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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我记忆中的少年生活
蔡 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少年，我的少年是在生活困苦和政治运动中度过的。那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迷茫和荒唐。
（一）、放猪娃
我出生在一九六零年三月，正是国家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我能记忆出的是我六岁的时候。那时俺家很穷，我上边有四个姐姐，因劳力少，我家在队里是老脱户，一分粮食就轮不到俺。俺全家吃不上馍，红薯是每顿饭的主食，喝的稀饭是玉米面参一半红薯面，清早两顿稀饭里面煮的是红薯，中午锅里焖的是红薯，偶尔吃一顿面条，也是白面和玉米面与红薯面搅合在一起的混合面条，隔几天改善生活，蒸一锅馍，也是红薯面馍和红薯渣馍，很少有玉米面馍，更没见过白面馍。有一句顺口溜，说的是：“红薯糊涂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红薯也不是撑着吃的，是生产队分的口粮，就那么些，也得节省着吃。那个时候，生产队粮食打的少，红薯稳产高产，每人都分几十斤，家家户户都打了红薯窖，把红薯藏进去。如果节省着吃，从秋罢能吃到第二年的五月。
我的母亲很会安排生活，为了节约粮食，从春天地里一有野菜开始，她就叫我去地里剜野菜，树叶能吃的时候，她就叫我上树撸树叶，来配着就饭吃。由于吃的粮食少，营养不良，从我的记忆里，那个时候，俺家的人长的都很廋，根本不敢和别人往一块站，怕人家笑话。
一九六六年秋罢，距俺村西三里地的淇县红卫水库开工，俺大队所有的棒劳力都到距村一里地西河沟窑洞里起火，吃过饭就去水库上干活，我父亲是事务长。全桥盟公社十几个大队也都抽调棒劳力来这里参加大会战，俺家住进了外村一个生产队的十几个棒老力，院里支起了大锅。由于他们大锅煮饭，大锅蒸馍，吃饭结束劳力上工后，炊事员就偷偷地把剩馍剩饭给俺一些，俺家的生活条件才稍微得以改善。炊事员是个热心的人，他见俺家生活艰苦，就把自己家里的老母猪生的小猪娃给了俺家一个，让喂大了卖钱。这样，炊事员涮锅的恶水喂了猪，就不乱泼了，也卫生了，但也给我加了活，每天还要给猪剜野菜撸树叶吃。这头猪也争气，只两个月就吃的胖乎乎地，油光毛亮。
但是，好景不长。过了年后，来俺家住的人只住了两天就搬走了，原因是，有一个叫皮馿的人，经常好告发人，他到大队告俺，说俺沾了工人的光。炊事员不敢得罪他，就把伙房从俺家搬到他家。俺家的猪没了恶水吃，饿得直跳圈，父亲就叫我赶着猪去放，这样，我就成了全村第一个和唯一的放猪娃。猪吃人粪，我知道俺村到红卫水库这一溜路工人撒的粪便多，我就沿着水库的路把猪往西赶。猪的鼻子灵敏，专找背地仡佬粪便多的地方钻，这一来一回它就吃饱了。这一年的年底，猪长了一百多斤，卖了六十多块钱。按说这六十多块钱俺能过个好年，但是，俺因为是老脱户，欠生产队的口粮钱很多，队里等着算帐，给俺丢下三块钱过年，余下的全拿走了。全家人过个肥年的期盼成了泡影。
（二）、自学
又是一年的开始，这时我八岁了，生活的艰难使我知道为大人分忧。为了使家里有钱花，我每天就跟着牛、羊拾粪，牛粪交给队里换工分，羊粪除卖给供销社换油盐外，还能得回一些零花钱。俺家的生活开始有了些许的改变。
别人家的孩子到了这个年纪都去上学了，为了家里的生活，我坚持不上学，给家里干活。但我上学识字的愿望一天天地强烈，看到同龄的孩子上学下学，我都羡慕不已，总要呆呆地看上一阵，心里说不出是啥感受。夜里，等我父亲从工地回来后，我就让他教我识字。父亲从小在八路军里长大，认了字，他认的字都是真写字（繁体字），所以教给我的也是真写字。父亲从小念的书，他一直珍藏着。皮馿带人破四旧烧老书时，都没有被搜出。父亲偷偷地给我拿出来，一字一句地教我，教的很认真。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有这几句，“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刘伯承，邓小平，边区的创造人”，“高太有，不洗脸，不洗手，鼻子抹了两袖口”，“摇钱树，五个杈，摇一摇，开金花。摇钱树，人人有，它是你的手”。同时，父亲还教给我念老《水浒传》、《西游记》、《说岳全传》、《论语》、《三字经》等，我学得很快，大多都能自己念成句子。象武松打虎、拳打镇关西、枪挑小梁王、等都是我自己念会的。我感到，我在家里学比别人在学校里学学的东西还多。慢慢地，我也不太羡慕别人了。
