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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邓小平是真男人
蔡 云
一九七五年，我正上初中，当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大会战的高潮时期。文化课是次要的，也就是语文和数学两门功课，一星期上一两节文化课。劳动成了主课，上午理论课，请老农讲怎样干活。下午实践课，扛着农具下地干活，天天如此，根本就没有学习的机会。同时还批评《三字经》和孔老二，说《三字经》是害人精，把孔老二说的“学而优则仕”改成“学而优则农”，使我们真正地脱离了书本，更没有作业可写，我们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公社社员了。我感到上学没啥意思，就天天装着课外书，抽空偷偷地看上两眼，还怕老师知道了没收。
六月的天特别炎热，那一天吃过中午饭，我把父亲留给我的一本识字课本装进了兜里，拿到学校的教室里偷偷地看。这是父亲从小在八路军里念的书，纸是棉纸的，是过去推滚印的书，字是真写字，也就是繁体字。上边有这么几篇《刘伯承，邓小平边区的创造人》、《左右手》、《高太有》等。还配有图画，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头部画像。其中刘、邓、边、区、创等几个字是真写字。我上小学时就跟着父亲读过老《水浒传》、《西游记》等，真写字大部分我还是认得的。我刚看《刘伯承、邓小平边区的创造人》时，还没念几行，冷不防被班长一把手给夺了过去，他见个真写字就隔过去，他念道：“啥伯承、啥小平，啥啥的啥造人”，我见他不认得真写字，就给他纠正道：“刘伯承、邓小平，边区的创造人”。他就跟着念了一遍。
谁知道隔窗有耳，大洼村有几个中年妇女在学校的窗外院里给织布机上安线，听到了屋里的读书声，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一个说：“那不是刘伯承，是刘少奇。刘邓路线。”另一个说：“邓小平你个妇女家，升到中央还不满足，还想复辟资本主义！”“就是么，该死！”大家同声附和着。
“不对，邓小平是个男人！”我也忘了当时的政治气氛，拿着书就出了屋门，指着邓小平的画像给她们纠正着。
“不对，邓小平是个女人，男人为啥叫女人名？”
“就是吗，女人就是女人，象俺村就有一家姓邓的，姊妹仨，大的叫邓大平，二的叫邓二平，小的也叫邓小平。前些时批邓，她怕批她，改成了邓三平。”
“对，咱村还有个郭小平，还有个刘小平，还有个孙小平。说明叫小平的都是女人。邓小平如果是个男人，那他还走资本主义路线吗？”
女人们七嘴八舌地反驳我。我尽管拿着书和他们争执，但少数还得服从多数，只好服输说：“好，好，邓小平是男是女，我不和你们争，就算你们说的对。”
“把书给我！”不知啥时，某校领导站在了我的面前，他一脸的严峻，厉声地说道：“你敢连说两个邓小平好，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你等着吧！”说着，“嗤楞”一下，把书给夺了过去。我一脸地茫然，呆呆地站了一会，在妇女们的讥嘲声中进了教室，脑子象要炸裂了一般，心想，灾难就要临头了！
下午是实践课，去地里添岸豁。我们一个班三十二个同学，二十二个是男的，全部挑土。十个是女的，两把镢头，八张铁锹。两个女同学拿两把镢头筑土供不上二十个男同学挑，班主任让我和另一个女同学替换。谁知她的镢头是个“摇头老张”，筑一下忽落一下，根本使不上劲。其实就是一把好镢头筑土也供不上。我急得没法，就找了一块布，投下镢头寨，垫了几层布，重新把镢头寨投紧了又继续筑土，这下得劲多了。另一个筑土的女同学要和我换着用，我不好饽他的面子，就和她换了。又谁知她的这把镢头也是个“摇头老张”，我只好又去给她备紧。可当我站起身刚要往下筑的时候，又被这个校领导看见了。只见他黑青着那张脸，训斥道：“怪不得你大干社会主义没劲儿，原来你整天想着复辟资本主义，美化刘邓两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邓小平喊冤叫屈。”
他的没头没脑地训斥，使全班包括班主任老师在内都是一头雾水，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这校领导的无名火到底发给谁。唯有我和班长心里清楚，但是不敢吭声。
第二天吃罢早饭，我们又空着手去上学。一进教室，有一条一揸宽，二尺长的白纸黑字标语贴在了我座位里边的墙上，“翻案不得人心”六个钢劲有力的毛笔字象钢针一样，刺得我挣不开眼。同学们小声议论着：这矛头到底指的是谁？我的心扑腾着：我到底犯了啥错？
