传》、《今文尚书》28篇等先秦古籍中，甚至可能出现在战国竹简和殷墟卜辞中。有人见了我的上述文字，可能会发笑。《世本》15篇、《诗经》300篇、《今文尚书》28篇、《左传》、《国语》等，太史公见过，自不必说，西晋时出土的汲冢书《竹书纪年》和近代出土的殷代甲骨卜辞，太史公连见都没有见过，其中怎能会含有太史公著《史记•殷本纪》时所本的内容呢？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在先秦时代，记述中国历史的史书固然很多，但要记述的历史对象却是一样的，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当然会被记录在不同的传世典籍或甲骨竹简等非纸质载体中。因此，在搜寻司马迁著《史记•殷本纪》所本原书不可得，改而搜寻其所本的内容时，绝不可将战国竹简和殷代卜辞排除在外。当然，在搜寻司马迁著《史记•殷本纪》所本的内容时，当以《世本》、《诗经》、《今文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为先。《世本》是中国最早的也是世界最早的谱牒学著作，其学术可靠性，学界没有争议。司马迁撰《史记》时即参考过《世本》15篇原文，这已为学界公认。《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其中，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荀瑶）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辨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的记录，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是司马迁著《史记》时的重要资料来原之一。至于今本、古本《竹书纪年》中是否有可能包含有司马迁撰《史记•殷本纪》时所本史书内容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至于《诗经》、《今文尚书》、《左传》等为太史公撰《史记》时的必选参考书，已为众所周知，笔者在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由于殷代自己编写的“典册”已为周人毁坏，即使在司马迁撰《史记》时，他也不能得知。司马迁所能看到的，只能是以周说为准绳的又躲过秦代焚书一劫的先秦传世文献。由于历代因战火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引起的散失，致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先秦传世文献比司马迁时又少了许多。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传世先秦文献十分有限。从这十分有限的先秦传世文献来看，对孔子、孟子、太史公等为什么将成汤代夏立国后的国号称为殷而不称商，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更没有相应的著述。像笔者这样，从夏代治水英雄冥被封于殷，考证出诸侯“商”又被称为诸侯“殷”的史实和商君又可称为殷君的最初时间。并由此推想到卜辞中的“高祖河”和殷商后裔家祭的祖先神“河”就是夏代与昔大禹齐名的治水英雄商族第六位先公冥，又由冥的孙子上甲微在殷地中兴，推想到成汤代夏的国号为什么叫殷和后世商王盘庚为什么要力主将国都迁到殷等问题，并将上述诸方面系统地联系在一起，来论述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为殷的基本动因，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孟子只有在引用《诗》时,才说出“商”字。如《公孙丑上》说:“诗云‘商之子孙,其丽不亿。’”余皆称殷。

【2】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原发表于《大陆杂志》第三卷第十二期。本书转引自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3】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19-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第20-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引文中的四个“贞卜”，在2012年大陆横排新版本中均改作“占卜”。

【4】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仁言《甲骨学商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11 卷本<商代史>》一文（文见《南方文物》2012.3期）透露：在宋镇豪立志主编新体例断代史11卷本《商代史》之前的1996年，时任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室负责人的黄竞新教授就开始策划由她主编由两岸学者（如王宇信等）参编的多卷本《殷商史》。并为此在海峡两岸奔走呼号多年，终因台湾地区当局的有关部门未准立项而胎死腹中。据台湾友人说，黄竞新教授本想从司马迁之说，将计划编写的这部多卷本大型断代史书定名为《殷代史》，但考虑到受邀请参编的大陆学者多称商不称殷的现实，才仿胡厚宣、胡振宇父子的一贯主张，最后将她计划主编的这部大型断代史书正式命名为《殷商史》。此信息虽未经黄竞新教授本人核实，但她计划主编的多卷本史书冠名《殷商史》，不叫《商代史》总是事实。

【5】唐林宝《元和姓纂》曰：“司马，重黎之后。唐、虞、夏、商代掌天地。周宣王时，裔孙程伯休父为司马，克平徐方，锡以官族。”《世本•秦嘉谟辑补本》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娶于滕坟氏，谓之女禄，产老童。”“老童娶于根水氏，谓之骄福，生重黎及吴回（重黎即祝融之本名。按《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将《世本》中“重黎”视为二人，《世本•陈其荣增订本》亦言：“老童娶于根水氏，谓之骄福，生重及黎”）。

【6】宋镇豪主编 韩江苏、江林昌著：《商代史•卷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