六月开始到秋后，我就要拿上镰刀或镢头，去地里割草刨柴火，刨的硬柴火做饭烧火，樱樱草沤粪换工分，质量好的白草父亲都偷偷地把它扛到房上晒干，捆成捆垛成垛，攒够一百来斤后，他就一条扁担挑两捆趁黑夜偷偷地到二十多里外的高村火车站卖，一担能卖六、七块钱，够全家花上一阵。
（三）、辩论会、
这一年，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达到了高潮，皮馿成了村革委会主任，那个捕风捉影的告劲更足了，除了告这个，告那个外，还象叫馿一样在大队瞎踢腾。因他是个八成眼，大家就偷偷地叫他“瞎皮馿”。他不隔两天就主持一次批斗会，总是先一拍桌子，接着象叫馿一样拉着长长地腔调叫着：“把——反革命分子——XXX——带上来！——”
那一夜，他又主持辩论会，先让各小队队长点名。苗秀海是第一小队队长，他是个和稀泥，点名时好一连串点名，这一连串的人中只要有一人答应，就算被点名的人都来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开会，应到场的不到场就要罚工分甚至挨批。只听他点着：“大憨、二憨、苗秀堂，全生、象鼻、小宝娘。”这是两家，两个人答应了，就算全家到齐了。但台下却笑成了一片。全生因鼻子长的长，大家就送他外号“象鼻”。他看大家笑他，不愿意了，嘟嘟囔囔说了几句。皮馿就主持“公道”，批评苗秀海：“你是有身份的人，是革命干部，要尊重群众。人家的象鼻子再长，不是你叫的，下次要改正，鼻子叫短点。”苗秀海就改口：“全生猪鼻小宝娘。”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除那几个挨批老油外，新的挨批对象谁也不知道自己要被批斗，也没有思想准备。就连他自己的“御用打手”也不知道今夜要辩论谁。
等开会的人来得差不多了，皮馿又拍着桌子叫：“把——反革命分子——AAA带上来！”“御用打手”们立即从会场中把AAA揪到批斗台前，弯腰低头，等候大家的批斗。不但AAA不敢、而且被批斗的人谁也不敢争辩“我犯了啥罪？”如果这样，他就要说你不老实交待，就要对你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横遭一顿拳打脚踢。AAA为了少挨打，只好问一句承认一句。
“AAA，今天上午你偷挖队里的红薯，有没有？”
“有。”
“挖了多少？”
“一秧，共两瓜。”
“你为什么要挖红薯？藏到哪里了？”
“我饿了，当时就吃了。”
“红薯是人民公社的，我们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包括我们的头也是人民公社的头，人民公社就是社会主义，你挖的不是红薯，你这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是犯罪，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我没有挖队里的红薯，挖的是社会主义。我吃的不是红薯，吃的是墙角，是现行反革命，我有罪，我改正。今后饿死不吃墙角。”
台下哄然大笑。
皮馿作出判决：罚工十个。
AAA下去后，皮馿又拉着长腔叫：“把——反革命分子——BBB——带上来！——”
BBB不等别人来揪，自己上台低头弯腰，接受批斗。
“BBB，今天下午你们五个人一组担土，你一个人拿镢头筑土，你去屙了五回，他们四个人只好停工待料，没法大干社会主义。你这是仇视社会主义，是反革命，是犯罪，你知道吗？”
“知道，我有罪，我改正。下次屙到裤里，我也要大干社会主义。”他不敢说自己正在拉痢疾，想早早地结束对自己的批判。
谁知白馿揪住“屙到裤里”不放，说他肮脏社会主义，罪加一等，让辩论他。打手们立即上台，伸腿撸胳臂，就要拳打脚踢。BBB突然大叫一声：“等等，让我屙一泊！”