八点整，上课铃响了，接着全校师生集中到校院当中，我们都坐在地上听开会。主席台上，一字排坐着校领导、教师和贫农代表。根据校领导的安排，先让一个老农上台讲话，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长在旧社会，因为大家普遍地穷，所以认字的很少，我根本就不认字，连自己的名也不会写，就只好握锄把、拿镢头，干重力活。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不知旧社会的苦，不知新社会的甜，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整天不知道学习，上学不带书包，这叫形而上学。……”顿时，台下一片唏嘘声，伴随着个别的鼓掌声。
老农初次上台作报告，认为台下是在为自己的报告喝彩，顿时精神抖擞，还要继续往下说，校领导却冲他摆摆手，示意他：你不要说了，下去吧！老农很没趣地下台了。这时，冲着他的鼓掌声才由少到多，霎时间响成了一片。
接着第二位老农上台作报告：“同学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他一张口就啃到了点子上，校领导首先鼓掌。紧接着，在稀里哗啦的掌声中，他继续说：“现在，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准备着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吃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批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树立新社会学而优则农的坚定信念。我们不能只顾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黑隆冬，不要资本主义的电光明。宁交社会主义的白卷，不得资本主义的满分。不学资本主义的ABC，照样当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可是我听说咱学校里有人美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说到这，校领导又是带头鼓掌，但是，这次只他一个人在啪手，他见大家无动于衷，尴尬得只啪了三下就停住了。
这个老农原是村革委会主任，靠斗争人上台，之后又被人斗争下台。沉默了一阵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把他刮醒了，又站到了运动的前沿。他等待着大家热烈的掌声，等了一会，不见有动静，一时也不知道往下该说什么好，就僵在了那里。为了打破寂静，校领导接着讲话了：“但是，在我们学校，也有个别人在孝法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美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为邓小平翻案。我亲自听见他说了两个邓小平好，说邓小平是真男人，他是在仇视社会主义，干活时出工不出力，偷看反动书籍。和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和刘少奇、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遥相呼应。但是，翻案是不得人心的。邓小平搞翻案，这不是男人的作为，我看他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小脚妇女。”
“啊！邓小平是个小脚妇女？”台下的学生顿时张大了嘴吧。接着，小声议论着。
校领导把这本识字课本举在手中，继续说：“大家来看，他就是看的这本黄色的反动书籍，上边都是老写字，歌颂的就是邓小平。老写字就是过去的字。他的意思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回到过去。我们坚决不答应！”
“对，坚决不答应！”台下有人附和着呼喊。
校领导继续说：“这个人就在我们的同学里边，是谁？这次就不公开点名了，因为念他还是个青年，还有悔改的机会。以后我们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让他认真学习反省。”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同学们和几个老师的眼神也在我的身上扫来扫去，我感到脸上在火辣辣地发烧，浑身地不自在。之后的日子里，同学们都用异样地眼光看着我，无形地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的同桌（其实是同一块水泥板）也找借口让班主任老师调换座位。
