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疑云又起 

正当中国的上古史被西方的中国无古史学派（即中华民族西来说学派）和中国本土的疑古学派打得七零八落的时候，1899年，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鉴藏家、书法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王懿荣从抓来的中药中，发现了几块“龙骨”上有刀刻的文字。他一阵惊喜，顿悟到，这可能是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于是他派人到各大药店去搜寻并高价收购，想赚钱的商人很快协助他收集到1500余片“龙骨”。王懿荣从这批“龙骨”中认识的第一个字是“雨”字，字形就像下雨的样子。

王懿荣先生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因被慈禧太后出卖而壮烈殉国。1900年，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的名义进攻北京，而被王懿荣多次上书惹恼了的慈禧太后在偷偷离京西逃前竟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让他率领千余名老弱病残抵抗八国联军。王懿荣尽管率人拼命抵抗，但由于寡不敌众，最后还是败回家中与妻子、媳妇先后投井，壮烈牺牲。王懿荣殉难以后，清廷赐其二品国子监祭酒，追赠侍郎街，并赐谥“文敏公”。王懿荣离世后，由于其生前欠债太多，其次子王崇烈便将1000多片甲骨卖给了他父亲的生前好友刘鹗。刘鹗进行了精心研究，于1903年，从王懿荣收集的和他自己收集的有字“龙骨”中挑选出1085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这是中国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专着。他在该书的自序中首次翻译了四十多个甲骨单字，经现代古文字学家验证，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后来经过国家科学挖掘和个人收集，到目前为止，发掘出的甲骨片（又叫卜辞）已达15万片以上。伴随着甲骨片的出土，殷代的大批青铜器和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宫殿王陵等殷都遗址也展现在世人的眼前，一个在西周前真实存在六个世纪的殷王朝终于得到全世界史学界和考古界的承认。甲骨文和殷代都城遗址的发现，将西方的中国无古史学派和本土的疑古学派打得粉碎，使一度陷入困境的殷商史研究又出现了勃勃生机。宋镇豪先生主编、共十三位专家主笔参编的记述殷王朝真实存在的新体例断代史，十一卷本巨著《商代史》【1】，即代表当代研究殷代史的最高成就。美中不足的是，该书未能挖掘史料记述先商时期有夏一代与昔大禹齐名的殷商族治水英雄并被追封于殷的殷君“冥”即卜辞中的“高祖河”的英雄业绩，也未能居此揭示出本来互不相关的“殷”、“商”两字结下不解之缘、几千年来难解难分的根本原因，因此未能继太史公遗志，将书名命名为“殷代史”，这不能不说是个千古憾事。

晚殷甲骨卜辞的大量出土，虽然弥补了周人毁坏或改造殷商典籍造成的殷代史料缺额，成为重建殷代信史的珍贵资料，但其形成过程的本身就决定了它在反映殷代历史文化方面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正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所言：“甲骨文又称为‘卜辞’，贞卜的人多数是当时的史官奉王命而行之，天子有时也亲自贞卜。贞卜之事是天子所独享，其他人等均不得行之。因此卜辞只代表国王对于宗教信仰的记载。贞卜的事项，写刻卜辞的多少，也全由王的兴致而定。”“国王所关心的事，自然不能代表全部殷代历史，而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又只是余劫的一少许。”【2】甲骨学大师董作宾更是为此发出了无奈的感慨：“这号称十万片的卜辞，我们现在能见能用的又不到五分之一，就这样‘从宽’估计，那么甲骨文所能代表的殷代文化，也不过百分之一。用这百分之一的材料，却希望能写出百分之一百殷代文化史，那岂不是做梦？”【3】总的来说，在重建殷代史时，我们要重视卜辞，但又不能完全依赖它，更不能片面的理解它。比如，对卜辞中频频出现的“商”、“大邑商”、“天邑商”等究竟是指什么，我们就要结合传世文献详加研究。正是由于大陆一些史家对卜辞中频频出现的“商”、“大邑商”、“天邑商”的片面理解，才又将司马迁已经铁定了的“殷商王朝冠名”旧案翻了过来，将有殷一代国号研究引入歧途，使笔者不得不耗费笔墨将两千年前的西汉旧案抖出来重新论述一番。

【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镇豪主编《商代史》第1版全十一卷于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陆续出齐。

【2】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第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3】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原发表于《大陆杂志》第三卷第十二期。本书转引自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