台下又是哄然大笑。台上的一个打手点着他的头，笑着说：“你就是那苗秀礼，一听枪毙你就屙一裤。你看人家申启太，拉着去枪毙还高唱《南阳关》，多有戳儿！”
台下再次哄然大笑。接着，只听皮馿说：“你赞扬土匪申启太，你才是最大的现行反革命，来人，给我打倒他！”台下立即有人高喊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这个“御用”打手立时就被同行们打得鼻青脸肿。
BBB趁着替罪羊挨打，赶紧兜着裤子往背地仡佬跑，再差一步就拉到裤里了。会场里的好些人都听到了他“嗤愣”的一声，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妇女笑得尿湿了裤子。
BBB回来后，皮馿又判：罚工十个。
本来CCC事小，别人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够不上挨整。但是他胆小，怕自己的事被揭发，主动上台交代错误：“俺今天晌午没有菜吃，我千不该万不该到队里的红薯地里撸了一把红薯叶下锅。我错了，以后要坚决改正，饿死不招队里的菜毛。”
皮馿一听，脸就拉长了，叫着：“菜有毛吗？除了你偷不走队里的菜毛外，啥都能偷走。看来你是不想改正，还想当惯偷。来人，辩论他！”他的头上马上长了几个大疙瘩。后来人们笑他“疙瘩比胆还大”。
DDD去山西逃荒时碰上几个販大米的人，其中一个说：“瞧你怪苦的，你叫个啥，家住哪里？告诉我一声，给你一碗大米。”他把自己的姓名地址说了，得了一碗大米。谁知在家里，也有这么几个“好心人”，只要给他报上一个名字和地址，也给你一碗大米。有人为了多得到一碗大米，就替他报了名。谁知后来有了麻烦，国民党的档案中居然有两处他的名字，被定性为“双料国民党”，自然也得上台挨辩论。还得让他的儿子2D和他划清界限，嘴说不行，还得有具体行动，否则，也得受牵连挨批。2D无法，嘴上叫着：“你单料国民党得一碗大米咋不行，还报双料国民党把那一碗大米让给别人？俺在家啥都吃不上，你咋恁好心哩，我听着就生气！你把那一碗大米给我要回来，要不，我和你划清界线！”伸腿撸胳臂就往台上上。DDD一看儿子要打他，就说：“儿啊，你要打恁爹哩？”2D就说：“那可不敢说！”后来，“2D打他爹，那可不敢说”这句话就成了村里的俗语，这件事也成了一则笑话。
EEE在队长敲上晌钟时说了一句“嘡嘡嘡，嘡嘡嘡，吃不上白馍喝菜汤”，被人告发，定性为落后分子，也在会上挨批。他一面用手扇自己的嘴，一面作检查：“我让你嘴馋！能安安稳稳地喝上菜汤也比日本人追着屁股要杀你强，还想吃白馍哩，吃屁吧你！”
FFF会说顺口溜，会议快结束才来。皮馿让他背老三篇，他不会，别人给他起个头他也不会。皮馿非叫他说不会背老三篇的原因，说不好就挨辩论。FFF疾口编了一道顺口溜：“学习老三篇没用心，家里檩条折（SHE）一根，天上下雨屋里漏，老婆抲（HE）水我提溜。”皮馿笑了，放过了他。
那几个被早已定性的、多次挨批的“五类分子”脖子上都挂着黑牌和盛着大粪的茅粪桶，哆哆嗦嗦地站在台上，低头弯腰陪罪，自然还是“只准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辩论会结束，不是说整个会议就结束了，轰轰烈烈的还在后头。有几顶现成的白纸糊的二尺多高的高尖帽，在等待着今天新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带着游街示众。
这个时期就象玩游戏，而社会就像这场游戏的大舞台，让人恐惧，人人自危、悲伤，呼天呛地、忧愁，唉声叹气又快乐、捧腹大笑。整个辩论会也象一锅大杂烩，酸、甜、苦、辣、香五味俱全。今天你把我当成反革命辩论，明天我把你当成反革命辩论。那时开会，好多人是怀着看热闹和提心吊胆的心情去的。这样的会我会每会必来开会，跟着看热闹。特别看到有的人“高高兴兴去开会，鼻青脸肿回家来”觉得挺有意思。同时也担心，因俺家是个穿堂院，皮馿就在俺的里边住，出去进来都要经过俺的院里，俺家的实底他知道，他六亲不认，胡乱踢腾，说不清啥时候他就轮到辩论俺家的人了。