随后，学校放了署假，但是全体教师不放假，每班还有两个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在校领导的主持下，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立了。每个班两个同学中，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落后的。我知道，此时的我，是以落后分子的身份参加学习班的。因此，我有了思想准备，随时准备挨批。准备写检讨。
在学习班中，校领导多次问我，这本“反动书籍”是从哪里来的？我不敢牵连父亲，慌说是在路上捡的。之后，校领导对我多次冷嘲热讽，使我受尽了委屈。
人家都放假了，我还在学校，父亲还以为我是进步生才参加学习的，可时间一长，知道了原因，要去学校为我鸣不平，被我伯父劝住了。
伯父问我：“你就说了句邓小平是个男人，学校就不公平地对待你？”我说：“是。校领导不但多次批评我，还说邓小平是个小脚妇女。”伯父愤愤地说：“放他娘的狗屁！你说对了，邓小平就是个真男人，当年我在全寨村还见过他。”我让他把当时见到邓小平的情况说一下。
他说：“那是民国三十二年春，我跟着你舅爷王玉性给八路军送信。有一天，你舅爷接到了一个任务，让他和另外的几个人去浚县老观嘴为几个买卖人领路过淇县。当时常在淇县工作的包括你舅爷在内，总共才四个人，都是八路军派来的干部。我不算数，是为你舅爷跑腿的。那一天，他们早早地就要往浚县走，我对你舅爷说：‘我也想去。’他说：‘我们弄不好要打仗，你去不合适。你另有任务，到明天清早，你务必把关医生送到全寨傅同玉家。到了以后，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说罢，他们就走了。第二天天不明，我和关医生就从阴窝往全寨赶。大约到了清早八点钟，我们才到了全寨傅同玉家。这个时候，他家的院里已聚集了大约三四十个人，都是买卖人打扮。我知道，其中三个人是浚县来护送的。那头上倒勒白毛巾的十来个人是林县派来接应的。余下的就是咱淇县的。那二十多个过路人个个都精明强干，十分威武，看来都是八路军，这一眼就能看出来。为首的是个十分敦实的壮汉，南方口音，穿蓝长衫，戴黑礼帽。大家都叫他老板。我们去的正是时候，晚几分钟他们就走了。他们走的时候，就把关医生给带走了。后来汲县和淇县联合成立县政府时。八路军的干部彭政提起了这件事，说那个老板就是邓小平，当时他还是北方局的书记。他可真是个精明地男人，不是女人。你舅爷和他说过话。关医生是淇县的地下党，因受到了日军的怀疑，需要迅速转移，彭政就安排他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如果邓小平不带他走，你舅爷就要亲自送他去。以后见到你舅爷，你再问问他。”
又过了两天，我和父亲去大春花看望我舅爷王玉性。他已七十多岁，身体状况不太好，六月天穿着一身棉，还用绑带捆着两条裤腿口，走路颤颤巍巍地。他杁着拐棍挪到柜前，开开铁虼瘩锁，掀开柜盖，抓出了一大把花生让我吃。他说：“浚县的老同事送给我二斤，这东西和核桃仁一样，香着哩。”我第一次吃花生，真是好吃极了。我一面吃，一面缠着舅爷，让他给我讲民国三十二年春邓小平过淇县的事。
舅爷一听让他讲邓小平的事，迟疑了一下，说：“现在不让提他了，一提他就要想想能不能招来麻烦。”我说：“我就是说了一句邓小平是个男人，就受到了校领导的多次批评。他还说，‘邓小平是个小脚妇女’。”舅爷才说：“也许他说的是另一个邓小平。我给你说的这个邓小平，就是民国三十二年过淇县的邓小平，是个大英雄。但是，你只能听听，不能说给别人。”我点头应承。
舅爷才坐了下来，给我讲着：
“民国三十二年春的一天，我和在淇县工作的三个八路军干部接到了浚县地下党的通知，要我们到浚县老关嘴给几个販枣的买卖人领路过淇县，把接头暗语都说了。我们知道，这些人一定是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否则，没有那么慎重。当时咱们淇县还没有八路军的武装，我们四个人只好都去。我们都暗藏了盒子枪和匕首，上足了子弹。当我们到了老关嘴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了卫河，他们一行连同浚县护送的三个人共二十三个人，下身都是湿漉漉地，看来是淌水过来的。有一匹白马和一头骡子被牵着同行，背上都是驮的东西，还有长东西，很可能是长枪。他们大部分都是束的大腰带，腰带里不用问藏的是短枪。他们一个个威武强悍，根本就不像販枣的买卖人。我们从民国二十七年开始来淇县，就是以山货商的身份为掩护的，是买卖人不是，我们一眼就能看透。但这是特殊工作，我们还是按规定对上了暗语。要不是里面有内黄的熟人马赛在内，很可能发生误会，要动枪。我们往西没走多远，被扈全禄手下的十五六个土匪跟踪了。土匪们呈半包围形跟踪，和我们不远不近，一直就保持那么半里地的距离，甩也甩不掉。大家正在着急，那一行‘买卖’人中有一个个子不算高，圆脸，但长得十分敦实的中年人却笑着用南方口音说：‘淇县不是有一条淇河吗，我们过河不用愁了，他们是来给咱帮忙的。’他是个富人的打扮，穿蓝长衫戴黑礼帽，大家都叫他‘老板’。他也和大家一起步行。下午半晌的时候，到了淇河边的王滩渡口。我们本来在渡口安排了我们的关系户，但这时前去联系的时候，不见了这个人。原来，日军怀疑他，前半晌就叫特务队把他抓走了。换了土匪孙步月手下的一个班长领着河防队一个班，看守着渡口。看来他们不会让我们渡河，除非一面打一面渡。但河对面也是伪军把守着，南北岸还有日军的游动哨，一打起来伤亡肯定不会小。怎么办呢？