终于有一天，我父亲夜里刚把那一垛草担着卖罢回来，皮馿特意地到俺的房上看了一会，下来就问我：“光看见你往房上扛草，咋不见有草堆哩？”我答：“见天要烧锅，当柴火烧了。”他鼻子里“哼”了一声就走了。我母亲知道大祸就要临头，赶紧听我父亲的话，花完了夜里卖草的七块钱，买了一瓶酒、糖和饼干，给他送到了家里，暂时堵住了他的臭嘴。虽然免去了一场灾祸，但我割了几天的草，父亲在夜里千辛万苦挑到二十里外的高村，这辛苦就算白费了。我心里那个不平劲，不知道该怎样发泄。父亲劝我说：“这叫花钱免灾，总比被辩论得死去活来强的多。”
（三）、看电影
这一年的秋天，电影开始来农村放映，最初是在东边距我村二十里外的思德村。我村有一个社员夜里到这个村看望亲戚，正巧村里演《南征北战》，他也看了。放映结束后，村里人说没看过隐，要求明天再演，放映员不敢明着拒绝，就答应了。这个社员回来后，到处传扬，说电影会打仗，把人都打死了。还说，电影还会下雨，和真的一模一样，把人的衣裳都淋湿了。他说的话好像是天方夜谭，好多人都不相信。他就说：“今个夜里还演，不信去瞧呀！”
那天夜里，我和我村的二十多个人都专门跑到思德看电影，结果村里静悄悄地。经打听，是在距思德六里地的泥河村放影。我们不泄气，又跑到泥河村，结果还是没有。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一路上，有人说：“我们是去看电影的，看不到电影，大家不笑话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到淇县电影院看。”有的人泄气地说：“看电影要买票，每张都两毛钱，那可是两天多的工钱，况且，还不到年底算账的时候，谁有钱买？”有人就出主意，说：“那咱就把兜掏掏，看看能有多少钱，能买多少票，人人都有股份，按人头均摊，有现钱的就算，没现钱的争着。然后大家锤把锤赌输赢，赢了的去看电影，输了的在外边等着。但是，无论谁看了电影，都要给大家讲讲，谁保留一点是小舅。”大家一致赞同，于是有钱的就掏出了钱，一合计，能买六张票。大家赌了输赢，确定了六个看电影的人。大家高高兴兴地往淇县城涌去。
我们去的晚了，电影开演几分钟了，但还有陆陆续续的买票人。我们都挤到买票口问，今天演的是啥？回答：《白毛女》。那六个人买了票就进去观看。我是输家，和那十几个人坐在路边耐心地等待。电影结束了，那六个人先后从电影院出来，大家“刷”地拥上去，问演的啥内容？他们神秘兮兮地说：“现在不能说，到路上才说。”大概是他们怕说不好，惹城里人笑话。我是这样想的。
回家的路上，我们走的很慢，静静地听那六个人讲电影《白毛女》里的内容。他们有的讲，有的补充，说：“有一个恶霸地主叫黄世仁，大年三十逼穷人还债，把穷人逼得喝卤水死了。黄世仁还不罢休，又把人家的闺女抢走了。这闺女在地主家受够了苦，逃进了深山里，吃的都是野东西，慢慢的头发变白了，成了白毛女。”
说到这里，我们听的人中，有的说：“地主黄世仁真坏，该打倒！”“对，该打倒！”大家附和着。
看电影的人就说：“全电影底下的人看到这，一个个都很气愤，大家都站起来高喊口号：‘打倒黄世仁’！那场面，满超过咱村开大会斗争地主老K的场面。真是汹涌澎湃啊！”我都听得入了神，恨自己命运不好，锤把锤赌输赢的时候咋就不赢呢？我真想看看打倒地主黄世仁的场面。同时我在心里也萌生了挣钱买票看电影的想法。
有了奋斗目标后，我割草拾羊粪的劲头更足了，但也长了一个小心眼，把每次卖羊粪的钱总要克扣一两分，慢慢的积攒，想着等钱够了我一个人就去淇县看电影。但是，家里的生活条件艰苦，等攒够了的时候，还没有找到去看电影的借口，就又捐献给了家里。使我的愿望始终没法实现。
有一回，我去了十几里地的李沟村姑姑家吃柿子，姑姑怕我回来得黑，让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回来后，听到大街小巷都在津津乐道地讲昨夜看电影的事，到了中午，人们聚集在饭市上吃饭，你一言我一语，讲的也是电影里的事。
因演的电影就是《白毛女》，勾起了村干部组织群众忆苦思甜的想法。夜里，全大队以小队为单位，都在分片进行忆苦思甜。队里蒸了一些红薯渣掺谷糠配树叶的馍，煮了几锅野菜汤，全队无论大小男女排着队领吃，一面吃，一面还唱那《诉苦歌》：
“天上布满星，
月亮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恨。
千头万绪，
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泪，
挂在了胸。
不忘那一年，
北风刺骨寒。
地主闯进我的家，
狗腿子一大帮。
说我们欠他的帐，
又说俺欠他的粮，
强盗狠心，强盗狠心抢走了俺的娘。”
有的人一面唱就哭了，可能是触动了过去的痛处。他一哭，大家都哭了，这时，干部就领着高喊口号：“打倒地主！打倒恶霸！打倒土豪劣绅！”“打倒黄世仁！”那场面真是汹涌澎湃。电影真是感染人啊！我后悔，不该跑到十几里地吃柿子。误了这么大的事。我就问干部，啥时候咱村还演电影？人家说：“啥时还演，没时候，不是自己说了算。这次是因为红卫水库是县上的重点工程，咱村住了这么多的工人，县上来演电影，是慰问演出。象思德村演电影，是因为人家出了两个老红军，也是慰问演出。”听这一说，我的心里有些失望。我想，怎么演了这么一场电影，让工地上的工人一想起来就要哭，还能干活吗？下次演电影能不能演场鼓舞人心的？我把这个想法和干部说了，他当时没有吭声。
停了几天，水库上出了事故，崩石头时把我村的一个工人崩死了，全公社的民工开了追悼会，说他重于泰山。并说要上报，请县上来演电影进行慰问。
第二天夜里，我村果然演电影，而且是我认为鼓舞人心的《南征北战》。我顾不上别的，跑到五里外的姥姥家，让他们都来看电影。他们就早早地吃了晚饭，都来看了，连我七十多岁的姥姥也来了。那天夜里，电影底下人山人海，正反两面的人一样多。后边的人板凳摞板凳地站在上边勾着头看。时不时地把人都拥挤翻了，而且一翻都是好几个。前天在思德看过《南征北战》的那个人成了“观导”，还没演到哪他就讲到哪了。我的姨姨看着看着晕过去了，说那个胖胖的抱着炸药包炸敌人坦克负伤的低个子解放军就是她当兵的儿子。
（四）、上小学
第二年，我九岁。其实在我以下还有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俺姊妹九个，是一个有十一口人的大家了，所以家里的生活就显得更加困难。父母认为，家里的状况反正就这个了，一二年是翻不了身的，不能连累我，让我上了小学一年级。我上学很节俭，用的笔是拾的铅笔头，用的本是同学用过的本的翻页或从标语和大字报上剪下来的空白。书上的字和算术题因父亲早就教过我，所以不用老师教我全会，因此我是班上的优秀生。老师懒得给学生改作业就让我改。
第二年上二年级，我十岁。也就是一九七〇年，社会上开始不重视学习，学校的校长叫渠茂林，大家戏称他“骑毛馿”，被当成资产阶级路线在学校的代言人和臭老九被排挤走，学生在学校整天就知道玩儿，老师不敢管。好在这一年家家都安了电灯，我也不上学了，白天拾粪割草刨药材，夜里守着电灯学习，自学了二年级的课程。还读完了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转眼又是新年后的开始，学校新调来一个耿老师，他一来就和皮馿吵了一架，说皮馿胡乱踢腾，支棱不了几天。果然，没过三天，皮馿“投机倒把到内蒙，倒卖烟叶和麻绳”之事败露，被别人踢腾下台。因此耿老师在村中的威望一升千丈。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几个代表都和他很合得来，因此他也能顶住各种压力狠抓学习。这一年，我在学校踏踏实实地学习了三年级的课程。这几个代表也都赞赏我的学习成绩，学校办黑板报，大多由我用毛笔书写后排版张贴。
一九七二年，批林批孔又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墙上到处都是贴的标语口号，那种辩论人、游街示众的情况似乎已不再有。下台后的皮馿好久不叫唤心里憋地慌，有意找我和耿老师的差。那一天他见我用标语纸钉的本写字，去耿老师那儿告状，说我对文化革命不满，破坏批林批孔运动，让耿老师停我的课。耿老师又和他吵了起来。他点着耿老师的鼻子说：“好你个臭老九，你不停他的课，你就给我走！”那情景好象又回到了二年前辩论人的时期。我怕耿老师为我受委屈，自己中断了四年级的学习。随后，耿老师通过有关渠道，和王老师搞了互换。直到第二年，我才重上四年级。那一年，我十三岁。
（五）、王祥来了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村中来了一个一瘸一拐的拴菠苣的手艺人，他担着货担，手拿一串铁删刀片，“呼唰，呼唰”地忽闪着。他已近六十岁，到树影下卸下担儿摆好家什等活。“王祥来了！”村里人都认识他，纷纷从家里拿出破损的簸苣、簸箩、篮子让他修，还请他中午务必到家里吃饭。王祥笑着说：“不用了，还是老地方吃。”村里人见着他的脸上，脖子上，胸口上的几处伤疤，不住口地称赞：“老革命了，能活过来就不容易了，还干活，老不歇心呀！”他说：“少没良心。放着幸福生活不过，瞎踢腾！”大家就对他“嘘、嘘”两声，意思不让他吭。