“大家正在着急，‘老板’把我们叫到一块，不慌不忙地说：‘看来我们过河不打过不去，既要打又不能打。不能打还非得打。这些土匪不就是冲着我们的钱来的吗？这几个人有用了，咱们就叫他帮帮忙。’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
“大家领会‘老板’的意思，于是就有看似伙计的十几个人坐在地上不起来，和‘老板’要钱，说：‘咱说好的到这里结算脚钱，你现在不给钱我们就不起来。’‘老板’说：‘尽管我们赔了本，但脚钱不差你们的，这就叫他两个去近地方给你们取钱。’说着指了指浚县的两个同志。这两个同志就立刻起身一个往东南，一个往西北去了。土匪们也分开两股跟踪下去。不到三分钟，东南方响起了枪声，接着就听见有人大喊：‘有八路，快追！’渡口的伪军一听说有八路，马上分了一半往东南追去。紧接着，西北方也响起了枪声，里边也有人喊：‘有八路，快追！’伪军只留下了班长和一个小兵两个人看守渡口，其余的也向西北方追去。趁这机会，我们迅速制服了他们，逼着他们护送我们乘着木排过了河。河对岸的伪军一看班长亲自护送，问都没问，就让我们上了岸。
“上岸后，我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着往西南走。路上，大家都称赞‘老板’智谋赛过诸葛亮。要不是他巧使调虎离山计，调走土匪和伪军，我们渡河非要发生大的战斗不可。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赶到了全寨村傅同玉家，这是我们的地下联络站，公开的买卖就是山货贸易。随着我们工作面的扩大，这里的‘买卖’也越做越大。今天一下来了这么多‘买卖’人，别人倒不怀疑。晚饭后，除暗哨外，连日奔波极度疲乏的大家陆续进入了梦乡。唯有这‘老板’精神很好，他把咱们淇县的这四个人叫到一块，详细地询问了淇县的一些情况，他很健谈，说话也很幽默，平易近人，十分和气。不觉到了后半夜，他才严肃地用右手指搬着左手指说：‘我只强调三个问题，第一，淇县的问题要解决；第二，驱逐国民党李埏县政府；第三，扩大抗日根据地，威胁日军的平汉交通线。
“第二天清早，林县的同志过来接应，‘老板’对浚县的同志说：‘你们该回去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护送。我们没有好的东西送给你们，就让我们唱唱《黄河大合唱》留作纪念吧。’说罢，带头低声地唱了起来。
“这个‘老板’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计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他说的话语是一般人说不出来的，特别是他强调的三个问题，更不会从一般人的口中说出。我想，他一定是八路军的一个高级将领，他有不一般的才能。在那一夜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很想问他‘您咋称呼’？但是有‘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条纪律的约束，使我不敢多问。他们一走，我感到后悔不已。直到县政府成立的那一天上午开预备会时，彭政委才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要认真执行邓小平书记（当时邓小平还兼北方局书记）在全寨联络站给我们的三个指示，……他给我们淇县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这时我们才知道了那一次来的‘老板’就是邓小平。他真是不一般的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不是个小脚妇女。”
老舅爷和我伯父尽管去世三十多年，但他们有关邓小平的回忆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是真正的男人，是真正的男子汉”是他那一代老八路对他的老上级、老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赞扬和评价。
201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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