他是土门村的人，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通讯员，解放战争时期的民兵队长。在一次战斗中身上被土匪刺了十几处刀伤，但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在给八路军送信时和我伯父、
父亲相识，结成好友。因身上多处受伤不能干重活，就学了这个手艺。
父亲和伯父见王祥来了，就让我去李沟请来了我姑姑。我们两家兑了面粉和菜，大家围着磨盘一起吃中午的团圆饭。刚吃过饭，大家闲谈起来。不知不觉就唠到了过去的事。王祥说：“日本人来的那一年，您一家不是死了四口人吗？”一提过去，姑姑想到了她死得可怜的父母及爷爷和太爷爷，忍不住哭了起来。她这一哭，我的父母、伯父、伯母也哭了，我们这一辈的孩子也跟着哭了起来。王祥劝了这个劝那个，见大家不听他的，就一拍磨盘，还是过去民兵队长的架势，咋呼着：“你们看，你们看，这哪象八路军？革命战士流血不流泪，日本鬼子来了，你们还哭，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说的话没一点板眼，最后的一句竟用手比划着唱了起来。伯母忍不住笑了起来：“死梦祥（梦祥：王祥小名），惹我们哭，还惹我们笑。”王祥却说：“这是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哭我笑。”他这一说，大家真的破涕为笑。接着，王祥为我们上起了政治课：“过去我们八路军打跑了鬼子打老蒋，牺牲了多少个好同志，为的是啥？是为了你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为了你们能快快乐乐地聚在一起。你们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他拉着我的手说：“听说数你学习最好，你要把老一辈付出的牺牲，流过的血，留下的斗争故事记下来，写成书，写成诗，写成戏，让祖祖辈辈不能忘记。”他说这话的含义我虽说不很懂，但不知咋的，竟然点了点头，也算是对父辈，对为革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八路军的一个承诺。
从此，我就专心地听大人们讲过去的故事，特别是我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故事。我舅爷是淇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淇县人民武装的奠基人，经历的对敌斗争故事很多，我为了听到更多的故事，就利用星期日或假期多次往他家里跑。每次他都不厌其烦地把他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一些故事讲给我听。我除了认真听外，还拿着笔、纸作记录。回到家里，就整理成一篇一篇的小故事。有的故事被我引用到作文里，班主任王老师多在班上念，他称赞我在文章上有天赋，将来在这方面定有成就。
（六）、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有一次，我结合我村被日军扫荡的事实写了一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作文，被王老师修改后让我重抄了两份，其中一份送到了上边的啥单位。当时解放军某炮兵团的一部在我村实弹演习，军民开了忆苦大会，我们学校的师生和全村群众都参加了。会上，王老师让我读了我的这篇作文，读罢，团领导热情地和我握手，说我小小的年纪、小学还没毕业文章就写这么好，了不起，以后在这方面定会出人头地。台下顿时一片掌声。第二天，解放军出了墙报，我的这篇作文也写在了上边。
过了几天，村里来了一个记者，采访了作文中提到的几个人。随后，署名为这个记者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赫然上了省报，被采访的几个人也成了轰动全村的新闻人物。
夜里，全大队开群众大会，村干部拿着报纸念了这篇文章后说：“念这篇文章是公社布置的政治任务。这篇文章不是咱村蔡XX写的吗？为啥换了记者的名字就能上报纸，就能被重视？”皮馿却轻藐地说：“哼，写文章有啥用！中吃，中啃？”
第二天一早，团领导拿着报纸来找我，他把记者的名字划了一横道，另写了我的名字，说：“他拿你的文章署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说：“人家采访过了，修改过了，加上了自己的话，就是人家的劳动成果。象这一句：‘村民蔡金清说，我有五个孩子，其中两个闺女，三个儿子，都上了学。大儿子上高中……’就是人家写的，只是‘大儿子上高中’这句不合实际，他上的是初中。但巧合的事很多，这可能是巧合吧。我能说这报上的文章是我写的？”团领导仍愤慨地说：“最起码也得挂上你的名字。不然，就是剽窃，是抄袭！”
从此，我更加崇敬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七四年，我十四岁，上五年级。我的本家哥验上了兵，要走的前一天，我叫我母亲给他做了一碗捞面条。第二天上午，我没去上学，一直把他送到村东二里地。
（七）、低调做人
这一年，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又起，皮馿的尾巴也在悄然翘起。我割的一垛草也被他举报没收。这还不算，他还逼迫大队干部命令我父亲作检查。父亲到了大队，对干部说：“孩子要上学，抽空还经常到山里的好几个村写东西，用的纸、笔很多，鞋也磨的很快，花项很大。大人从来没钱给他，他完全是自供自足，不连累家人。草没收了我们不说啥，恐怕孩子不乐意。不中就给记几个工，安安他的心。”皮馿就说：“不游街示众就是好的，还讨价还价！”吓得我父亲不敢说了。
干部就问我父亲：“他写的是啥？能不能叫看看？”父亲就到家里，把我写的稿纸拿到了大队。大队干部看后，说：“他写的文章都是全县的真事，是我们大人办不了的事，我们要支持。草的事，补几个工算了。”大队干部拍了板，皮馿没法，头一支棱一支棱地走了。
随后，我问父亲，皮馿为什么老和咱过不去？父亲说：“这要从土改说起。那一年，我在土改小组负责算账。轮到给皮馿分地时，他让我给他多算点好地，给他的仇人少算点好地。因为是大家评议的，我没有听他的话。从那时起，他就对我怀恨在心。五七年我是大队会计，他是大队部成员。有一天他拿了一把自己写的单据让我上帐报销，我坚持让他去找大队长签字，大队长说这是他自己胡乱写的假单据，不给他签字，又惹恼了他。在上报粮食产量时，他让我虚报产量，又被我拒绝。他就到上边告我右倾，给社会主义抹黑。县里澄清了事实，批评了他。第二年，他因乱踢腾被免职，说我没赤心帮他，就更加对我恨之入骨。以后他多次找咱的事，其实就是泄私愤图报复。”
致此我算彻底知道了皮馿这个人。原来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明着像好人，原来是这样一个阴险的东西！我对父亲说：“惹不起怕起，以后咱躲得他远远的。”父亲却说：“是他教会了你怎样做人，应该尊重他。”
其实，父亲和伯父一样，不争功，不张扬。大亏小亏常吃亏，死吃亏，吃死亏，从不和人过不去，一直都在无怨无悔地低调做人。这样的性格也深深的影响着下一代。尽管皮馿得势的时候仰着头在我们的院子里嘡嘡而过，失势的时候对我们横眉竖眼，但我们还是照样尊重他。因此村中的人都替我们窝囊。
皮馿见我业余写故事很在心，就有意耽误我的学习时间。常常给我提供一些似乎真实的重大故事线索，催我快去某村找某人核实，还说，你去的迟了，当事人就死了。当我请了假翻山越岭赶到时，才知道多是子虚乌有。我虽然常被他作弄，但也能起到澄清事件真相的作用，也能另外获取新的故事线索。因此我打心眼里还是感激他的。
小学五年级的课程学完后，我就到附近的大洼村上初中了，我的少年生活也就此结束。由于那是一段特别的年代，所以我对那个年代的记忆特别的清晰。
2019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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